论民族生态伦理与民族生存环境的关系

民族生态伦理学试图探讨特定族群共同体如何适应塑造其生存的生态环境,并伴随此过程形成相应的风俗习惯、伦理道德以及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等问题。民族生态伦理学强调自然环境、社会经济与民族文化的整体和谐发展。民族生态伦理观是用人和自然协调发展的理念去思考和认识少数民族生存的社会、经济、文化等问题,把伦理道德与生态有机辩证地统一起来,最终促进少数民族与生态环境持续、健康和稳定发展。

云南少数民族生态行为对当代生态伦理的启示

云南少数民族由于其原始崇拜、风俗习惯、禁忌和宗教信仰,客观上很好地保护了当地的生态环境,事实上已造福于一方百姓和子孙后代。从生态伦理的角度出发,云南少数民族生态行为遵循了自然界的客观规律,达到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目的,是符合当代生态伦理标准要求的,也为当代生态伦理建设提供了许多可以借鉴的思路,如坚持生态文化的净化原则,建构正确的民族生态伦理观等。

新环保法的生态伦理问题:时代特征、系统关联性与伦理自觉的限度

新环保法是针对我国环保总体发展形势制定的"维护生命底线"并发挥"拨乱反正"作用的环保根本大法。其时代特征既体现在"是开创我国生态文明新时代的重大政治举措",也体现在适应世界发展的生态时代,推进生态文明的"中国范式"并使生态文明成为"世界环境保护运动新阶段"的开路先锋。然而,新环保法在执行过程中既受到"国民精神素质状况""社会根本矛盾的变化""法律成为活法的方式"等社会系统关联性的制约,也受到"认识程度""政府责任和诚信"以及"舆论监督和公共文化教育"等意识形态系统关联性的影响。由此进一步发现,新环保法在理论上存在着伦理自觉的限度,即在于单一的人类中心主义的法伦理学定位:一方面,体现在对生态文明定位理解的偏颇,只考虑人类生态,没有把与人的生存紧密相关的那些"自然生态",以及与其他生命种类命运相关的"人类生态"纳入文明考虑并依此"创造绿色知识";另一方面,基于上述"创造的绿色知识"在重建文明的社会生态秩序方面也就显得不够全面。只重视"人类世界"而忽视地球"自然世界",其结果:只保护对人类有益的环境,可能破坏其他非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只保护供人类可用的资源,可能掠夺其他非人类的生存资源。实质上,生态文明与其他文明的根本不同之处就在于"对生态讲文明",是从生态关系的尺度即以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关系为目的,而非仅仅是为了一个人类物种、"为保障人类或公众健康"或"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目的。不仅如此,新环保法在实践上也存在伦理自觉的限度,即体现在"划定生态保护红线"、"生活废弃物处置和回收利用"以及"加强环境保护宣传和普及工作"等实践过程中伦理自觉上的模糊性。

民族生态伦理与茶马古道研究——以普洱地区为例

茶马古道滇藏线以普洱为起点,是当地民族以骡马贩运普洱茶而形成的悠悠古道。本文通过实地调研与文献整理资源,探讨茶马古道形成的生态学意义,从普洱茶的采摘与制作、茶马古道成型的生态溯源及马帮行规等,梳理窥视茶马古道上的人与茶、人与人、人与自然的朴素民族生态伦理,并指出民族生态伦理对作为世界遗产的茶马古道其核心价值构成的重要意义。

畲族宗教信仰视阈中的生态经济伦理探析

畲族有着丰富的宗教信仰文化,畲族宗教信仰主要表现为祖先崇拜、图腾崇拜和自然崇拜。但通过对其进行探析发现自然崇拜中的土(山)地崇拜、林木崇拜和动植物崇拜等蕴含着深刻的生态经济伦理思想。这种思想体现了畲族人们对自然万物的敬畏之心,它倡导人们需要树立尊重自然、保护自然、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理念,客观上发挥了重要的环保作用。挖掘畲族宗教信仰中的生态经济伦理思想,对于今天的生态文明建设和保证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