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定装饰铜器与生产作坊关系考辩——亚址、亚醜、戴家湾铜器与孝民屯铸铜作坊的个案分析

通过对单一因素的单眼蹼形大角特定装饰造型分别见于晚商“亚址”“亚醜”铜器和西周早期“户”“鼎”“■”铜器的现象以及孝民屯铸铜作坊同类陶范出土情况的分析与考辩,认为同一特定装饰的铜器、甚至是形制、纹饰完全相同的铜器可以分属两个不同的族群或家族;同一铜器铸造作坊可以为不同的族群或氏族铸造同一特定装饰铜器、甚至是形制和纹饰一致的铜器;同一铜器铸造作坊可以为不同王朝铸造同一特定装饰的铜器,且一般分属不同的族群和不同的文化;同一特定装饰的铜器往往为同一阶层所有,可以跨族群、氏族却不能跨越社会等级。

广西毛南族傩面具的色彩关系与创新设计应用研究

毛南族傩面具是傩戏表演不可缺少的道具,丰富的傩面造型凝聚了民间艺人的劳动智慧,反映出了毛南人历史文化与精神信仰。本文通过对傩面具进行色彩提取,将傩面色彩归纳分析,总结其运用规律,构建可行的设计流程,并对毛南族傩面具进行了创意性的设计实践,以期为毛南族傩文化的多元化传承发展提供新思路。让毛南族傩文化焕发时代光彩。

关于族群关系、民族关系与社会关系的关系

“族群”与“民族”概念上存在着交叉关联。族群关系、民族关系都是一种社会关系,但社会关系不一定都构成民族关系,民族关系有时也不一定能够准确地表述特殊的社会关系,族群关系却可以化解民族关系表述的“潜在危机”。族群关系、民族关系与社会关系的关系具有多向性、非对称性和动态性的特点。

维吾尔族和汉族大学生的族际友谊与面孔识别跨民族效应的关系

目的:考察维吾尔族(简称维)和汉族(简称汉)人口比例不同地区,维汉大学生的异族友谊经验与面孔识别跨民族效应的关系。方法:按照人口统计学标准选取维汉比例为1∶9地区汉族大学生33人(与维吾尔族低接触组),维汉比例为9∶1地区维吾尔族大学生32人(与汉族低接触组),以及维汉比例4∶6地区维吾尔大学生32人(与汉族高接触组)和汉族大学生34人(与维吾尔族高接触组),利用E-prime程序编程让被试执行"学习-再认"范式以考察识别本族和异族面孔(汉面孔/维面孔)的能力,采用自我报告的异族友谊卷入时间和自我表露程度考察异族友谊水平。结果:与汉族高、低接触组对本族面孔的再认正确率、鉴别力均高于对异族面孔的判断,而虚报率低于对异族面孔的判断(均P<0.01);与维吾尔族高、低接触组对本族和异族面孔的再认正确率、鉴别力和虚报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逐步回归分析显示,与异族朋友相处的时间和族际友谊亲密度对跨民族效应幅度负向关联(β=-0.87、-0.56,均P<0.01)。结论:维吾尔族和汉族大学生在再认维汉面孔时采用不同的编码策略,族际友谊水平是预测维汉大学生面孔识别跨民族效应的有效指标。

珠江三角洲外来企业中的族群与族群关系(下)——以深圳中成文具厂为例

从衡量族群关系的文化、社会交往或基层组织的相互进入、通婚、族群认同、偏见、歧视、资源与权利分析等 7个变量解析了中成文具厂的族群关系及族群关系的主要特征 。

新时期散杂居民族关系的焦点

在新时期各民族社会经济获得长足发展的背景下,旧有的民族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散杂居的弱势性决定了散杂居民族关系成为新时期民族关系的焦点。而关于散杂居地区的快速发展及其与聚居地的差别、与汉族地区的巨大差距使得散杂居地区的经济发展问题成为散杂居民族关系的焦点。经济发展下的劳动力二维流动构成了散杂居民族关系的主要内容,使城市和民族乡成为散杂居民族关系的重要内容。

论历史上的新疆民族关系

新疆的地形地貌特点,使其在古代民族迁徙的过程中,占据重要的地位。东来西往的诸多民族,都曾在这里留下过他们的足迹。历史上,影响新疆民族关系的主要因素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是不同的,其表现形式也不一样。从汉代开始到宋辽金时期,新疆的民族关系主要受中央王朝与北方游牧民族政权矛盾斗争的影响。宋辽金时期,在影响新疆民族关系的诸因素中,又增加了宗教的因素。历史发展到近代,帝国主义的侵略,不仅影响着新疆各民族之间的关系,而且也影响着新疆各民族与全国其他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但是,不管历史发展多么曲折,互相依存、互相吸收、互相融合,在共同开发、建设和保卫西北边疆的过程中,逐步地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不可缺少的一员,始终是历史上新疆民族关系发展的主流。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任何人也改变不了的。

文化涵化与族群认同——青海河南蒙古族文化涵化问题研究

河南蒙古族是厄鲁特蒙古和硕特部的一支,在明代就已皈依藏传佛教,清初移牧黄河河曲后,由于受到藏族文化和藏传佛教的进一步影响,文化发生持续涵化,尤其是作为文化传承载体的本民族语言文字的丧失使得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再生产发生断裂,同时经济和生计模式的相似性和跨族群宗教认同的建立和强化,使得河南蒙古族与周围藏族间社会一体性和同质性加强,族群认同也愈来愈与文化认同叠合式模糊。

论民族文化传承与教育的关系

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文化传承和教育的关系主要表现为民族文化传承对教育的影响、教育对民族文化传承的影响及二者的交互作用。民族文化传承对教育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增加知识与技能、影响智力与非智力因素、培养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以及对教育内容和途径的制约;教育对民族文化传承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促进民族文化的心理传承、促进民族文化的保存、积淀和选择以及对民族文化传承质量和水平的制约。教育在一定程度上是民族文化传承的产物,又是民族文化传承的一个动因;民族文化传承是教育的目标之一,又服务于教育的目标。

论和谐社会构建对散杂居民族关系的影响

和谐社会构建对散杂居地区的民族关系将产生积极而深刻的影响,但在和谐社会构建这场深刻的社会变革中,可能会出现一些不和谐因素,文章针对可能出现的不和谐因素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多元一体——论云南民族关系的历史经验之一

民族和民族文化的问题是当代一个引人注目的、重大的热点问题,而一与多、统一性(共性)与多样性的关系,是其中的关键问题。对于正确认识和处理这个关键问题,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历史中包含着极有价值的思想资源,因为,中华民族是一与多的统一、共性与多样性的统一,即是一个多元一体结构的民族实体。中华民族的这种多元一体的结构,在云南表现得最为明显和典型,由此,总结云南民族如何形成多元一体结构的历史经验,对于认识我国多元一体的民族关系,进而认识当代民族与文化的世界性问题,都具有重要而普遍的意义。

从族际交往看当代黔中地区屯堡人与周边少数民族的关系

费孝通先生曾指出"民族关系是指民族与民族之间的交往关系。"所以本文从族际交往这一视角来分析贵州省安顺地区"屯堡人"与周边少数民族的关系在当代的演变情况。通过研究我们发现: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当代黔中地区屯堡人与周边少数民族的交往日渐频繁,民族关系日益融洽。

南岛语民族的起源及其与中国南方民族的历史关系

本文对今天分布在东南亚海岛地区的南岛语民族的起源及其与中国南方民族的历史关系进行了探讨,认为南岛语民族先民的主体来自中国南方,与中国古籍中记载的分布在东南沿海的百越民族和分布在云南的土著民族的先民有着共同的渊源关系。今天的南岛语民族主要是由从中国云南乃至西南地区先后迁徙出去的"原始马来人"和从中国东南和华南沿海地区迁徙出去的"续至马来人",与当时分布在东南亚各地的黑色人种进一步融合后形成的。

石砫土司统治与民族间信任和谐研究

石砫土司作为重庆民族地区重要的少数民族地方势力,统治石砫土司地区800余年。其间,石砫土司正确地处理了与中央王朝、周边势力、辖地百姓的复杂关系,民族间形成了政治军事互信、经济文化互动、民族和谐相处的信任和谐局面。这种和谐民族关系局面的形成,为我们今天正确地处理民族关系、促进民族间信任和谐与地区稳定发展提供了历史经验。史实告诉我们,正确地处理民族关系、促进民族间信任和谐,就要正确地处理不同民族的利益诉求,努力促成民族间的信任和谐和民族地区的稳定发展。

构建共生互补型城市民族关系的思考——兼论城市和谐民族关系构建的基本人文理念和实践目标诉求

从社会共生论的视角,提出现代城市民族关系是一种"共生互补"的关系。作者认为构建共生互补型城市民族关系,要着眼于城市多元文化与多民族的生存场景,城市各价值主体应重新审视自己的立场,把和谐共生作为现代城市的存在方式和法则,自觉遵循互补共赢的原则,共享各族人民所创造的社会文明和社会成果。

民族共生理论:散杂居民族关系及目标范示研究

本文以生物学中的共生理论为参照,基于生物共生理论的理念范畴和分析方法,结合生物共生理论在其他领域的研究成果,重点考察了我国散杂居民族的共生关系,并提供了民族共生目标范式以及实现途径。

南朝对诸“蛮”的认识及治理方式

“蛮”在南方民族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们的向背直接影响着政权稳定、社会进步及民族关系格局。南朝各政权的政治家、史学家等各类人物对诸“蛮”的认识及治理方式,决定着这一时期民族关系的发展状况和走向。南朝对诸“蛮”的认识与治理方式,既有浓重的功利性色彩,又在发展变化过程中趋于理性,武力因素在减少而人文关怀在增加。这种趋势,使南方诸族的反抗情绪逐渐降低,互相认同、相互合作的意识逐步强化,这有助于南朝各政权的稳定,有助于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有助于各民族共同发展。

人类学视野中的交往与族群关系

人类学意义上的"交往",不仅指人类共同体内部成员之间的往来和自我认同,而且也指共同体与共同体之间的群体交往或个体与其他个体的往来。源于不同文化背景的族群交往通常表现为族际之间的矛盾、冲突与调适,族群关系就是在这种互动过程中趋于紧张或和谐。

中国近代西南民族关系史研究综述

中国民族史和民族关系史研究成果颇多,尤其是历史上汉族和少数民族关系研究的比较多。不足之处是大部分研究成果在时空上往往局限于古代(1840年以前),涉及近代的很少,有之,则往往又以政治史为主。至于中国近代西南民族关系史的研究成果就更少,亟待加强。

再论《司马芳残碑》刊刻的年代及其背景

《司马芳残碑》作为魏晋司马氏唯一的一方石刻史料,其价值弥足珍贵,对于此碑的刊刻年代一直众说纷纭,我们在分析前人的基础上,认为《司马芳碑》初刻于汉末,重刻于北魏太平真君六年(445)。之所以在北魏重刻此碑,不仅是司马氏家族现实政治的需要,还是北魏统一北中国后塑造胡汉共同体政权的影响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