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ploration on the Foundations of Contemporary Education and Ethnic Music Edu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usical Instruments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multicultural arts,music education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the educational research system.However,the teaching of traditional Chinese folk musical instruments,as an essential branch of music education teaching,has been neglected.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significance of Chinese folk musical instrument education from three aspects:the history of Chinese folk musical instruments,the development of folk musical instrument teaching,and the integration of modern musical instrument education with folk musical instrument education.

传统戏曲演唱技巧在民族声乐中的应用研究——以《断桥遗梦》为例

传统戏曲是中国民族声乐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传统戏曲演唱技巧的传承和发展,将推动民族声乐向更高的艺术高度迈进。传统戏曲演唱技巧源于中国古代音乐的传统,包括曲调的变化、音域的运用、音乐节奏的控制等,将这些技巧应用于民族声乐中会使演唱更富有戏剧性和感染力。因此,在现代民族声乐发展中,应吸收和融入传统戏曲演唱技巧,以使民族声乐更加多样化和富有个性。

胡风汉韵的激荡与融合——论魏晋北朝时期的河北艺术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剧烈动荡带来了河北地区各民族的不断融合,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以汉族艺术为主导,其他民族艺术为辅助的创作新局面。首先,游侠文化在胡、汉之间盛行,该文化所具有的强健之风给当时的艺术创作带来影响。其次,北方少数民族带来了大量的异族文艺,以西域乐舞为代表的胡乐与中原雅乐开始激荡融合。而佛教的流行则使人们对生命中的痛苦有了更深的理解,佛教的慈悲情怀慰藉着乱世中的心灵。总体而言,“力”与“悲”的张力在这个时期的艺术作品中留下了鲜明的痕迹,构成这个时代艺术最鲜明的审美风格。

客家族群“新迁移”背景下非遗文化的“传统—现代”转型——以珠三角广东汉乐的在地化为例

与大埔县源发地的广东汉乐相比,珠三角广东汉乐在乐器组合、人员构成、活动特征、社会功能、乐曲选择、音乐风格等方面既有传承也有创新。珠三角广东汉乐的在地化与客家族群性格、国家在场等因素紧密关联,这对广东汉乐的传承与发展既是机遇也有挑战,典型地体现了客家族群“新迁移”背景下非遗文化的“传统—现代”转型,同时也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启示:传统与现代之间并非只有对立或趋同的生存形态,也有并存或联结的中间形态;传统文化的再生产、再创造,需要赋予新意涵和新形式,从而为传统文化的承续提供适宜的现代性语境。

黑龙江少数民族音乐非物质文化遗产在高校的传承与发展思考

黑龙江省少数民族类型众多,音乐风格别具一格,其中赫哲族的“伊玛堪”说唱艺术和达斡尔族的“乌钦”唱艺分别被收入到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和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可见少数民族音乐的稀缺性及重要性。因此,高校应承担起传承与发展的重任,通过合理设置课程、改革教学内容等方式,培养学以致用的人才,进而实现对黑龙江少数民族音乐非遗的有效传承。

歌剧《骆驼祥子》中音乐语言处理及民族音乐元素分析

郭文景所创作的歌剧《骆驼祥子》中的音乐,并未延续大多数歌剧改编中的京味京韵,而是通过具有极大戏剧张力的歌剧化音乐语言和宏大的交响乐写法,创造出了具有国际标准和民族特色的歌剧内容,使得整部歌剧独具特色。通过分析《骆驼祥子》小说和歌剧剧本,以及探究汉语字音、人声对位等掌握了其中音乐语言处理以及民族元素的应用,在一定程度上给未来歌剧创作提供了借鉴。

海外音乐民族志研究刍议

海外音乐民族志研究是国内民族音乐学学者运用“双重语言能力”,在基于跨国境与跨文化比较视野下,以汉语为音乐民族志叙事与书写符号,对异国音乐文化展开的长期居住式的田野考察实践活动。同时,研究主体从西方学者的被表述与中国本土学者的自表述,转变成为基于全球视野下的针对异国他乡音乐为叙事主体的研究。研究的重点是从全球化文化维度重新思考音乐风格特征的生成、发展与文化变迁原因与其所在国经济、技术、媒体、意识形态、族群建构等文化景观的关系。海外音乐民族志研究除了聚焦国外原住民音乐的研究,更应关注跨界语境中的中国音乐的海外传播研究。

“女子十二乐坊”及其音乐的海外传播回望与再思考

2001年成立的、将中国民乐与流行音乐结合起来的“新民乐”演奏组合“女子十二乐坊”,曾在中国当代音乐的海外传播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该组合以“民族性与世界性的融合”“传统性与现代性的结合”为传播理念,探索出先“出口”后“内销”、先“近邻”后“远亲”的传播路径,采取“因人因地制宜”“文化与商业联姻”的传播策略,其艺术实践也为新世纪的传统民乐发展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与值得思考的“蓝本”。当前,面对新时代民族音乐海外传播的风格转型,该组合如能及时做出相应调整,亦有望在新的历史时期与新的文化环境下书写新篇章。

中国电影音乐中少数民族音乐元素的掺入与整合——以少数民族题材电影《草原上的人们》为研究对象

从电影艺术诞生之日起,音乐就成为电影中必不可少的组成元素之一。无独有偶,从1930年中国第一部有声电影诞生之日起,中国电影音乐中的民族化进程业已起步。为此,中国的音乐家们为中国电影音乐民族化的进程,坚持创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电影音乐中,尤其是反映少数民族题材的电影,少数民族音乐元素的渗入和整合的比重明显增加,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十七年时期”少数民族题材电影音乐中对于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的渗入吸纳与改编创新,影片《草原上的人们》是它们当中的代表和典范。认真总结其创编经验,有助于今天对中华文化多元性的深刻理解,正是这种对于中华文化载体的全方位了解和诠释,才给予今天的创作者们更大、更广的发挥艺术创造力的空间,也展示出电影音乐在建构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整体进程中所发挥出的独特功能。

侗寨声音景观与文化旅游的和谐共生——以湖南通道侗族“三月三”大戊梁歌会为例

农历三月三大戊梁歌会是侗族重要的民俗活动之一,也是声音景观概念下的具有鲜明族性特征和地域特征的典型案例。侗寨声音景观与自然景观、文化景观融为一体,具有独特的民族性与民俗性。侗寨声音景观体现出音乐的传统性与表演的现代性。传统与现代制造的声音景观与文化旅游互为目的,在地方文化建设中构成和谐共生关系。

论我国民族音乐理论的初期建设(1949-1966)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66年,中国传统音乐理论研究形成第一个高峰。该时期理论成果主要是对民间音乐的收集、整理,研究与探讨主要集中于唱法问题、形态研究、历史演变、继承与改革、语言与音乐的关系等方面。对少数民族的音乐研究,多在采集、整理层面;宗教音乐也开始纳入学者的视野。中国民族音乐理论的初期建设呈现出“形态描述、乐种梳理与史学贯通”的三大学术传统,以及“音乐→文化→音乐”与“音乐、文化”一明一暗的学理路径。当代音乐研究应重视并继承我国本土的传统研究方法。

有意味的形式:侗族音乐美感的三重维度

侗族音乐是侗家人在日常劳作、生活及节庆中借以表达情感、传递信息、赓续史志的民间曲艺类型。作为流传于我国内地黔、湘、桂三省(区)交汇区域的民族民间音乐,它是一种混同性的文化形态。不仅以音乐形态的文本形式凸现了自身美感形式的族群标识,更是以原生态的文化文本形态传递了族群内部的情感纽带、族群认同与社会教化的美感意蕴,而其审美形态更是体现了地方性音乐的族群美感功能。

民族互嵌下的德昂族音乐文化交往交流交融——以保山市潞江镇白寨为例

位于云南省西部的保山市潞江镇处于怒江峡谷地带是一个多民族汇集的中心区域,德昂族是该地区的世居主体民族之一,聚集地白寨居于汉族与傣族村寨中间,处于汉族文化与傣族文化的包围之中,是典型的“与汉为邻”的“民族互嵌型社区”。从保山市潞江镇白寨德昂族音乐文化交往交流交融角度出发进行研究,为“民族互嵌型社区”的文化建设与发展提供一些参考。

共生理论视域下的甘青地区民族民间音乐文化研究

甘青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民族迁徙、民族杂居、民族融合等现象一直普遍存在,其民间音乐文化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态势,各民族音乐文化相互交融、互通有无、共生共存共荣。本文着重从甘青地区民族民间音乐文化共生的背景、表现特质、核心理念与动力机制等三个方面进行剖析,阐释甘青地区民族民间音乐文化经过漫长的历史进程不断分化、融合和重构、再生的内在机制,在某种意义上,它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形成的缩影和典型案例。

乐舞表演“场景”中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基于贵州雷山黄里村、大龙村苗族鼓藏节的田野考察

贵州雷山县黄里村、大龙村鼓藏节节庆文化空间中的乐舞表演由村寨建筑(有形客体)、芦笙场(文化设施)、歌舞活动(艺术实践)、各身份人群(多样性人群)构成,这四项客观结构要素与“戏剧性”“真实性”“合法性”三个主维度及其十五个子维度的主观认识要素之间相互驱动、协同,促成了该节庆活动中“起芦笙”“讨花带”“跳篝火”三种核心的乐舞表演场景类型。这些场景直观地体现了各类乐舞交织的形态,同时作为各身份人群共建、共享、共融的互动空间,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表征与文化缩影。多样性人群通过身体实践以期待的、想象的且关涉到实质空间的、与他人交流的方式去思考、行动、抉择,在鲜活的体验与共同的表演中随乐舞表演场景的变化逐渐深入,因而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在该过程中表现出从“圈层扩展”到“互嵌互融”,再到“多元碰撞”的递进特征,并形成多元主体间连续的、稳定的社会交往。

术语学:从国际传统音乐学会的更名谈Ethno-艺术学/musicologies

就民族艺术学与艺术学的关系而言,如果前者的建设宗旨是“民族艺术本质特征、创—演的基本规律,艺术创造与展示的实践,逐步形成以艺术理论研究、创作实践、传承与传播等面向”,去掉前缀的“民族”则与一般艺术学讨论无异。如果“民族艺术”以依托音乐舞蹈学、设计学、美术学、艺术学理论与民族学、社会学、教育学、新闻传播交叉作为构建“民族艺术学”的路径,其艺术中的分科与艺术外的交叉,又会是“多张皮”还是“共同体”?核心在于对“民族艺术”而言,这些分类是主体的“文化—形成”(Culture-emerging),还是观察者—施与(Observer-imposed)?本文以民族音乐学为背景,以术语学为切入点,从国际传统音乐学会(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Traditional Music,简称ICTM)的更名史及其研究范畴的变化,提供有关“民族艺术学”在理论范式或研究领域方面的参照。

岷江上游地区阿尔麦人的音乐行为阐释——以黑水县木都村的民俗音乐活动为例

音乐作为人群表达生活情感与表征文化内涵的艺术形式,是以人们的具体行为或表演实践得以呈现的。音乐行为作为人类社会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与百姓日常生活中的民俗习惯、族群性格具有重要关系。借助音乐表演民族志身体记忆的理念可知,阿尔麦人音乐表演中的音乐行为是基于生态情境、信仰崇拜、尚武精神而形成的肢体行为,并在体化实践中内化为身体记忆。阿尔麦人的音乐表演空间看似欢愉和谐、理性有序,实则潜伏着危险与癫狂。

应用型高校民族器乐教学改革探究——以三明学院为例

长期以来,应用型高校民族器乐教学普遍存在着教学模式同质化、教学方式单一、教研脱节、特色不够明显等问题。基于此,文章提出以团促教、根植于传统、学习民间、项目驱动等改革对策,旨在探究应用型高校民族器乐教学在传承地方音乐文化方面的可行性路径,彰显民族器乐传承优秀音乐文化以美育人的作用。

中国原创歌剧《赵氏孤儿》的音乐创作特点

《赵氏孤儿》是一部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大型经典原创歌剧,其成功之处应深入探索,以为借鉴。从三个方面论证分析该剧的音乐特点:音乐语言和人物形象的完美融合,升华了歌剧效果;以多声部音乐形式塑造人物性格及内心世界,增强歌剧感染力;大胆借鉴中国民族元素,彰显原创歌剧特点。探索其音乐特点对发展中国原创歌剧具有较大的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