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国时期的畲族研究及其特点

畲族研究起步于清末民国时期。当时的学界对畲族族属、迁徙路线、人口、文化、生计方式、社会问题等方面作了大量研究,这些研究呈现出研究视角以“他者”为主、规范的民族学研究和传统的史学研究并存、研究材料主要来自地方史志、学界的研究立场和出发点有所差异等特点。对该时期学术史的梳理,有利于把握畲族研究的历史,也有助于理解清末民国时期的学术研究及其时代背景,亦能为我国当前的民族研究提供借鉴。

清末大学堂教师劳动关系的发轫与特征(1898-1911)

近现代大学教师劳动关系滥觞于清朝末年京师大学堂的建立。“列作官职”的教师身份定位奠定了大学堂教师劳动关系的基础,形成了政府介入其中的劳、资、政三方互为作用的官学相结合的社会经济关系。在《奏定大学堂章程》等法规约束下,京师大学堂教师的法律关系、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呈现出这一时期特有的表现形态。总体而言,这段时期确定了近现代大学教师劳动关系的雏形,并呈现出试图逃离官僚化、体制化、半殖民性等藩篱的特征。

清中后期伊克昭盟黄河水运与族际互动

清中后期盟旗制度下的伊克昭盟段黄河并非封闭和线性的边界,部分河段较大的交通运输价值使其在和平及战乱时期始终是沿岸各族人民物质文化交往的通途,具有一定开放性、多元性与互动性,不仅对伊盟社会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而且使两岸民众逐渐以黄河为轴,形成和谐共生的整体。伊盟北部这种沿河的民族互动与学界多有研究的蒙地长城沿线的民族互动共同推动了蒙、汉、回等多民族群众间的交流融合,无论是清政府严苛边界政策还是战乱环境均无法阻止和破坏这一趋势。

晚清中俄边界族群与珲春边疆的治理——以《珲春档》及《珲牍偶存》为解析中心

晚清新的东北亚格局下,以图们江区域为中心形成了一个较为典型的“边疆与周边”的国际区域;在晚清珲春境内的图们江区域,特殊时期、特殊地域形成了特殊而又颇具规模的中俄边界族群,其中的六类群体引发的中俄边务彰显边疆治理与周边地区的互动,此种历史场景下,珲春边疆的治理超越了边界而呈现出“涉外性”特征,从中展现边疆、边界、周边三个理论概念的因应关系。此说衍生于以图们江为中心的近代东北亚区域,是全球化带给人们对于历史认识的一种新思考,其重要启示在于建构中国边疆学的话语体系,既需要一种综合、系统与辩证的理论方法与视野,也需要全面、具体的实证研究与科学验证,否则中国边疆学话语体系的建构难以扎实推进。

从部落首领到中华民族共祖:晚清民国时期黄帝形象重塑及影响

伴随清末种族危机与民族矛盾加深,近代民族主义这一新兴政治理念开始在中国传播。为辨别民族主义的概念与界限,以维新派与革命派为代表的爱国志士利用报刊、书籍等大众传媒将黄帝这一远古部落首领塑造为汉民族始祖和中华文明的代表性符号,黄帝逐渐成为团结汉民族的精神纽带和进行民族识别的文化标志,最终掀起清末黄帝崇拜浪潮,为革命运动添加了一味强力助燃剂。民国建立后,随着“五族共和”的提出,黄帝形象突破了民族畛域,一跃成为中华民族的始祖,在抗战时期更成为激励中国人民团结抵抗日本侵略的精神支柱。时至今日,黄帝仍是团结中华民族、展示中华文明的重要精神图腾,更是牢铸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文精神纽带。

“角色理论”视野下藏边民族纠纷解决新探——以光绪朝循化厅所辖藏区为例

以光绪朝循化厅所辖藏区为例,在"角色理论"视野下研究了藏边民族纠纷解决原则和类型。具体而言,晚清藏边民族纠纷解决中的各种角色按互补、递归、阶梯的原则进行分配,角色类型可以归结为谕饬型、治疗型、判断型、辅助型、具结型。

从民族格局差异看明朝治藏政策的现实性-与元、清两朝相比较

与元、清二朝相较,明朝治藏明显不具有元之刚性,其制度也不如清之严密,而是采取了相对缓和且颇具弹性的施政策略。致之之由是多方面的,明朝面临的北部边疆民族关系格局和统治民族主体上的差异,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清末民初云南藏区多民族人口流动与族际共生

清末民初,云南藏区各民族人口流动频繁,汉、回、白、纳西、彝等民族大量迁入境内,改变了这一区域的人口比例和民族成分。在动荡不安、各类冲突频发的社会情境中,各民族冲破族际壁垒,在族际共生关系的不断建构与调适中交流融合,共同推动了云南藏区农业、手工业、矿业和商业贸易的发展,并进一步发展巩固了族际共生关系的维系机制。

清末民初少数民族文字“白话报”初解

文章以清王朝末年到民国初年在西藏、新疆和北京地区创办的民族文字白话报为样本,试图厘清这一时期民族文字报刊的发展轨迹,探究它们对国家民族事务的积极意义,解析其传播模式,确定其在中国民族新闻传播事业历史进程中的应有地位。

清末满汉关系的变化与中华民族认同的诞生

在清末亡国灭种的阴霾下,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潮蓬勃兴起。而在对民族主义的解读上,资产阶级革命派与立宪派给出了"革命排满"与"满汉一体"两个看似截然对立却又彼此呼应的文本,二者在随后的发展中逐渐由对立转向趋同,并最终共同创造了"五族共和"这一具有明确中华民族认同特征的新文本。中华民族认同诞生的过程,恰恰反映了满汉关系的根本变化。

晚清藏边民族纠纷解决中的角色职能析论——以光绪年间循化厅所辖藏区为例

晚清藏边民族纠纷解决中,看似杂乱的角色分配对象,若以其角色职能爬梳甄别,便可脉络清晰。以光绪年间循化厅所辖藏区为例,在民族纠纷解决中,直接参与的角色分配对象有循化厅之下属抚番府、营、县、营汛、司、所;寺院中嘉木样、新旧昂锁、红布、具有威望的活佛、熟知番事的喇嘛;民间的部落头人、乡老、邻里等。但是,按其角色职能进行归类,可以分为谕饬、讲说、弹压;勘查、缉捕、调兵;研讯、保释、鉴结,这些角色职能同时也可以反映出民族纠纷解决的基本程序。

论清代民族关系格局的形成与发展

清代民族关系格局具体是指在清朝统治时期和统治区域内各民族之间关系的结构状态。蒙古族、汉族、藏族在后金政权、清朝的建立和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非常突出而又广泛的作用,因此,满族与蒙古族、汉族、藏族等民族的关系成为清代民族关系格局的主干层次。而满族与其他少数民族的关系(不包括蒙古族和藏族),蒙古族、汉族、藏族与其他少数民族的关系(不包括满族)则成为清代民族关系格局的非主干层次。清代民族关系格局发展的特点是:第一,民族关系范围进一步扩大,民族问题复杂性大幅度提高。第二,随着清朝统治在全国范围内的建立,满藏关系的重要性进一步增强。第三,满蒙关系得到了进一步巩固,处理满蒙关系问题的政策措施更加规范和完备。第四,清朝政府有效调整了满汉关系,使之进入了稳步发展时期,并进一步完善了对汉族的政策措施。第五,妥善处理满藏关系,不断维护西藏地方的稳定和发展,有效地巩固了满蒙联盟。

清末满人知识分子的民族认同思想——以《大同报》为中心

建立民族国家是晚清政学两界的普遍追求,汉族革命派、立宪派,满人知识分子和其他族群知识分子,甚至清廷,都加入其中。满人知识分子创办了《大同报》表达自己的民族认同见解。由于其身分角色的特殊性,他们不认同汉人革命派的"排满"主张,也不完全同于汉人立宪派和满清朝廷的民族认同论述,提出了具有自身特色的一些看法,主张各族同源,满汉问题是政治问题非种族问题,撤销八旗制度统合各族建立大国民国家。其中有些是对其他派别的借鉴和吸收,有些是对其他派别观点的有益补充。清廷培养满人知识分子本寄传承政权之厚望,但新的知识结构使他们在大是大非面前并非完全和政府站在一边,有的甚至走向反对专制政府,为清政府始料未及。

从满化、汉化,到民族多元一体化——清代东北族际关系之演变

在清代,白山黑水之间形成了多个民族(满、汉、蒙、朝等)三种经济文化(渔猎、游牧、农耕)并存且互动的格局。这一民族格局并非是静态,各个民族在保持自身传统的民族地域、文化的同时,又不断碰撞、交融,大致经历了满化、汉化,最后形成了东北地区民族多元一体化。

清末日本在福建活动述论

日本和福建的关系在1895年日本占领台湾后发生了重要转折,日本试图多方面在福建渗透其势力。力量不足时,日本对福建的图谋常受到列强牵制。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和日俄战争奠定了日本在中国与列强争夺的基础,日本又能利用诸如“清末新政”等时机,快速在福建扩张经济文化势力和政治影响力,这也是近代甲午战后一段时期日本在中国大陆扩张的一个缩影。

日本法学博士与清末新政——以交往、舆论与制度转型为视角

梳理庚子国变至辛亥革命十余年间的历史事实,中日两国关系呈现复杂的三重面相:第一,中日两国政府高层、精英人物之间有着十分频繁的、或公开或私密的交往;第二,国内各地报刊大量翻译和刊载日本政府高层、精英人物围绕清末各项改革事业的言论主张;第三,大量留日学生归国后进入政府各部院,参与地方事务,全面主导了中国社会的变革。特别是日本法学博士在清末新政中的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引导和推动了近代中国知识与制度的转型。

晚清咸同之际税关间的关税纠葛及其调解

晚清咸同之际,由于筹饷权的下放,地方财政渐具形态,作为中央财政重要来源的关税收入,也被纳入以地方军务为中心的财政单元之中。由于地方利益的驱动,不同地区的税关在追逐关税资源过程中,产生如税源分割、税款支配方面的种种纠葛。这种带有地方本位意味的各地税关之间的利益对立,凸显出新的历史情境下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进一步松动的迹象。

文化交流与冲突中的国家认同与民族意识——以明末清初回族与西方传教士的文化碰撞为例

明末清初是中国历史上比较特殊的年代,中国社会正在从传统农业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变,西方传教士的陆续东来及其带来的文化思想,使中国感受到了外界的巨大冲击。其中,该时段在历法、哲学、翻译等领域的回族领军人物与西方传教士的这种碰撞可分为冲突、交流两大类,其中表现出来的以儒家文化这一传统文化为主导的国家认同和在此背景下体现的民族意识尤其值得关注。某种意义上呈现了回族族群作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组成部分,在明末清初的民族融合与国家认同程度。

论清末民初的凉山彝汉族群关系——以土司视角为例

解放前,凉山彝汉族群关系恶化。民间宗教仪式成为建立族群良好关系的一种手段和象征。当时,存在两种族群治理方式:军事铁腕镇压和文化柔性治理。在局部地区,部分汉族军阀、士绅能自发调整和修正受损的族群关系。由于族群间信任破产,导致当时流行保头(保人)制度和人质制度。军人维稳方式成为了军阀们捞取名利的手段,军阀卷入了奴隶买卖勾当中,变相维护了奴隶制。解放前号称"独立倮倮"地区的凉山彝区是族群关系恶化的一个典型例子,族群关系的恶化导致社会成内卷化的畸形发展,内部与外部因素的竞争、冲突、合谋不断地推动凉山彝区社会的畸形发展。

论晚清时期官方参与下蒙藏民族纠纷解决机制——以河南蒙古郡王与隆务寺、多哇族的纠纷为例

晚清时期由于蒙古汗王在青藏高原统治的终结和清政府实施民族隔离政策,致使蒙、藏民族纠纷凸现出来。通过对河南蒙古郡王与隆务寺、多哇族的纠纷案例的分析,可知晚清对蒙藏民族纠纷的解决机制主要如下:第一,官方处理蒙藏民族互抢的纠纷时,一般依据番例番规罚服;第二,纠纷中,官方在"抑藏扶蒙"的思想指导下,以"质对"的方式解决纠纷;第三,蒙藏民族纠纷解决中,蒙古族可以越级上控,官方多采取两造堂讯的制度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