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以其伯”——西周时期族群治理的一种方式

封建隶属政策是西周族群治理的一种重要方式,周王授予诸侯管治封域内土著邦族的权力,即《诗经·大雅·韩奕》所称的"因以其伯"。其管治并非羁縻,而是包括组织城防、分派劳役、划定田亩、征收赋税、贡献土产等具体内容。臣服族群并非奴隶,一般作为附属于诸侯的"附庸"而存在,多依旧保有宗族组织。周人采用周礼作为管控异族的重要手段,考古发现不少西周时期的异族群均采用了周礼。西周封建隶属的族群治理政策奠定了族群融合的基调,相比殷商对异族群体的控制更为开放而深入,一定程度上维系了两周八百余年的统治基业。

多民族国家建构视角下游牧与农耕族群的互动

游牧和农耕是东亚地区两种不同的经济形态,由此而形成了游牧和农耕两大族群,而这两大族群之间的互动是推动多民族国家的中国形成和发展的主要动力。单一民族国家理论不能够对这两大族群的互动给予科学的解释,将其纳入到多民族国家构建的大背景下进行探讨似乎更客观。

藩部经略与直省支撑——二元疆域结构下甘肃在清朝经略西藏中的作用

清朝在入关之前基本统一了漠南蒙古,同西藏顾实汗和达赖喇嘛有了使者联系。清朝入关后,统一了原明北方直省地区,同青海蒙古和西藏在地理上更为接近,联系也日益紧密,顺治朝达赖喇嘛入京朝觐便是这一形势的体现。清前期,清朝先后统一了漠北蒙古、漠西蒙古等藩部区域,最终实现了大一统,形成了"直省-藩部"二元并存的疆域结构,而甘肃作为原明九边之一,作为清朝最西北的直省,日益成为清朝统一和经略西藏的依托。对清朝经略西藏而言,甘肃地区在军事支撑和后勤保障上发挥着独特作用,体现了大一统王朝下直省和藩部之间的相互依存。

清朝大一统进程与西北民族互市贸易格局的形成

清代西北地区形成了以甘肃为主要贸易地的民族互市贸易格局。在清朝实现大一统之前,甘肃地区即为清朝同西北诸藩部互市贸易的重要之区。乾隆朝清朝实现大一统之后,甘肃地区作为直省的边缘,同漠南蒙古、青海蒙古、新疆哈密等藩部地带广泛接壤,是清朝经略西北边疆的支点,也是西北藩部同清朝直省互市贸易的重要区域。随着清朝大一统局面的日益巩固,在统一多民族国家内部,直省与藩部的互市贸易日益发展,大一统国家内部的民族交融局面不断巩固。

清乾隆年编《华夷译语》述论

清代乾隆帝对于民族问题始终予以高度重视,自乾隆十三年(1748年)开始由礼部下属会同四译馆与军机处一同主持纂修国内外众多民族语言辞书,今统称为《华夷译语》。当时《华夷译语》尚未刊行,均为孤本,并珍藏于皇宫大内。今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及故宫出版社发掘整理影印出版馆藏42种71册《华夷译语》,可为世人展示罕见的资料,也可为十八世纪西欧、东南亚及我国西南地区民族语言学和翻译史研究,提供极大的方便。

秦、西汉的“内臣”与“外臣”

本文对文献记载中西汉政权处理民族关系时出现的“内臣”和“外臣”作了分析 ,归纳了它们在与中央政权关系上各自不同的特点。作者在分析云梦睡虎地秦简的基础上认为 ,秦简中的“臣邦”相当于汉代“内臣” ,“外臣邦”相当于汉代“外臣” ;并指出文献中的“羁縻”制度等同于“外臣” ,“葆塞蛮夷”相当于“内臣” ;同时提出“内诸侯”和“外诸侯”的称呼不适合于汉代分封和民族政策 ,应以汉代习称的“内臣”和“外臣”为准。最后 ,本文归纳了“外臣”向“内臣”转化的途径和原因 ,提出中央政权军事力量的壮大是完成此转化的直接动力。

元至清前中期广西民族关系述论

元明和清前中期是广西民族关系发展变化的又一重要时期,这一时期的广西民族关系比较尖锐和复杂。这种民族关系的尖锐复杂性不仅表现在广西被统治少数民族与统治民族之间,而且也表现在统治民族内部之间即土司土官内部及其与流官之间。

战国秦汉赵代地区的族群互动与认同

战国时期,在赵代地区,华夏赵人以武力征服的形式将楼烦、林胡等游牧族群的居地纳入华夏郡县管控,从此华夏与北方诸族在此交互影响、互化互融。秦及西汉时期(含新莽),赵代地区既有华夏内部的互动与整合,也有华夏与游牧族群的互动与交流,而此期主要就是与匈奴的互动,此外还有乌桓与丁令。东汉赵代地区的族群越来越多,既有匈奴,又有乌桓、鲜卑。他们的族群认同与政治认同是复杂的。尽管赵代地区华夏与其他民族群体的互动频繁,互化互融的现象也较显著,但“夷夏之别”或“夷夏之防”的格局始终没有发生大的改变,游牧族群在占据了赵代地区之大部之后甚至一度主导了该地区“夷夏”互动的进程。而这样的局部互动交融,亦成为后来更大范围族群交流凝聚的历史前提。

论“五色四藩”的来源及其内涵

根据对蒙古文和藏文史料分析考察可以得知:"五色四藩"概念出现在十六世纪后半叶,它的出现与藏传佛教第二次传入蒙古有关。五色来源于五方佛的颜色,四藩则指主供佛周围的四佛。青色蒙古的说法起源于蒙古对密宗金刚乘无上瑜伽部的信仰。"五色四藩"概念在蒙古的流行反映了蒙藏文化的交流和交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