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身份重构的晚明士人:主体觉醒与美学转向

在晚明,身处动荡与危机中的士人群体已然开始摆脱时代政治伦理结构及其空间的束缚,致力于营构主体化美学生活。在政治变动与经济发展的双重影响下,晚明士人在文化、艺术、工艺等领域促进了新观念、新学术、新思潮的不断发展,最终催生了晚明士人主体美学意识的深度觉醒,形成了全新多元的、生活化的主体美学新转向。

精神与现实的双重空间:出版业兴起下的晚明书肆

书肆这一城市商业空间在古代社会有着较为独特的地位,作为书籍交易的主要场所,其不仅承担着书籍的刊刻与销售工作,还是将书籍与士人和城市相连接的桥梁。晚明书肆的繁盛,对三个空间都有深远的影响,其一是士人群体的精神空间,士人对于书肆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书肆既可以代表渊博的知识空间,亦背负了晚明士人学风混杂的责任;其二是现实空间,因士人与书肆的紧密联系,一些书肆在京城中的地理位置极为特殊且优越,城市中也出现了大量的书肆,促进了城市经济的繁荣;其三是政治空间与“公共空间”,书肆成为士人交流交往的公共空间,士人在书肆中展现自我、谈论政治。一些书籍通过书肆广泛传播,甚至波动了晚明政局。

晚明“上海三园”造园特征探析

晚明时期,江南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促成了文化的繁荣,上海私家园林的营造达到高潮,位于上海县城内的露香园、豫园、日涉园是其典型代表。三园各具特色又在造园意匠上具有明显的相似性。文章从整体格局、堆山置石、园林理水、园林建筑等方面探究三者的造园手法与理念,总结"上海三园"所代表的晚明上海文人私家园林在空间与要素方面的特征,挖掘其作为江南园林组成部分的内在关联性以及自身的地域性。

晚明旅游者的精神世界探析

晚明时期,旅游风气盛极一时,尤其士人阶层好游成癖,他们置身山水,荡涤心灵,其动因在于追求性灵复归和个性解放。旅游本身的价值在晚明旅游者的精神世界里体现得淋漓尽致。而大量游记文体的出版,则是他们对中华旅游文化的最大贡献。

晚明文人园林观演剧活动及其戏曲史意义

通过史料的搜集与研究,采用归纳、分析等方法,从社会生活史、文化史、演剧史诸角度,探讨晚明文人园林观演剧活动及其戏曲史意义,认为:晚明文人园林观演剧活动的兴盛是晚明戏曲繁荣的重要标志,体现了晚明文人特有的文化品位与审美追求。拍曲制乐、调教家伶、顾曲赏剧乃文人园林观演剧活动最常见的形式,文人园林社集或闲常的社交雅聚亦往往附带演戏唱曲。作为文人文化的具体表现,晚明文人颇为频繁的园林观演剧活动既是其生活情趣与艺术才华的显现,对于戏曲的发展亦有着丰富而广泛的意义。

晚明江南文人隐逸风习的文化共性——以陈继儒与屠隆为例

屠隆与陈继儒都是晚明以隐逸自居的江南文士,他们的文学创作和生活方式在当时形成了很大的社会影响,人们往往以他们的所好、所游为时尚,追慕仿效。两人结识在屠隆为青浦县令时,亦师亦友相处,都有向往自由和复古隐逸的生活旨趣。二人在罢官和弃举业后,都以自己的技艺谋生。虽不参政却关心时事,把隐逸与挽回江南"虚矫狂慧"士习的责任相提并重,以此互相鼓励。屠隆与陈继儒的隐逸选择以及不放弃社会责任的自我定位,与当时江南社会商业发展以及士绅构成的社会主体背景有关,更与晚明江南社会"心学"思想的影响,及文人士子主动反思其产生的流弊有关。

论明末清初剧作家的“佳人”情结

明末清初戏曲作品中的佳人形象呈现出了明显的共性特征,均是集色、才、情、德于一身的美好女性。在这样完美的佳人身上既寄托着中国文人的婚姻理想,也包含着文人潜在的攀附心理。在明末清初剧作家的潜意识里,佳人存在的意义正在于为男性服务,因此,佳人越是被塑造得完美,就愈加巩固了男性的中心地位。

昙阳子“升化”与晚明士大夫的宗教想像

晚明万历年间,大学士王锡爵之女王焘贞自称灵异,号为"昙阳子",并将择期"升化"。昙阳子"升化"为当时轰动东南一带的一个宗教性狂热事件,其父王锡爵与同里的王世贞并因此事受到纠劾。而参与其中的多为当时与二王有交游来往的知名文人学士,他们为这一事件推波助澜,其中包含着诸多的复杂因素,有个人信仰、情感方面的原因,而更多的是一种政治失落后的宗教想像。

从“故国”到“新朝”——明清之际桐城士人的地方自觉与国家认知

明清易代之际,国家形象在桐城士人中经历了裂变与重建。明末桐城社会战事频仍,桐城士庶在时局动荡中,结成了"地方共同体",表现出了强烈的地方保护意识。而国家在维护地方社会秩序的过程中,由于权力的腐败,未能起到保护地方社会的作用,反而在战略战术、军饷等问题上,与地方社会产生了利益纠葛,从而更强化了桐城士人的内聚力,最终使有明一代的国家形象不断在士人中被弱化、瓦解。当明清易代完成后,清廷并没有强制消弭士人的这种地方自觉,而是通过制度性的建构使之逐渐植入了"新朝"的权威,"新朝"的国家形象也在这一过程中得以重建。桐城士人在从"故国"到"新朝"的历史进程中,折射了古代地方士人与中央王朝变革互动的一个思想史面相。

晚明“三教合一”思潮与越中士人的静坐修习——以《祁彪佳日记》为中心的考察

晚明越中士人祁彪佳,为阳明学讲会证人社之重要成员,常与社中白马山会诸友举“七日静参之会”,还在寓山园或云门寺进行静坐实践,故《祁彪佳日记》成为考察其本人及越中士人静坐修习的难得个案。祁彪佳等人的静坐,受晚明阳明学以及“三教合一”思潮的影响,故在静坐的形式上多采用佛、道的方法,其目的则与修身日记或举放生社、参与赈灾等一样是为了劝善改过,而他与白马诸友或知交僧人讨论最多的也是阳明学的修身工夫。

从小品文看晚明文人心态

形式轻灵、隽永,体制短小精炼而富有个性化的小品文,是晚明文人心灵的宣言书。通过对小品文的解读,可以看到晚明文人慢慢走出"异端"思想的影响,对于社会现实给予重新审视,希图找到一条能够调和礼制与人欲的路径。在他们苦苦思索之后,依然未能寻出一丝新的光线,于是陷入彷徨苦闷近于虚无的情境之中。然而,这种状态却是朴学新思潮到来的思想上的准备。

从晚明画谱看当时文人的审美取向

晚明是中国文化发展的转型期,也是中国版画画谱出版的高峰期。这一时期的画谱创作是晚明文化思潮和文人品味风尚影响下的产物,具有相似的风格和审美特征,追求"精雅之趣"、"天然之韵"和"灵动之美",反映了晚明文人多元化的审美取向。

社会转型与明代后期徽州社会风气——以《新安蠹状》为主要材料的考察

以明朝万历年间徽州知府古之贤在任期间的施政档案汇编《新安蠹状》为主要材料,考察社会转型时期徽州出现的一些有违传统伦理规范和礼仪的社会风气。此时的徽州社会是明代后期整个中国社会的缩影,以徽州为样本,可以管窥社会转型对政治、经济等各方面所产生的影响,这对考察当时的社会运行轨迹和社会变迁实态具有重要作用。

论晚明布衣文人的旅游活动

晚明的布衣文人是明代游人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某种程度上而言,是明代的旅游文化异于其他时代的关键所在,颇能反映明代旅游文化的特质。布衣之游中的"独往之游",因其可贵而颇受称许,而山人们的"因人之游、作客之游",则因以"交游权贵"为目的而饱受批评。晚明的布衣游人,既有寄托文人理想的"独往之游",又有代表士行污贱的"因人之游、作客之游"。晚明的布衣之游,为认识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的旅游活动,提供了一个生动的标本。

明代中晚期小说与士人的淑世心态

明代中晚期小说虽然受到新兴的市民思想的影响,但仍呈现出士人的淑世心态。主要表现在"浓厚的道德教化"与"进取精神的张扬"等方面,产生这种淑世心态的原因主要在于儒家的救世精神、士人"不朽"的人生价值追求与士人主观上意欲提升小说地位等原因所致。

论《金瓶梅》中的夫妻关系图景及其意义

《金瓶梅》中的夫妻关系,应置于晚明的“夫妻”言说语境中来理解。婚姻缔结的“论财”风尚、纵情性爱之风、儒家夫妇伦常的新动向以及《金瓶梅》源出之“母体”《水浒传》等,共同构成了《金瓶梅》夫妻关系叙事的晚明语境。基于此,《金瓶梅》构筑了边缘化的、财色化的和伦常视野下理想化的夫妻关系图景。其中蕴含着小说叙述者对“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这一儒家伦理逻辑的“反语”式修辞,它委婉曲折地反映了晚明士人的家国忧思,也折射出小说家对伦常与人性的哲学思考,以及特定士人群体精神的颓废与流荡。

晴空一鹤排云上——聂鑫森小说创作论

聂鑫森的小说大多取材于湘潭古城,具有浓郁的地域文化特色及晚明小品灵与趣的境界。其凝练典雅、文白杂糅的语言风格,风骚文坛,显示出作家潜沉厚实的旧学根底与功力。在那悲悯之情和忧患深广的文字背后,有其浩大的情怀。

明末清初士大夫与近代士大夫反基督教思想异同辨析

无论在明末清初还是在教案风起云涌的近代 ,士大夫一直是倡导反基督教思想、制造反教言论的主力军。总体说来 ,明末清初士大夫与近代士大夫的反基督教思想 ,其深层内容并无二致 ,二者都以儒家的世界观表现出种族反教、邪说反教、纲伦反教和经验反教的特征。但在列强肆虐的近代中国 ,随着教会权威的形成和官、绅、民反教共识的达成 ,近代士大夫的反教思想又呈现出别异于明末清初士大夫的特质。

崇贞重义:士大夫视角下的晚明妓女

晚明妓女以爱情贞节、政治气节著称,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士人的塑造。晚明官妓的文化素养、社会女德的兴盛、复杂的社会现实都是影响晚明妓女形象的现实因素,而士人在政治、文化中的失落则是他们美化妓女形象的根本原因。晚明妓女形象贞义化,一方面是对士人节行的讽谏规劝,另一方面则是对儒家道德的质疑。同时,这种寄兴亡于艳情的文化感伤也延续成为清代士人表达末世情怀的手段。

论晚明士风的嬗变

晚明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一系列变化引起了士人价值现、人生观和道德观的改变,出现了逃禅归隐、弃儒从商、纵欲享乐之风。这不仅表现了封建秩序已遭到严重冲击,也反映出士人对自己人生道路的重新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