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崔郸墓志》再探

崔郸是唐文宗、唐武宗时期的宰相,洛阳出土的崔郸墓志详细记载了其家族世系、仕宦经历、政治交游及姻亲子嗣情况。本文在毛阳光《唐崔郸墓志考释》一文的研究基础上,就墓主子嗣宦绩、交游考述及墓志撰者、书者等问题进行进一步考证,立足于出土墓志与传世文献之对照,以补充和纠正史料之阙误。

长安新出隋《张寂墓志》与隋代宦官史事辑略

对于隋代宦官史事的研讨,因限于史源的匮乏而一直显得较为沉寂而薄弱,其服务于宦官机构的人物与职能亦颇见稀少而不详。近数十年来,幸有墓志文献络绎出土遂得以稍窥隋代宦官人物与史事之一斑。本文意图藉助对长安新出土隋代仁寿元年《张寂墓志》的研讨,而进一步将所能见知的隋代宦官文献予以梳理补充并做综合考察,以期在隋代宦官人物史事乃至职能制度层面有所认知。

新见李东阳撰宦官墓志铭考述

新见李东阳撰《明故御用监太监掌浣衣局事傅公墓志铭》《明故司设监太监韦公墓志铭》,记述了明代宦官傅庆和韦记的生平及内廷任职情况。在明代,一些宦官权如外廷元辅,一度和士大夫分庭抗礼。李东阳位居士大夫阶层的顶端,却频频为宦官撰写墓志,所撰墓志又均未载入其文集,这一现象从侧面反映了明代士大夫阶层与宦官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唐代宦官奉佛思想探微——以西安碑林馆藏墓志为例

唐代宦官奉佛之风十分兴盛,从西安碑林新藏宦官及宦官之妻墓志可以看出他们奉佛的思想根源。墓志反映,唐代宦官或为佛陀庇佑,或为禳灾灭祸,或为祛病回生,或为避"满招损",从而虔心归佛。通过考析新出土的唐代宦官及宦官之妻墓志,可以达到"据史传以考遗刻,复以遗刻还正史传"之目的。

明代御马监太监黄海墓志铭考释

《明故南京御马监太监黄公墓志铭》记载了御马监太监黄海的相关事迹。根据志文及相关材料推测,志主黄海可能生于今河北省,且为蒙古族人。作为明代地位较高的宦官,其墓志中所载之黄海生平事迹及其与南京光禄寺少卿李岱和成化年间著名的御用监太监钱能等人的交游,可补阙史籍记载。

新出唐《吕秀实墓志》疏证——兼及唐代宗、德宗时期宦官监军制度补论

本文根据吕秀实墓志内容,结合相关文献,对吕秀实这位中下级宦官监军的具体生平进行了考证,并藉以唐代宗、德宗时期宦官监军制度。

北宋蓝田吕氏家族仕宦、婚姻与兴衰研究

《蓝田吕氏家族墓园》一书新刊布了吕氏家族32合墓志、墓砖,通过对这些墓志的研究使得我们对吕蕡、吕英、吕通、吕大雅、吕大圭等人的仕宦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并总结出吕氏家族的婚姻具有注重门第、择妻要求礼教、偏好与陕西本地家族联姻等特点。进而揭示蓝田吕氏家族是以科举起家,在蓝田四吕时期达到鼎盛,然而辉煌仅仅维持一代人,便迅速衰落,其原因主要与科举不盛、人丁寿命、婚姻问题、政治风波有关。

《赵宗道墓志铭》考释

北宋《赵宗道墓志铭》出土于河南洛阳。赵宗道为北宋名臣赵贺之子,正史无载。其墓志记载了赵宗道的生卒年、世系、任职、婚姻等情况,对《宋史》《长编》等传世史料具有补充作用。同时,墓志所载内容对研究北宋荫补官员的仕途、士大夫家族联姻的特点以及志主与韩琦的关系等问题,提供了第一手珍贵的资料。

明代宦官杨庆墓的考古发掘与初步认识

2005年10月在南京江宁区韩府山东麓发掘的杨庆墓,是一座规格较高且形制独特的明代宦官墓葬。墓主杨庆,永乐时期极为受宠,永宣之际备受重用,并还参与过郑和七下西洋。墓志揭示了杨庆在永乐朝受宠有其必然性及其在郑和七下西洋过程中所起的实际作用。杨庆墓采用了铁索悬棺的奇特葬式,可能体现了宋元以来热衷道教的宦官对这种葬式的心理认同。杨庆墓志的书写人与刻工均为极一时之选的名家,从一个侧面印证出杨庆即便左迁南京依旧权倾一时。

西安碑林新藏《唐万善寺尼那罗延墓志》考疏

西安碑林博物馆新入藏《唐万善寺尼那罗延墓志》一方,志主曾是一名宫人,后嫁与德宗朝的著名宦官王希迁,在宪宗元和末迎奉佛骨的气氛中寡居多年的志主出家为比丘尼。这方墓志对于研究唐代宦官的婚姻结构、宗教信仰等内容更是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线索,是一则值得重视的新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