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肉身记忆到身份认同——论丁玲《新的信念》中的革命叙事

作为丁玲结束“西北战地服务团”后回到延安发表的第一篇小说,《新的信念》通过描写被日军玷污的老太婆,如何通过言说记忆成为革命实际的精神领袖,彰显了作者对于“革命”的全新阐释。区别于革命桎梏性别的理解,《新的信念》提供了女性在唤醒革命情感中的特殊作用,依靠记忆的“力”,女性对于肉身苦难的言说,更容易在族群集体中激起惊颤效果,从而唤起民族共通的危机意识,成为超越性别、超越代际的革命的“力”。对于民族而言,“革命”蕴含着重新认识自我的过程,作为集体的身份认同、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如何自发生成,成为抗战时期革命文学叙事的一个面向。

传统主义与认同政治——来自闽南一个宗族社区的个案研究

通过呈现与讨论民族志资料,论证了传统主义、政治合法性与认同政政治是如何胶着缠绕于闽南一个回民宗族的生活当中。既聚焦历史资源如何成为一种工具服务于认同政治,也论证民族表述是如何被追求和表现。在这一过程中,社区通过恢复宗族活动来强化家族主义。借用布迪厄关于"亲属制度的社会使用"概念,丁姓精英与族亲在民族认同建构的框架里振兴宗族活动,可视为传统主义和现代性之间的互惠交换。具体而言,这又是相关能动性力量积累象征资本的一种路径。

论左联机关刊物《北斗》主编丁玲的身份转换意识

主编《北斗》是丁玲由“同路人”转变为革命的“螺丝钉”的开始。文章通过考察其由一位20年代末以出版同人期刊书籍为乐的女编辑,到担任左联机关刊物《北斗》主编这一身份转换中自我认知历程,探讨了丁玲新的“角色知觉”的觉醒与“角色适应”之间复杂矛盾的精神世界。

女性视域中的中国现代妓女叙事——以丁玲《庆云里中的一间小房里》和张爱玲《沉香屑第一炉香》为例

丁玲、张爱玲深切体察女性在男权社会中所处的物质与精神双重困境,贴近女性现实的生命状态书写妓女形象和卖淫问题,塑造出复杂暧昧、主流话语难以定义、规范的妓女形象。她们的创作既逸出了国家、民族、社会等宏大叙事话语之外,也颠覆、解构了男性作家所创造的妓女叙事模式和叙述话语,打破了高等妓女是个人品行堕落腐朽、底层妓女是无辜的牺牲品的两极分化式认知模式,转换叙述主体,改写男性的有关妓女生活愉悦/危险的话语内涵。

当代作家身份的体制化与文学转型——以丁玲为例

从现代文学向当代文学的转变意味着由新型国家限定的作家身份及其功能的变化。当代作家的身份不仅是作家,更是"革命干部"、"文艺官员"或"文艺战士"的身份。双重身份决定了作家必须调谐由此带来的矛盾,而调谐器正是国家所认定的社会阶级关系。论文将以丁玲为例,分析国家意识形态如何通过身份的体制化对作家进行规约。

文学批评·性别民主·视角主义的话语生产——以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为例

在文学批评过程中,不能简单地将文学文本等同于其它政治性社会文本;文学批评需要多视角地在多个层面中展开,但是批评实践要坚持文学本位,不能忽视文学作为一种反映人类精神世界的社会存在之独特性;通过对丁玲的小说《我在霞村的时候》进行基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观念的分析,可以见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这种富有鲜明视角主义特征的方法之于文学批评以及文学史书写的一些可能。

建构与失落:丁玲早期小说主体身份言说的特点

丁玲作为我国现当代著名的女作家,通过性别书写来追寻主体身份。她在以身体叙事,矮化男性,建立父女同盟等方式建构女性主体性的同时,又陷入了自我镜像幻灭的失落中,爱情神话的破灭、姐妹情谊的破碎以及"镜中我"的虚幻,使女性主体性的建构走向失败,让丁玲早期作品中蒙上一层感伤的色彩。

江南土墩墓与铜礼器器用的偶数用鼎

江南地区土墩墓葬青铜礼器的器用礼俗,偶数用鼎是其中一个突出的表现。无论是墓葬整体器用组合的偶数用鼎,还是用鼎组合内部存在的偶数同形鼎,西周中期以降在宁镇、皖南、江淮以及山东沿海地区均有所见,特别是偶数同形的用鼎礼俗至迟在春秋初期已成为上述地区有别于中原地区列鼎"周制"的显著特色。墓葬青铜礼器用鼎亦揭示出春秋以后广义之"周人"族群内部的诸侯国族在青铜器用文化层面的交融互摄,并最终凝聚成华夏族群的动态历史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