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IPTV回看的法律定性

在对当前IPTV回看行为的法律定性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指出对于IPTV回看的考量与定性,应考量回看和直播的关系、回看的技术特点、回看与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交互式传播间的区别、产业政策和公共利益。对于IPTV回看的法律性质,目前理论和实务上主要有两种观点,即属于广播权范畴或者属于信息网络传播权范畴,IPTV回看应该属于广播组织权范畴。

WIPO版权与相关权常设委员会最新发展动向——兼论我国《著作权法(修订草案送审稿)》相关条款

保护广播组织,是SCCR一项旷日持久的课题。WIPO版权与相关权常设委员会连续召开第31、32届会议就基于往届会议多次讨论达成的关于信号、广播组织、转播等定义、保护对象以及所授权利的"合并案文"及其修正案进行讨论,这意味着WIPO各代表团对保护广播组织的一些基本问题已经达成初步共识。我国《著作权法(修订草案送审稿)》对此亦应作出回应:应区分广播信号与广播电视节目,并分别定义;界定广播组织,明确采编、组合、安排播送时间、负有法律和编辑责任等构成要素;明确广播组织有权以无线、有线或通过计算机网络等方式转播广播电视节目。

河北省文化产业效率实证研究——基于DEA-Malmquist模型

运用BCC模型和Malmquist生产力指数对2011—2013年河北省11个地级市文化产业的综合技术效率及其动态变化进行分析。研究表明,河北省文化产业在波动中呈上升态势,但是各市文化产业发展不平衡,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均存在地区差异。鉴于此,应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培养特色文化产业集群和加速跨界融合等。

我国体育赛事媒体版权研究进展与趋势展望——基于Cite Space的文献可视化分析

采用文献资料法、可视化文献分析法等对我国体育赛事媒体版权(赛事转播权)的研究进展进行了一个较为系统的梳理。研究发现我国体育赛事媒体版权相关研究形成了一定的研究单位和学术期刊“焦点化”(特定单位和期刊较为关注这一领域)的研究格局;2015年开始我国体育赛事媒体版权相关研究出现了爆发式增长,这与国发〔2014〕46号文件有着密切的关联;从研究时间线示图和时区示图来看,我国体育赛事媒体版权相关研究呈现出密切的媒介技术关联和大赛周期(主要是奥运会和足球世界杯)关联特征。从具体的研究内容来看,国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体育赛事媒体版权概念相关研究、体育赛事媒体版权的市场开发研究、体育赛事媒体版权运行的影响因素研究、体育赛事媒体版权的法律属性与保护研究、体育赛事媒体版权国内外对比研究。在此基础上总结分析了我国赛事媒体版权研究在概念研究、运行研究、产业思维、本土化研究、扎根研究、社会公共性等方面存在着不足。提出未来研究的五大展望领域:新媒体语境下体育赛事媒体版权(转播权)概念的深度研究;新时代体育赛事媒体与体育赛事组织的生态关系研究;体育赛事媒体版权采购、运行效益评估研究;新媒体语境下体育赛事媒体版权运行研究;体育赛事媒体版权运行产业思维与利益关系研究。

融媒体时代广播组织权制度向网络环境的延伸——基于WIPO版权与相关权常设委员会最新发展动向的分析

融媒体时代,传统广播组织权制度向网络环境延伸面临重重阻碍。从WIPO版权与相关权常设委员会最新发展动向及我国广播组织权制度的发展趋势来看,我国广播组织“转播权”的相关规定不必完全参照国际标准,因而在《著作权法修订草案(送审稿)》中扩张了广播组织转播权的范围,提出了专有权的设权模式,使得传统广播组织“转播权”向网络环境延伸具有相当的可行性。同时,我国相关广播主体的政策限制与《著作权法》私法规范的路径并行不悖,赋予网络广播组织邻接权保护与行政规制不存在明显冲突,不排除将利用计算机网络传输节目信号且符合实体要件的网络广播组织纳入广播组织范畴,以适应融媒体时代的发展需求。

广播组织IPTV直播电视节目的权利正当性辨析

对现行《著作权法》在解决广播组织IPTV直播电视节目权利正当性中的缺陷及规范难题进行了研究,分析了权利界限不明的原因,通过《著作权法》修改草案解决该问题的探索,提出当前法律框架下IPTV直播电视节目的权利正当性界定方法,即将IPTV电视直播中使用作品的权利归入广播权的适用范围,既符合我国广播电视体制的现实要求,也不至由于技术领域的不同而将相同特征的权利被分化在不同的权利控制范围之下。

体育赛事转播的著作权法保护研究——以广播组织权为分析中心

对体育赛事转播的保护,司法实践倾向于采用将体育赛事节目认定为作品的方式,但该做法对“独创性”判断标准依赖较强,且与“著作权-邻接权”的二元区分逻辑也稍有相悖,难以用来规范赛事传播中的盗播行为。相较而言,广播组织权作为规制盗播的天然制度工具,能够较好地实现对传播行为的保护。但是,随着网络转播的普及,网播组织已成为赛事转播的重要主体,碍于其不属于广播组织者,导致广播组织权无法全面保护体育赛事转播。有鉴于此,可参照国际层面共识和立法经验,扩大广播组织权的主体保护范围,使网播组织能够适用《著作权法》第47条,以广播组织权为基础性保护手段,同时结合其他保护方式,全面保障体育赛事转播权益。

盗播体育赛事直播行为的刑法规制

盗播体育赛事直播行为侵犯合法直播人的经济利益,破坏市场竞争秩序,严重危害体育赛事产业发展。由于我国刑法立法缺乏相关规范,民事赔偿责任不足以有效遏制该行为,导致体育赛事转播知识产权保护不力,无法发挥刑法预防犯罪、规制行为的保障功能。为有效保护合法直播人的广播组织权,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秩序,有必要对盗播体育赛事直播行为进行刑法规制。建议修改《刑法》第217条侵犯著作权罪,增加侵犯广播组织权的行为类型,以实现对该行为的刑法规制。该行为的犯罪化回应社会现实需求,满足法益保护需要,填补刑法立法漏洞,具有著作权法和政策基础。

体育赛事转播权法律保护问题研究

体育赛事转播权是一种涉及多方利益且复杂的权利,其法律保护问题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焦点。从国内外学者的观点出发,探讨了体育赛事转播权的性质界定,并分析了我国法律对体育赛事转播权的相关规定。然而,现实中存在一些问题,包括立法和司法方面以及版权意识等,都严重影响了体育赛事转播权的保护。为完善法律保护措施,需要从立法、司法和其他方面进行改进。

体育产业发展背景下体育赛事权利的理论证成与权利配置

《体育法》第52条第2款明确了体育赛事传播权。从发挥促进体育产业发展的功能和权利体系化的角度考虑,立法应当在现有体育赛事传播权的基础上进一步规范体育赛事权利。体育赛事权益是价值综合体,涵括了财产性投入和价值性投入,由体育赛事活动组织者与相关主体共享。体育赛事权利是一系列权利所集合而成的“权利束”,既包括体育赛事活动组织者和相关主体基于对体育赛事活动的投入而产生抽象份额权,还包括体育赛事活动组织者对体育赛事活动组织管理等方面的权利。在体育赛事权利的实现路径上,进一步确立“投入—权益—收益”的体育赛事活动收益的分配路径,明确体育赛事活动组织者对体育赛事活动组织管理权的内容和限制。

权利束视角下体育赛事转播权数据财产权说的补正、型构与平衡——基于新《体育法》第52条第2款的制度解释

运用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法等研究方法,阐释体育赛事转播权数据财产权说的证成及不足,对引入权利束理论的必要性、可行性及功能展开路径进行学理分析。研究发现,数据财产权说为体育赛事转播权的权属界定、请求权基础规范的确定提供了思路,但仍存在以下不足:忽略了新《体育法》第52条第2款所规定的体育赛事转播权存在多个主体的可能;未能实现对体育赛事转播权的积极权能构造;可能加剧体育赛事组织者对体育赛事数据的绝对垄断和独占。对此,权利束理论作为分析方法,能够解释体育赛事转播链条上多元主体权利交织的现象,更弹性地认识和描述不同的权利主张,阐明权利冲突后价值顺位的确定依据。同时,鉴于体育赛事转播权利束存在束点,且具备财产权的利益性、享有性和排他性,因而权利束的功能展开具备可行性。据此,探索其功能展开路径:弥合既有研究成果与新《体育法》相关条款的脱节;厘清体育赛事转播权的积极权能构造;实现体育赛事转播权链条上多元主体间的利益衡平。

体育赛事转播权益法律保护研究

体育赛事产业的收益重心近年来逐渐向赛事转播相关权益倾斜,然而法学理论和司法实践对体育赛事转播相关权益的理解仍存分歧,混用严重,导致我国在体育赛事转播相关权益的保护方面犹显不足。体育赛事转播权是赛事组织者最重要的权益之一,其实现过程也就是体育赛事的录制本身是赛事的主要支出,而体育赛事转播画面作为赛事转播权实现的成果则是赛事组织者的重要财产和收益来源。从赛事组织者的角度对赛事转播相关权益进行统筹论证,着重参考“场所权+著作权”的保护模式分析体育赛事转播权的权利属性和架构,强调体育赛事转播权与赛事转播画面的区别和联系,同时探讨我国新《体育法》的发展和适用,试图为我国赛事转播产业发展提供稳定良性的助益。

论体育赛事传播的保护路径——以体育赛事转播权的构造为中心

体育赛事并非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因此体育赛事组织者不能直接通过著作权法的规定实现对体育赛事传播的控制。在立法上,可创设体育赛事转播权,赋予体育赛事组织者专有权利以控制体育赛事的传播。该项权利是以体育赛事为客体,以控制体育赛事传播为内容的一项新型财产权利。体育赛事转播权与体育赛事直播画面著作权在客体、性质、内容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体育赛事直播画面的播放必然伴随着体育赛事的传播,但根据权利用尽原则,体育赛事直播画面的传播者只需取得体育赛事直播画面著作权人的许可。体育赛事转播权作为一项排他性权利,并不意味着体育赛事组织者享有对体育赛事传播的绝对控制,其权利行使应当受到合理利用原则的限制。

体育赛事转播权的属性论证与权利保护以新修订的《体育法》为视角

在体育赛事转播领域,关于转播权的法律性质存在争议,在司法实践领域往往体现为赛事节目是否构成《著作权法》下定义的作品。新修订的《体育法》在第52条对于转播权的保护规则进行了明确,但在转播权具体的性质定义方面却并没有给出明确的指引。基于“知识产权说”“物权说”“合同契约说”及“商品化权说”不能精准定位和解释该权利,进而导致我国体育赛事转播权保护暴露诸多问题,存在立法、司法、民众意识等领域不同程度的缺位。对此,应将体育赛事转播权纳入民事法益的范畴,并给予适度的法律保护,以在权利与利益之间寻找平衡,也确保了民事权利体系的完整性和连贯性。同时规范体育赛事转播合同、维护公共领域的利益。

体育赛事转播权的法律属性

采用文献资料、逻辑思维法和案例分析法对国内外体育赛事转播权法律性质界定存在的"赛场准入权说""娱乐服务提供说""企业权利说"和"商品化权说"等观点进行分析。结果显示:体育赛事转播权法律性质的多学说论和各类法律权利的交叉使得赛事转播权的归属存在着不确定性。为明确体育赛事转播权法律性质及其权利归属,需要对体育赛事转播权和体育赛事节目分开讨论,它们是2种不同性质且容易混淆的权利,2者权利归属不相同,法律保护方式有区别。体育赛事转播权归属于体育赛事参赛组织和体育赛事主办单位,是许可他人进驻比赛现场进行拍摄、转播体育赛事并获得经济利益的权利,是体育组织的无形资产,接受《合同法》和《侵权责任法》保护;体育赛事节目归属于广播组织,是经体育赛事组织授权转播体育赛事的持权转播商(包括电视台、新媒体机构)播放的体育赛事信号,具有广播组织权,其权能在于禁止他人有线和无线转播其节目信号,接受《著作权法》和《信息网络传播保护条例》保护。

我国体育赛事转播权垄断问题及应对策略

通过文献资料、专家访谈、比较分析等研究方法,探讨我国体育赛事转播权垄断问题。研究发现我国体育赛事转播过程中主要存在使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集中销售与联合购买,使用市场支配地位等垄断行为;主要原因为我国特殊国情、体育赛事转播的经济性、赛事媒体转播机制以及反垄断法律法规的缺失等;提出健全中国体育赛事转播权反垄断法律法规,重构中国体育赛事转播权收益分配制度,规范中国体育赛事转播相关市场行为等应对策略。

赛事直播节目网络盗播的规制困境与出路

赛事直播节目蕴含着巨大的经济利益,使其容易成为盗链并播放的对象。三网融合前,对盗播行为可根据路径以侵犯广播权或信息网络传播权为由进行规制。三网融合后,直播路径与终端的分离使权利人无法确定盗播行为是侵犯广播权还是信息网络传播权,《著作权法》陷入了规制困境。《著作权法(修改草案)》送审稿试图通过将广播权改为播放权,沿用现行信息网络传播权,保留兜底权利的方式应对网络盗播,但此种"补充型"的立法思路无济于事。现阶段,应以是否具有交互性作为区分播放权与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唯一依据;未来,可通过在著作财产权上建立"伞形"权利体系,设置立体的传播权。

我国体育赛事转播权市场开发现状与展望

运用文献资料法和逻辑分析法,梳理了我国体育赛事转播权的发展历程,分析了其市场开发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并对我国体育赛事转播权市场开发趋势进行展望。研究认为:只有完善中国体育赛事转播权的法律制度,打破市场垄断,明确界定体育赛事的权利归属,采取切实措施保护好新媒体转播权,中国体育赛事转播权市场开发才能健康发展。

体育赛事转播权法律性质研究

解释了体育赛事转播权的含义,认为赛事转播权中的"转播",不仅仅是字面意思的"转播",还有"直播"的含义。研究了体育赛事与作品的关系,认为实然意义上的一般体育竞赛项目不是作品,特殊的体育竞赛项目可以视为作品;应然意义上的一般体育竞赛项目也不是作品,但一些特殊的体育竞赛项目有成为作品的可能性。在总结他人观点的基础上分析认为。在我国,体育赛事转播权不属于表演者权,但有成为表演者权的可能;它不属于广播电视组织权,是与广播电视组织权截然不同的两类权利;它也不属于物权,非物质性就决定了其权利性质不同于物权;它应看作是一种广义的合同权,一种不属于债权的合同权。

我国体育赛事转播权有关问题研究

分析了体育赛事转播权的基本含义,对体育赛事转播权的法律性质进行了研究,指出我国体育赛事转播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加快赛事转播权开发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