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谴责小说”看文学研究的亟待突破

“谴责小说”概念在获得它特有的含义、被用于指称晚清社会讽刺小说之后,也渐渐获得一种整体性质,几乎成为晚清小说的代称。而实际上,这个概念难以承担对晚清小说的整体指称,时代赋予了鲁迅、胡适那一代新文化人创造新文化和新文学的使命,也决定了“谴责小说”一类概念的历史暂定性。五四对传统形式文学的批评,目的是创造新形式,并不负责为将来的批评提供固定的结论。因此,超越前人和历史,是当今文学研究能否有实质进展的关键所在。

“恶”之奇葩出园来——论哥特小说与英国浪漫主义

把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英国哥特小说与英国浪漫主义放在同一时代背景下,动态地考察分析两者之间的关系,从而指出哥特小说诞生并发展于英国浪漫主义的沃土,属于浪漫主义的特殊流派,二者之间互相影响、相互渗透,哥特小说与英国浪漫主义的异质性使得哥特小说成为浪漫主义流派的流变从而最终超越了英国浪漫主义。

“恶之花”:欧美现代派城市诗学的审美转换

欧美现代主义文学源于先锋派作家对资本主义机械化、城市化的焦虑———他们对"城市文明"既爱又恨、既排斥又深受吸引的矛盾情感。对于现代派作家来说,浪漫主义的乡村乐园已不可复得,那么只有接受城市化的现实,借助文学艺术的力量,通过"街头游荡者"的审美视角,运用"出位之思"和"艺格符换"等跨媒介、跨艺术的创作手法呈现最普通的,甚至是"丑"的日常生活图景,实现城市书写的审美化和艺术化,在城市文明的"恶"中找寻美,把"地狱"变成"天堂"。这种审美转换肇始于法国现代派先驱夏尔·波德莱尔的艺术批评和诗歌创作。

论《恶之花》中水的主题

《恶之花》中的水主题和水意象丰富而且别开生面,水的主题在《恶之花》中可分为被征服的水和未被征服的水,波德莱尔用回忆之水浇灌了《恶之花》,通过水的意象和水功能的分析有助于读者更好地了解作者抑郁与忧愁的心境,管窥恋母情结对作者的影响,以及作者的美学思想和创作技巧,对水的迷恋不仅是作者的生命体验,而且是一种诗歌创作的使然,是作者的美学追求和生命的慰藉。

从《恶之花》中的“自然”意象看波德莱尔的“写作美学”

习惯上,人们把波德莱尔看成是一个"审丑"的诗人,其实他对美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和追求。在《恶之花》中,有许多诗人对自然歌咏的诗句,仔细分析,我们会理解波德莱尔的美学追求,明白他心中的"自然"是怎样的一种境界,从而也就更能读懂他诗的真谛。波德莱尔所钟情的"自然",实际上是他对未知世界"美"的探寻,因为在他看来,此岸世界的"美",已不能引起人们的"惊奇"与"颤栗",必须到未知的世界去寻找和发现"惊奇"。

论《孽海花》对立分裂的形式要素

《孽海花》通过文本中纷繁复杂的要素并列以及叙事上的刻意求异,造成文章各个层次上的裂隙和断层,要求读者在阅读过程中重建其意义,获得快感,在流行过程中不断增值。

长女情结和女性意识的觉醒——以《花河》为中心

20世纪的中国小说塑造了一系列具有典型意义的长女形象。这些长女在宗法制文化和生活压力的影响下,出于对家族的母性情怀,往往产生一种长女情结,进而为家族事业承担责任、牺牲自我。王华的新作《花河》从人性恶的角度去刻画长女白芍的形象,使白芍不仅具有长女所需的精神气质,还具有现代女性意识觉醒的文化心理特征。与此同时,这种长女情结和女性意识的觉醒也折射出对男权的依附和内化。

工业时代的“恶之花”——郑小琼诗歌的现实意义及其精神内蕴

郑小琼的诗歌犹如一面时代的镜子,照出了当下的、中国的、底层群体的生存风貌与精神内核。作为生活于底层现场的诗人,她的诗歌还力图在疼痛中追问存在的意义,以此彰显出其中蕴涵的温暖及担当。

樱花原始象征意义考——辟邪之花?农耕之花?

樱花是日本国的象征。解读其象征意义 ,可以了解日本人的心路变化过程。然而 ,在日本历史长河中 ,依时代和个人的不同 ,樱花曾被赋予了不同的象征意义。因此 ,本文要分析的是 ,樱花的原始象征意义究竟是什么 ?

论“第一奇书”《金瓶梅》之“奇”——江南世情小说雅俗系列研究

"奇"在中国古典小说发展史上有着特殊的内涵,"第一奇书"《金瓶梅》首先"奇"在作品内容彻头彻尾的"俗"、"邪"、"恶";其次"奇"在作品主题的"雅"、"正"、"善"、"常",因此成为一朵伟大而永恒的世情人性的"恶之花"。

论《金瓶梅》的雅与俗——江南世情小说的雅俗系列研究之三

"第一奇书"《金瓶梅》首先"奇"在作品内容彻头彻尾的"俗";其次更"奇"在作品主题甚深的"雅";同时也"奇"在作品细节的生动、人物的鲜明、结构的缜密、语言的传神等方面。而"云霞满纸,胜于枚生《七发》多矣",成为一朵伟大而永恒的世情人性的"恶之花"。

论波德莱尔诗歌理想的变迁——以对诗歌《信天翁》的解读为例

《信天翁》是波德莱尔诗集《恶之花》中的第三首诗歌，它描述了作为云中之君的信天翁为了觅食，在航船的甲板上饱受水手们的嘲笑和戏弄，隐喻着诗人地位身份的改变。《信天翁》总共四节十六句，相比于整部诗集是简短的，但是通观整部诗集，细读这首诗，通过互文法，可见诗人将其安排在诗集前面部分不是随性而为，而是精心选择、编排的结果，寄寓着他深刻的自省与诗歌理想的新变。

阿克西妮亚:顿河草原上的一朵恶之花

阿克西妮亚是《静静的顿河》中一个充满生命活力和野性的哥萨克女性.她既有着哥萨克妇女的传统美德：热情、勤劳、诚实、善良,又有着和一般哥萨克妇女不同的个性：勇敢、执着、叛逆、大胆追求自己的幸福,充满了生命活力;同时又缺乏同情心,甚至不乏残忍.她是顿河草原上一朵艳丽的恶之花.

双重枷锁下的“恶之花”——谈曹七巧与虎妞两个女性形象与作家创作视角的异同

曹七巧与虎妞是在父权制度和生命情欲双重压抑下的"恶之花",在父权制度与原始情欲双重枷锁的压制下根本无法自主,二人具有同质性;两位作者探索社会、家庭背景和性别意识影响了创作文本视角的异同。剖析其形象异质的根源,揭示出作品社会、文化、心理学层面的深层创作意义。

比较《恶之花》和《野草》中的时间意识

本文通过对波德莱尔与鲁迅的时间意识的比较,寻找二者在思维方式、价值取向上的异同。悲观主义的时间意识以及思想的双重性,是这两位作家的创作共性,而"求真"与"求善"两种不同的价值追求,是两位作家时间意识内涵不同的主因。

论《孽海花》的“名士狂态”与迷情传统

《孽海花》为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之一。它借助对名士的讥讽解构了名士日常的权威,实现一种狂欢式的解放;借助艳情的描绘解构了鼓荡人心的革命理想,为各个层次的广大受众提供了某种想象性的满足,就像《哈姆雷特》、《红楼梦》一样具有了追求自由的文本生命。

在马原小说中绽放的“恶之花”——以接受美学为视角

从接受美学的角度读马原的小说,就会感觉到他在时时打破读者的审美期待视野,或者情节的发展逆转了读者的阅读期待,造成了审美期待的挫折,或者故事的表象把读者的阅读期待引向真相的对立面,造成了审美期待的悖论,结果往往是对完满和美的毁灭,就如现代派大师波德莱尔笔下的"恶之花"。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现代派影响的结果,它能够满足读者们的求新求异心理,也表现了作者对完满和美的追求。

对中国当代“时尚女性文学”的反思

20世纪90年代中国当代文坛上的"时尚女性文学"采用"皮肤思考"的叙事策略,展布"通过身体颠覆男人"的写作宣言,带来了强烈的感官刺激,成为商业化社会语境下最眩目的欲望化书写方式。她们像"恶之花"一样"盛开在城市的下腹部",以"我们要说"的集体力量,宣告了当代文学所处的"在路上"的存在境况,预示了一种新的文学精神。

目前的离奇 心中的芜杂——《朝花夕拾》中鬼魅世界之探究

《朝花夕拾》不仅记载了鲁迅先生的绍兴生活及南京读书、日本留学、回国工作的经历 ,而且更深刻地反映了他对当时社会现实的认识 ,表现了他自我内心世界的情态 ,展示了对故乡风情民俗的留恋。文集中所突出描绘的独特的鬼魅世界 ,以及亲友亡故之往事 ,既是现实社会的观照 ,也是鲁迅先生暮年心态的折射 。

繁华散尽皆成空——曾朴与白先勇作品中“妖女人”形象浅析

曾朴笔下的傅彩云与白先勇笔下的尹雪艳是中国小说中“妖女人”的两个典型。两人的性格各有特点,各自所代表的社会意义也不相同。傅彩云用自己放荡不羁的行为向男权中心社会挑战,作畸形的反抗,显示了晚清封建道德礼教的崩溃;而尹雪艳代表了死亡之神,为一个即将逝去的时代文化装点门面,其本身并不承担太多道德劝惩的功能。从她们身上可以看到中国小说中“妖女人”形象因时代风貌的不同而发生的变迁。这些鲜明的人物形象的塑造为我国小说女性人物注入了新的生命因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