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社会性质组织侦控对策的完善——基于社会治理视角

我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已进入常态化阶段,在侦控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过程中,出现了对多元社会主体的积极作用发挥不够、涉黑组织被打击后卷土重来等问题。因此,要从社会治理视角下完善侦控对策,加强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和源头治理。在侦查方面,要把握非法控制作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本质特征,查明团伙的经济实力和主要业务,判断其是否具有保护伞,严格区分黑社会性质组织和恶势力团伙。同时,要完善证据链条,异地用警异地关押,破除犯罪分子侥幸心理,积极发动群众,拓宽涉黑线索来源,从而实现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有效打击。

常态化扫黑除恶背景下涉黑恶犯罪情报研判

涉黑恶犯罪情报研判是扫黑除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鉴于涉黑恶犯罪情报研判与其他犯罪情报研判在保密程度、研判难点和研判内容方面皆存在显著差异,受情报与犯罪情势的主客观反映关系和刑事政策变化之影响,涉黑恶犯罪情报研判在常态化扫黑除恶背景下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剖析,涉黑恶犯罪情报工作实践中存在研判数据供给冗杂、研判分析方法固化、研判流转运行不畅等问题。为长远计,在涉黑恶犯罪情报研判过程中有必要通过开源、拒止、证伪、预防和协作监督等措施优化研判进路,以期完善涉黑恶犯罪情报体系,为推动扫黑除恶的常治长效奠定基础。

试论我国“反黑”刑事立法的完善

我国现行“反黑”刑事立法存在着以下不足 :缺乏超前性、完备性和配套性 ;针对性不强 ;刑罚设置明显偏轻。有鉴于此 ,文章提出了完善我国现行“反黑”刑事立法的几点构想 :其一 ,增设黑社会犯罪的有关新罪 ,同时对现有罪名进行补充修改 ,使刑法规定具有适度的超前性 ;其二 ,修改现行刑法典关于黑社会性质犯罪的刑罚规定 ,提高量刑幅度 ,增设财产刑 ;其三 ,采用特别证据制度。

论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认定和防范

黑社会组织犯罪是国际社会的公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 ,不仅严重危害社会治安 ,损害国家机关形象 ,而且也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滋生、蔓延的重要因素。认定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应当正确把握其犯罪构成的客体、客观、主体和主观特征 ,准确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一罪与数罪的界限。为了有效防范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 ,必须加大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打击力度 ,加强廉政建设 ,提高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抗腐蚀能力 ,加强监督 ,加大对充当黑社会“保护伞”

黑恶势力犯罪的治理模式构建

新时期黑恶势力犯罪呈现出犯罪手段更加隐蔽、犯罪领域扩张、犯罪性质复杂等新的态势,以管制、制裁和运动式执法为特征的传统犯罪惩罚模式已难以有效应对。2018年1月出台的《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要求黑恶势力犯罪防控的主体更加多元、方法更加丰富、程序更加规范,取得更好的犯罪控制和预防效果。贯彻中央政策,适应现实需求,应从激发社会力量参与、精准适用刑事制裁手段、重视对犯罪人的社会矫治、消除犯罪滋生的环境等方面构建黑恶势力犯罪治理模式,对处于不同阶段、具备不同行为特征的黑恶势力犯罪予以分层次打击、分情况处理,尤其要将治理黑恶势力犯罪与反腐败双管齐下,切断犯罪的社会情境供给。

犯罪团伙、犯罪集团、黑社会性质组织、黑社会组织、有组织犯罪集团辨析

黑社会已成为世界人民的三大公敌之一 ,它的存在对每个公民都构成了严重威胁。但迄今为止 ,人们对其基本概念认识仍存在严重分歧 ,并导致司法实践中相关术语使用的混乱。本文对犯罪团伙、犯罪集团、黑社会性质组织、黑社会组织、有组织犯罪集团的特征、特点进行了深入研究 ,在本质上对其予以辨析 ,以利于制定政策与法律时能正确区别对待 ,更好地开展“严打”整治斗争与“打黑除恶”专项斗争。

软暴力的刑事法律意涵和刑事政策调控——以滋扰性软暴力为基点的分析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实践表明,软暴力违法犯罪的认定,是一个具有较大政策调节空间的法律适用活动。软暴力分为胁迫性软暴力与滋扰性软暴力两种基本的类型,专项斗争的司法惩治重点是滋扰性软暴力。刑法立法原意和既有司法规则以惩治胁迫性软暴力为限,使滋扰性软暴力被评价为犯罪手段的司法判断普遍受阻。因而,将滋扰性软暴力认定为违法行为,成为法律政策适用的底线目标。无法定性为犯罪手段的滋扰性软暴力,部分依法可以认定为违法行为,部分没有充分的依据认定为违法行为。依据立法规定、既有司法规则和执法规则,能够以刑法评价的,基本是胁迫性软暴力;被认定为违法的,滋扰性软暴力占据主体。对软暴力认定标准的刑事政策调控,表现出适度降低的倾向;降低软暴力认定标准的政策冲动,同时受到一定程度的制衡。滋扰性软暴力由黑恶势力实施才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和刑罚可罚性,是政策调控的底线。只有符合规定的前置条件,滋扰性软暴力才能被认定为违法犯罪手段。

我国黑恶势力的罪恶行径与治理

黑恶势力是指在相对固定的区域或者行业内,形成违法犯罪势力,大肆实施多种违法犯罪活动的纠合性违法犯罪组织或群体。其罪恶行径表现在以下八个方面:一是重要成员固定,组织严密,有行动准则和残酷“家法”;二是组织人员和规模发展迅速,其势力范围日益扩大,并且插手政界事务;三是手段残忍,滥杀无辜,罪恶累累,罄竹难书;四是向经济领域渗透,依靠暴力掠夺,迅速增强实力;五是寻求“保护伞”,黑白勾结愈演愈烈;六是登上政坛,披着“红色长袍“,大干黑恶势力勾当;七是插手基层选举,培植“代言人”,侵蚀镇、村政权;八是境外黑社会渗透加剧,与境内黑社会势力相互勾结,犯罪日益多样化和严重化。针对我国黑恶势力的种种罪恶行径,应采取如下治理措施:一是面对现实,加强犯罪研究,搞好社会治安;二是狠抓“严打”,认真进行总结,汲取以往的经验、教训;三是狠抓“打黑除恶”的防控工作;四是在全社会形成“打黑除恶”的氛围。只有如此,才能有力地维护当前社会的和谐稳定。

我国恶势力犯罪的基本特点及量刑与法律控制——以刑事判决书为样本的实证分析

恶势力犯罪具有成员相对固定、组织规模较小以及近半数成员有前科劣迹的组织结构特点和实施罪种多元化、侵害法益聚合化的行为特点。同时,恶势力犯罪还具有组织存续时间较短、犯罪事实明确的危害性特点。恶势力犯罪的量刑受是否主犯、是否赔偿或取得被害人谅解、组织存续时间等因素影响,其中犯罪人是否属于主犯、是否赔偿或取得被害人谅解等是影响量刑的主要因素。总体而言,恶势力犯罪量刑的罪刑均衡性较低。受恶势力'标签效应'等因素作用,是否立功、是否自首等因素对量刑的影响微弱。鉴于此,恶势力犯罪的法律控制应坚持打早打小与强化社会支持系统并重的方案,应酌量增加量刑影响因素中的法律成分,并准确评价各项影响因素的权重。

有组织犯罪的国际化及其应对——有组织犯罪集团和有组织犯罪国际研讨会综述

有组织犯罪是当今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严峻挑战。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有组织犯罪集团和有组织犯罪呈现出国际化趋势,这就要求各国加强反有组织犯罪的沟通与合作。会议围绕着中国大陆、中国港台、美国、俄国、日本和加拿大有组织犯罪的基本情况及其对策六个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讨,取得了丰硕成果。

广东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成因研究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之所以产生并一度呈高发态势,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经济利益的驱使,又是旧中国黑社会犯罪的沉渣泛起;既有黄赌毒及封建帮会文化的影响,又有犯罪分子个人的主观原因;既有境外黑社会组织的渗透,又与转型时期社会控制机制不完善、反黑立法滞后及个别地方打击不力有关。正是这多种因素的综合,才导致广东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产生与蔓延。

现阶段黑恶势力犯罪的特点及打击对策研究

现阶段黑恶势力犯罪呈现形式更新快、滋生周期短,软暴力倾向明显、利益攫取领域蔓延、政治领域渗透加剧、多种犯罪合流、由弱转黑现象凸显等特点,与此同时由于思想认识的不同、法律规定的粗放、保护伞的存在、机制的不完善等原因导致打黑除恶工作中存在多重障碍。立法先行是打黑的必要前提,各部门形成联动、工作机制的完善、情报信息的获取等是打黑除恶工作持续深入的有效保障。

毒品犯罪共犯成立问题研究

认定特殊的毒品共同犯罪,如毒品集团犯罪、毒品团伙犯罪、以共犯论处的毒品犯罪等时,必须以共犯基本理论为基础,全面考察毒品犯罪的特殊性,综合作出认定。当然,也有一些毒品犯罪,从外形上看,具有共犯的部分特征,但实质上欠缺共犯成立的部分要件,故应被排除出毒品共同犯罪的范畴。

非法交易犯罪团伙的社会网络分析研究

针对团伙犯罪的发案率不断升高,且其造成的社会危害性较大的社会现状,根据执法机构的数据分析需求,文章引入社会网络分析的相关理论与方法,对海量交易进行数学建模。采用图聚类算法挖掘出交易团伙,解析其内部结构,智能识别出从事非法交易的犯罪团伙,从而为执法机构提供准确的犯罪线索,增强打击刑事犯罪的主动性及效率。

“黑社会性质组织”之辨析

黑社会性质组织是1997年修订的刑法新创制的法律名词,认定某犯罪集团是不是黑社会性质组织,最关键的是看其是否完全具备“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范围内以暴力、威胁、滋扰等手段,大肆进行敲诈勒索、欺行霸市、聚众斗殴、寻衅滋事、故意伤害等违法犯罪活动,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这一属性特征。黑社会性质组织已具备了黑社会组织犯罪的基本特征,从本质来看,应该属于黑社会组织范畴。黑社会性质组织是高级的有组织犯罪集团,从渊源和属性上看,我国黑社会性质组织主要是由既相区别又有联系的流氓恶势力和帮会组织构成。

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探析

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立法的保护法益应当是一种社会法益,而非作为未成年人的人身权利的个人法益。本罪的组织行为在行为方式上具有多样性,包括一切能够确立和保持行为人对未成年人所实施的违法行为之间存在意思支配关系的行为方式。在与共同犯罪的关系上,本罪并非刑法理论中的必要的共同犯罪,而属于一种任意的共同犯罪,因此,在本罪共同犯罪中应当注意组织犯与实行犯的区分。此外,也不能将犯罪集团与本罪中犯罪人纠集未成年人所形成的违法团伙相混同。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疑难问题新探

《刑法》第2 94条规定,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包括: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入境发展黑社会组织罪;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刑事立法以及司法解释,对正确适用刑法规定是非常有利的。但在司法实践中,仍有一些值得深入探讨的难题,即:如何把握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含义;如何区分黑社会性质组织与黑社会组织、恶势力、恐怖组织、普通犯罪行为,怎样正确认定入境发展、包庇、纵容犯罪行为。对上述疑难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串案窝案的文化根源及其治理

串案窝案频发是传统社会"圈子"文化"复兴"的产物。权力的过分集中和封闭式运行是其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条件;对各类资源的绝对垄断是其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奴化与效忠是其生存的社会基础;传统伦理是其生存和发展的心理基础。必须推动实现传统"圈子"文化的现代转型,使其成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积极因素。具体措施包括: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让权力在阳关下运行;完善社会主义法律制度,实现依法治国;加强公民教育,培育现代公民;加快推进社会改革,建立资源公平分享机制;加强社会监督与制约,规范权力运行;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普及现代价值。

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认定

黑社会组织犯罪与恐怖组织犯罪、毒品犯罪一样 ,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公害。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在中国大陆的滋生和蔓延 ,严重破坏了国家的正常经济秩序和社会生活秩序 ,是我国目前必须解决的一个社会问题。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 ,必须正确理解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概念和特征 ,正确区分黑社会性质组织与黑社会组织、普通的刑事犯罪集团、犯罪团伙的界限。只有准确把握黑社会性质组织 ,才能有效打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 ,维护社会安定。

西部地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形成的文化意识原因探析

西部地区黑社会性质组织形成的文化意识原因,既具有与全国其他地区相一致的因素,也具备一些区域性文化元素。归根结底表现为主流文化与犯罪亚文化的矛盾和冲突。作为逆主流文化而动的反文化、反主流文化、反社会的极端越轨文化,在黑社会性质组织中体现为群体性的有组织犯罪亚文化,它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精神支柱和内在动力。从社会学角度出发,中国社会中存在有组织犯罪的亚文化;从心理学角度而言,有组织犯罪中的个人和组织群体也存在有组织犯罪亚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