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松年与金本土文化精英的形成

金以武力立国,多强兵猛将,但不修文史。作为北方地区的实际统治者,金在政治上虽与南宋并立,但其政治制度、经济建设以及文化精英都远不及对方。金建立初期尚未有文字的出现,故借才于辽宋来发展自己的本土文化,此为“借才异代”。蔡松年是“借才异代”中官职最高者,其先从政治礼教方面奠定了金立国之根本,用封建制代替奴隶制,使金初步摆脱蒙昧落后的状态。蔡松年经历田瑴党狱之后打破了金初宋人与辽人分庭抗礼的局面,奠定了自己的政治地位。同时蔡松年作为早期文坛盟主,其子蔡珪又引领“国朝文派”文坛,蔡松年的文学创作直接影响了金本土精英群的崛起,为金土生土长的精英崛起提供了文化土壤和学习范本。在金初文化肇兴、培养金代本土化精英的过程中,蔡松年居功甚伟。

论唐文“三变”史观与文学代际演变

文学“三变”说由《新唐书·文艺传序》提出,专指唐文三变,这与宋人文学史观的形成有极大的关联。追踪其源,又与汉人的三代文质观承接,宋人对韩、柳古文的赞述,是渊承《汉书·儒林传序》中汉人对孔子与“六经”的推尊,其核心是“一王法”思想由“儒林”向“文艺”的变移。唐文“三变”之“变”,关键在尊“统”,其中由道统到文统,由文统回归道统的交互书写,正是汉、宋两朝论儒术与文艺内涵的逻辑演进。而“三变”说作为文学发展的重要指向,凸显的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代际演变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

形象、记忆与诗笔:论晚清日记的自我书写倾向

中国古代日记脱胎于史书,本偏重公共史料性。晚清时期,部分士人偏好在日记中以文学性方式抒写个人化内容。在表达功能方面,注重使用文学笔法塑造自我形象,体现了创作者的主体意识;在写作主题方面,更加关注心灵世界,对情感记忆的书写尤为突出,抒情性显著增强;在语言形式方面,大量引入骈语、诗语表达个人情志,彰显日记文本的形式与意境之美。晚清士人在别集之外新开一境,逐渐习惯于日记中表达自我,于诗词、骈文等传统文学资源中汲取营养,赋予日记更多个人化与文学性色彩,促使古代日记走向现代转型。

汉王朝的兴衰与汉赋的发展及转变

赋在汉代的兴盛同帝王的喜好及大汉帝国的空前强盛有关。赋的铺排特征适宜于表现巨丽的场景和宏大的气势。汉赋有文赋、骚赋、诗体赋和俗赋,但以文赋为主体,在汉代为散体的形式。文赋中的骋辞大赋主要以京苑、游猎为题材;俗赋流传于民间,有一定的情节;骚赋多抒发个人情感;诗体赋以咏物为主。由于社会的变化及作家经历的差异,不同时期的赋总有一种成为主要体式,内容也由初期阶段的歌功颂德到注重作家的个人感受,最后到直接揭露与批判社会现实。但即使在汉王朝最鼎盛的时期,也有反映社会矛盾之作。整个汉代二百二十多年中,赋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发展、开拓和变化,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对后代的辞赋、诗歌和散文,以至小说、戏曲,都有一定的影响。

从“昭君怨”到“和亲赞”——元代昭君文学作品主题的流变及其成因

文学艺术作品是时代生活尤其是时代政治生活的风向标。元初昭君文学创作以抒写"昭君怨"为中心内容,中后期则一反"昭君怨"格调而大唱"和亲赞"的新声。这与元初统治者推行民族压迫歧视政策而中后期统治者大力施行开明政策从而使民族隔阂逐渐消减多民族逐渐走向融合的政治生态息息相关。由"昭君怨"到"和亲赞"创作主题格调的流变,反映了元代昭君文学发展的基本轨迹,也曲折地反映了有元一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

从“文以载道”到“文以自娱”——论晚明戏剧艺术功用观念之嬗变

晚明戏曲艺术在功用观念上完成了由"文以载道"向"文以自娱"的嬗变。这种嬗变是明中后期以来心学的播布、市民文艺的繁荣和商业经济的发展等彼此间相互渗透的必然结果。艺术功用观念由此前极端重视传统意义上的艺术教化观念的非审美功能,转向以高扬艺术审美情感、重视艺术自身特征的审美功能,从而推动了晚明戏曲艺术的极大繁荣和发展。而戏曲艺术娱乐观念的流行,预示着戏曲文学传统功利主义功能的淡化,而其作为艺术本体的审美特性得到了强化与凸显,这对文学艺术本身的发展与文学艺术特质的丰富都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在这一嬗变过程中,虽然艺术的教化功用观念已经明显下降,且退居次要地位,但其作为功能体系中惟一涉及作品社会意义的重要审美标准,必将仍旧是艺术审美与批评的重要标准之一。

南京钟山历代诗词作者的时空分布及流变特征

考察诗词作者的区域分布与演变,能够厘清其文化环境的时空发展规律,对文化传播和文化区整合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采用指标刻画、LISA时间路径与时空跃迁方法,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对南京钟山历代诗词作者的流变及时空分布特征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1)魏晋南北朝时期奠定了钟山文化传播的基础,隋唐至宋元时期诗词鼎盛,增幅达到历史最高,地域分布趋于均匀;(2)钟山诗作者空间分布西低东高,以“T”字形态集中分布在沿海省份和长江流域,呈现出以江苏为中心向外圈递减的“核心—边缘”形态;(3)钟山诗词作者源地中,江苏省规模最大且发展平稳增速较低,周边省份增长过程中具有后发优势,依赖效应最强,并向外围省份递减;各省的诗词作者整体分布格局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集聚性.

从唐宋文学看士大夫心理结构的差异

时代心理对于文化的影响是深刻的、巨大的 ,人们从直观上便能感受到时代的文化现象与心理的联系。本文通过对唐宋文学的分析对比 ,透射出唐宋士大夫由开放型心理向封闭型心理的变化。

《文艺论集》的成书与版本衍变

《文艺论集》是郭沫若一部重要的学术论文集,也是其著作中版本衍变最为繁复的一部著作集。《文艺论集》的编选成书,是郭沫若将自己文章、作品辑录成集的一个有些"另类"的个例,那差不多是一个"无心插柳"的过程。而此时,在"悬想"独自建立一个"文艺论"理论体系的郭沫若,正经历着思想和人生道路的剧烈变化。这些情况对《文艺论集》的版本衍变自然发生了影响,它们既有文本上的,亦有文本之外的。这是《文艺论集》版本研究需要关注和考察的内容。同时,这对于疏理考察郭沫若著译作品中大量存在的非常棘手的"盗版本"问题,也会提供某种启示。

浅谈北朝山东文学区文风的嬗变

北朝时期山东文学区的文风有显著的变化,前期文学风格呈现出方正淳和的特点,而后期风格则清丽典雅。细究其变化,应是内部原因和外部原因的双重作用所致。内部原因在于传统文学家族创作陷入低谷,外部原因则是南来文风的渐入。双重原因导致了山东文学区在北朝期间文风的转变,这种转变实则是隋唐南北融合的一次预演,呼唤着新的创作时代的到来。

陪都文学精神的形成与演变

作为中国文学版图的重要一支,陪都文学随着历史演变和城市轴心的迁移,形成了独特的文学精神。本文选取东汉长安、唐代洛阳、北宋洛阳、明代南京等四大陪都文学作重点分析,在梳理其前后承继的文学脉络中,进行各自多重色彩的具体辨析,分别为东汉陪都长安夸饰中的自豪、怀恋与失落,唐代陪都洛阳闲适中的忧惧、苦闷与解脱,北宋陪都洛阳韬晦中的内敛、执著与理趣,明代陪都南京凄艳中的风情、诤骨与感伤。

论中国佛教史上的“梁唐之异”与“南北之殊”

论文以唯识学在南北朝时期的理论差异为特例,分析了中国佛学从南北朝时期的某些理论分歧到隋唐时期的重大转变,这个过程既反映了佛学理论自身转变过程中的某些内在取向的选择,也表明了这种选择是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发展分不开的。

明中后期文学流派与文风演化

有明一代,尤其是中后期,文人文学流派情结浓郁,文学流派交替频繁。这是明中后期文风演化、文学发展的一大重要推动力。明中后期文风演化经历了一个逻辑的发展进程,它主要围绕着"复古—革新—复古"这条主线展开。此二"复古"并非简单地重复,其中皆蕴含着求新求变因子。当然,在这一逻辑进程中,不同文学流派起的作用是不对等的。这一逻辑发展进程,本身就是一部视角独特的明中后期主流文风演化史、文学发展史。文学流派对文风演化、文学史建构,具有不可轻视的价值与意义。

宋元商业性演出与说唱文学体式的演进

宋元时代纯粹商业性的演出,即使说唱文学疏离唐五代惯用的弘扬佛教文化的主题,又促进了说唱文学种类与体式的演进。不仅传统的话本小说吸收了唐代变文、讲经文等说唱文学乃至传奇小说的体式特点,形成了篇首、入话、头回、正话、篇尾等各具商业妙用的新式说唱文学结构;全新的说唱文学诸宫调,其宏大的体制创设、巧妙的关目处理、说少唱多的布局,以及"曲调"中入声字消失而多用衬字,也都与商业演出利益的驱动分不开。

论晚清到五四时期的文学历程

清末民初时期的文学像走进了无出路的死胡同,而“五四”新文学的出现更像无所凭借的“大爆炸”。从清末民初到“五四”的文学演变的历程,不是顺承,而是逆接。与其把前者看成新文学的序幕,不如把它视作悠久的古代文学的尾声。清末民初存在各自分流未能连通的思想观念、表达语言和文体文学变革这样三条线索。其时“士大夫之中的明白人”未能将这三条变革线索整合为一体,此事有待于“五四”新一代人完成。文学演变顺承不行,转而逆接,背后存在人的代际更替。

唐前关中文化嬗替与本土文学创作之阶段性

关中文学创作既与时代文学思潮演进相关,也与地域文化的阶段嬗替互涵同构,并呈现多元面貌。从创作主体看,关中文学在先秦以集体创作为主,至两汉魏晋变为以经学为底色的文学群体,北朝再变为兼具武力强宗色彩的文学群体,至隋则完全政治化、官僚化。以创作空间而言,关中文学随时推移,创作空间渐由长安、陵邑扩散至远郊、文化交织地带,呈现出同心圆的发展样态,并昭示关中文化的整体繁盛趋向。就题材言,关中文人群体所长之文体、择取之题材、崇尚之风格与追求之诗美理想虽因时而殊,但其雄深雅健和劲直郁勃之文气却未有减弱,诗则音情顿挫,文则析理透辟,赋则流情感慨,为中国古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论北齐文学思想——兼与《文心雕龙》文学思想比较

北朝文学思想主要集中在北齐。杨愔、邢劭、魏收、刘逖、刁柔、刘昼、颜之推等都提出了自己的文学见解,主要聚焦于文德论、文变论、文质论、南北文学批评鉴赏不同论等问题的评论。其中,文质论与北齐尚节俭重实用的社会风气紧密关联,主张以质为根本,文质并重,不可废弃辞调,但反对浮华文风;南北文风不同论和南北文学批评鉴赏不同论都是北齐文学批评的独特创见。北齐文学思想根植于北齐文学的创作实际,是当世文学创作实践的总结,同时,又指导着当世的文学创作。将北齐文学思想与《文心雕龙》对比,有利于我们更清晰地认知南北文学思想之不同以及北齐文学思想之价值。

先唐时期中国文学城市审美的历史演进

先唐时期,中国城市文学完成了从孕育萌芽到基本形成的历史演进,与此同时,中国文学对于城市的观照,经历了先秦的致用为本,到两汉的功利与审美并存,再到魏晋南北朝的功利色彩弱化、审美意味增强的发展历程。被视为中国城市文学形成标志的汉代都邑赋,在一定程度上突破实用功利的限制,对长安城进行了具有审美价值的书写。魏晋南北朝表现城市之美的文体从辞赋扩展至诗歌,更为重要的是,城市观照中的政治或道德驱动力明显弱化。士人群体的城市体验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单一的实用功能的范畴,体现出向意义纬度和审美纬度发展的倾向。

西周至清都城文学地理形态的演变研究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文学地理的概念得以提出,加强对西周至清都城文学地理形态的演变研究,有助于更好的完成中国古代文学地理学术体系的建构,进而更好的促进该门学科的发展;基于这种认识,从首都迁徙角度,将西周至清的文学地理形态发展划分为三个时期,并对各时期的文学地理形态与演变情况进行了分析,以期为关注这一话题的学者提供一些参考。

目录学视野中的经学演变——以《汉志》《隋志》《四库总目》之经部书目为中心

以《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之经部书目为中心,辅以其他公私书目,从部类命名、体例形态及所录图书诸方面,可窥测出中国经学及学术思想的演变趋势。经部类目设置、体例演进与古代书目整体形态变化相伴相生,经部典籍在最初来源和辑集归类方面体现了崇古倾向,于图书增衍的趋势中更多流露出趋新意识。经学由兴到衰,无论承袭还是新变,都没有脱离政治的干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