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罪治理背景下前科消灭制度的本土化构建

在刑法领域,轻罪治理是法治现代化的体现之一,而“轻罪前科消灭制度”是轻罪治理的重要内容。时代需要、宽严相济的政策、现有规定的内在弊病与标签理论分别为轻罪前科消灭制度构建提供了正当性基础。构建轻罪前科消灭制度,一方面会与前科报告制度、户籍制度、人事档案管理等相矛盾,另一方面也难以轻易达到预期效果。我国应坚持从本国国情出发,明确前科消灭适用的对象条件、实质条件、考验期等内容。在完善相关配套措施的基础上,衔接好前科消灭与现行相关制度,并在建立信息专网的同时,强化信息保护意识。

国外出狱人社会适应研究及对当代中国的启示

国外一般将出狱人作为特殊的弱势群体给予保护。出于出狱人保护实践层面的需要,国外学界对出狱人社会适应的内涵、过程、影响因素以及社会适应项目等方面进行了跨学科、多层次、广角度的研究。系列研究成果为我国推进相关政策改革,提升出狱人的社会适应性提供了参考思路:加强对出狱人社会适应的理论研究;转变观念接纳出狱人,以再社会化为目标将出狱人的社会适应工作向释前延伸并多维拓展;创新特殊人群社会管理服务模式,政社分工合作,构建多元竞争、互补的出狱人帮扶公共产品提供体系。

出狱人自我认同重构过程的质性研究

出狱人在经历犯罪服刑这一负性生活事件后,在回归社会的过程中一般都会面临自我认同重构问题,其自我认同大多受到严重威胁甚至崩溃。通过对J省N市26名出狱人的深度访谈发现,出狱人自我认同重构过程大致经历意义探究—控制感重塑—自尊重建三个阶段。意义探究主要包括对犯罪原因及犯罪意义的自我诠释,控制感重塑主要通过远离犯罪土壤和树立生活目标得以实现;自尊重建策略则包括成就感的获得等进取性重建及向下比较等防御性重建。在自我认同重构过程中,出狱人面临多种风险和挑战,政府和社会应为其构建预警及扶助机制,以帮助他们尽快从深层次的心理层面真正回归社会、融入社会。

刑满释放人员社会融入的多维性研究

本研究通过对个案的描述，从经济融入、交往融入、心理融入三个层面对刑释人员社会融入问题进行了探讨，并分析了刑释人员实现社会融入的多维路径。从经济融入来讲，应逐步实现从生存到生活；就交往融入而言，应实现关系的移植和关系的重构；心理融入方面，应关注自我认同到他者认同的循环过程。

关于自首认定中“隐瞒犯罪记录”问题的思考

自首认定中犯罪人没有供述先前犯罪记录的行为,能否认定为自首成为一个司法实践中的争议话题,导致此种争议的根源在于:要么是过度坚持"真诚悔过"的标准,要么是过于扩张解释"主要犯罪事实"的范围。"犯罪记录"和"前科"、"累犯"是两个层次的概念,"犯罪记录"不属于后罪的"主要犯罪事实"的范畴,对于"犯罪记录"的隐瞒不影响自首的认定。但是,如果犯罪记录异化为"主要犯罪事实"的一个组成部分,则不在此限。

融合静态属性和动态轨迹的盗窃前科人员分类研究

以往犯罪前科人员分类研究,通常基于历史犯罪信息中的静态属性信息,而忽略了对动态轨迹信息的利用,且缺乏专门针对盗窃前科人员再犯罪风险预测的研究.基于上述以往研究的不足,本文研究融合静态属性和动态轨迹的盗窃前科人员初犯/累犯分类.构建了融合静态属性和动态轨迹的长时间跨度盗窃前科人员分类数据集,然后探索和对比多种不同类型机器学习模型在该数据集上对盗窃前科人员的分类性能,提炼出与盗窃前科人员分类最相关的特征;基于上述分析结果,提出基于加权关联规则的盗窃犯罪人员预警模型.本文的相关研究成果可以应用于盗窃犯罪的预警工作中,对犯罪打击和安全防范工作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关注刑满释放人员 构建和谐社会

近年来，我国刑满释放人员再犯罪率不断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影响了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本文通过对刑满释放人员再犯罪的现状、原因进行分析，试图找到预防和减少刑满释放人员再犯罪的途径，以不断推进和谐社会建设。

我国轻罪治理背景下前科消灭制度的构建

随着刑法积极参与社会治理,轻罪犯罪圈的扩张、轻罪人数的持续增加已成现实。然而,因为我国的前科制度,大量轻罪案件存在“轻罪不轻”现象,这不仅违反了罪刑法定、罪责自负的基本要求,也有违刑罚的正当性,故有建立前科消灭的必要。前科消灭的立法模式,可以采取“两步走”的刑法典方案:先以轻罪主体为先导,再覆盖其他重罪主体。前科消灭的基本条件,可以罪质、悔改、时间、程序要件为重点设计。前科消灭后,对犯罪人的“规范性评价”不复存在,并恢复刑事与非刑事领域受损的法定权利。为确保前科消灭的效力统一、有效运行,还需统筹刑法上的前科报告、累犯制度,并清理刑法外不合理的前科规定。

澳大利亚刑事错案的赔偿

澳大利亚刑事司法制度比较完善,但少量的刑事错案仍会出现。在错案救济赔偿方面,各州多采用特惠赔偿制度,首府地区还在立法中明确规定了错案的定义及赔偿条件。由于错案在成因上具有执法者的不当行为、科学证据的不当解读及媒体报道的不良影响等诸多共性,在错案难以杜绝的情况下,澳大利亚各司法辖区采取增加上诉次数、规定错案赔偿条件以及将无辜者DNA检测立法化等改革措施,为被错误定罪的无辜者提供更多而有效的洗冤渠道。

新中国刑释人员社会政策的历史演变

新中国建立后,中国才有了比较系统的刑释人员社会政策。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刑释政策的基本走向是在"留""放"之间进行选择与平衡,从20世纪50年代的"多留少放"、60年代的"四留四不留"到"文革"后期的"分类放留",莫不如此。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刑释政策的基本思路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在全面社会安置的基础上,力求将安置与帮教相结合,通过就业安置、思想帮教、生活保障和权利保护四根支柱,建构中国特色的刑释政策体系。中国刑释政策六十多年的历史演变表明,其"给出路"的核心内容始终未变,但制定刑释政策的基本理念经历了从国家维稳本位向个人权利本位的演变过程,反映了中国刑释政策从人治轨道向法治轨道转换的进步历程。

轻罪扩张背景下的犯罪附随后果研究

中国已经进入轻罪时代,但“刑罚体量轻而附随后果苛重”的倒挂现象阻碍着轻罪治理体系的构建。犯罪附随后果由规范性附随后果和非规范性附随后果组成。目前,犯罪附随后果在功能上已然演变为对刑满释放人员的惩罚,造成这一异化现象的原因是犯罪附随后果载体庞大复杂、与所犯之罪缺乏实质关联以及失信惩戒被滥用。因此,单凭仅针对规范性附随后果的前科消灭无法解决成因复杂、载体多样的犯罪附随后果,况且不利法律地位的消灭并不等于权利和名誉复归至圆满状态;对此,还需要构建复权制度与前科消灭一同化解规范性评价。至于非规范性评价,应当从根源上杜绝犯罪记录在社会层面的传播,具体对策为扩大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以及引入“社会保证人机制”恢复刑满释放人员的社会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