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财政科技投入绩效评价模型的突破口研究

介绍了与地方政府财政科技投入绩效工作的中心内容——评价模型相关的5个突破口:模块化、开放性、层次化、图形化以及方法库。

基于“指标靶”概念的地方政府财政科技投入绩效评价模型体系的构建

应对地方政府财政科技投入绩效分析工作的实际困境,提出了“指标靶”概念,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评价模型体系,从宏观、中观、微观层面分别设计了相应的指标体系,其中着重介绍了宏观指标的设计过程,并给出了一个特殊的“靶指标”验证实例。

基于灰色关联分析的地方政府财政科技投入绩效评价:以上海市为例

利用灰色关联方法,构建了地方政府层面的财政科技投入绩效评价的原理、体系、方法.以上海市政府科技投入绩效评价工作的实际工作为例,介绍了开展关联评价的关键操作步骤,提供了部分结论,为开展类似工作的地区政府提供有关理论支撑和操作指南,文中数据均来自上海市近年真实数据,可供决策部门直接参考.

地方政府考核：双重委托人失效及其政策含义

用公共选择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和信息经济学的相关理论重新解释地方政府考核失效,基本结论是公共选择制度失效使地方公众丧失了地方政府委托人的身份和考核地方政府的发言权,中央政府不得不成为地方政府的整体委托人,高昂的信息成本却阻碍中央政府成为有效率的、甚至胜任的委托人,这是地方政府考核失效的根源。地方政府控制权过度膨胀和不断扩张导致地方政府本位利益最大化过程中的机会主义难以被有效遏制,产权约束对地方政府而言在很大程度上处于失效状态,以中央政府为委托人的地方政府考核失效被进一步放大。地方政府考核失效集中反映出我国政治经济体制基本面上的深层次问题,地方政府考核是否改进,也是下一步体制改革在关键领域能否有所突破的试金石。

论地方政府财政科技投入绩效评价的思路

围绕对地方政府财政科技投入的绩效评价工作,从现实背景、理论思考、基本观点、进度安排、实施要点、关系处理等诸多方面,进行了工作思路分析。为地方政府财政科技投入绩效评价工作的开展提供先期的理论准备,也为开展进一步实际评价提供前期工作预想。

论地方政府领导干部政绩考评中的公民参与

公民有序参与地方政府领导干部政绩考评能够有效促进公民社会发展、提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和健全相关规章制度。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民主进程步伐加快,公民参与地方政府领导干部政绩考评取得了可喜成绩。然而,由于诸多因素制约,我国地方政府领导干部政绩考评公民参与绩效仍有待提高:公民缺乏参与意识,参与能力不足;社会组织发育不成熟,公民参与缺乏组织依托;政府管理理念和方式不够科学,公民参与领域与范围受限;政策法规不健全,公民参与缺乏制度保障。适应时代变化完善地方政府领导干部政绩考评公民参与动力机制、培训机制、协调机制、监督机制和保障机制,有利于构建公共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合理张力关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具备模块化与开放性特点的地方政府财政科技投入绩效评价模型体系研究

以地方政府财政科技投入绩效为评价对象,完整阐述了评价模型体系的构建原则、特点、结构、功能,给出了一个评价方法库。模型体系突出了模块化和开放性,可为开展政府科技投入绩效评估实际工作,提供理论支撑和实际操作指导。

政绩考核导向调整能否破解利益悖论?--地方政府竞争压力视角的中国经验

经济利益与生态利益的对立、当期利益与远期利益的冲突、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矛盾构成了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三组利益悖论;利益悖论的破解需要更好地发挥地方政府的作用,通过调整政绩考核导向来调节地方政府的竞争压力和行为是破解利益悖论的有效路径之一。采用2005—2017年中国268个样本城市的面板数据,分析地方政府经济竞争压力、规制竞争压力和综合竞争压力对差异化利益的影响以及利益悖论的存在性,并通过改变经济考核与生态考核的权重比来寻求破解利益悖论的政绩考核导向调整方向,研究发现:(1)经济竞争压力的增强有利于经济利益增长但不利于生态利益增长;经济竞争压力对综合利益的负向影响至少可达5年,且在时间趋势上趋于增强,在空间趋势上以1350 km的地理距离为界先增后减。可见,地方政府经济竞争压力过高会激化经济利益与生态利益的对立,带来当期利益与远期利益的两难以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俱损。(2)规制竞争压力的增强有利于经济利益和生态利益共同增长;规制竞争压力对综合利益的正向影响可持续3年,但在时间趋势上趋于弱化,在空间趋势上随着地理距离的增加趋于强化。可见,增加地方政府的规制竞争压力有利于经济利益与生态利益的共赢,并带来当期利益与远期利益的两全以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互利。(3)当政绩考核中经济考核与生态考核的权重相等时,对地方政府产生的综合竞争压力还不足以破解三组利益悖论共存的局面;当经济考核与生态考核的权重比达到4∶6时经济利益与生态利益的对立得到破解,达到3∶7时当期利益与远期利益的冲突得到缓解,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矛盾也得到破解。可见,政绩考核导向的生态化调整(经济考核权重下降,生态考核权重上升)能够实现三组利益悖论的竞相破解。因此,应对政绩考核导向进行生态化调整,促进经济利益与生态利益的共赢;建立健全生态环境追评追责机制,推进当期利益和远期利益的共谋;统筹协调各地异质性利益诉求,增强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的共容。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前期南京国民政府的地方自治政策及其实施成效

南京国民政府形式上统一中国之后,陆续颁行了一系列有关地方自治的法令法规以巩固统治基础,发展地方事业。这些法令法规在很大程度上受了孙中山地方自治思想的影响,并使他的许多地方自治主张具体化、系统化。但由于社会经济文化条件不够成熟,地方自治法令法规本身存在严重问题,自治经费不能确定且筹措困难,以及党部与行政部门不能密切配合等原因,国民政府未能实现由官办自治向民办自治的转化,这次规模宏大的地方自治运动成效甚微。

地方政府绩效评估中的公民参与——基于全程参与的视角

地方政府绩效评估是提升地方政府绩效的动力和依据。如何保障地方政府绩效评估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是当前地方政府绩效评估所面临的重大课题。公民参与作为与民主治理理念相契合的制度安排,对提高地方政府绩效评估的信度和效度不可或缺。然而由于当前地方政府在管理理念的僵化、公民参与制度保障的缺失以及公民自身意识和能力的限制,致使公民参与地方政府绩效评估还停留在象征性参与的低水平。提高公民对地方政府绩效评估的参与度,必须提高公民参与度,实现公民对地方政府绩效评估的全程参与。

药品价格规制中的政府间博弈分析

以药品最高零售限价为主的药品价格规制机制失灵的根本原因应该从规制的源头即政府的作为找起。本文通过建立反映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药品价格规制机制中作用的委托-代理模型对其行为进行分析,发现药品价格规制机制在当前考核体系下会对地方政府形成扭曲激励,地方政府因而会罔顾社会总福利的损失,消极应对中央政府的政令;当前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财力分配格局,使得激励的扭曲效应在短期内无法消除。因此,中央政府应尽快放开药品价格管制、放弃药品价格最高零售限价政策,从改革政绩考核模式入手,并通过地方政府财政给付抵消现有机制内在的激励扭曲,让改革的成果真正惠及黎民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