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行政法典编纂应设置财产权“准征收”规范体系

财产权“准征收”现象已弥漫到我国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成为触手可及的客观存在。财产权征收模式从“一元”向“二元”转变的需要、财产权限制规范精细化构造的诉求,是中国语境下财产权“准征收”的生成逻辑。从法思想、法体系和法技术等层面深入考量,我国将来编纂的行政法典宜设置财产权“准征收”规范体系。这不仅是提升财产权公益征收规范科学性、先进性,弥补其与实践之间张力的内在需要,更是顺应情势变迁,实现我国行政法典中财产权公益征收规范体系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理性表达。就体系安排而言,我国将来编纂的行政法典宜在总则之行政活动章对财产权“准征收”作原则性规定;在分则之行政活动编对财产权“准征收”作具体规定。

绝对式编码器编码码制的设计

绝对式编码器编码码制通常采用自然二进制码、格雷码、格雷余码等。本文介绍了这三种编码码制的特点及其对应位置如何读数。

计算机中r进制数的反码、原码和增码的表示与运算

本文给出了r进制数的反码、原码和增码的定义,讨论了它们的性质和运算,分别导出了真数与反码、原码和增码之间关系的公式.

不对称反应的对映体过量值预测

建立了手性催化剂结构与反应产物对映体过量值的定量结构-活性相关性模型,以辅助苯乙酮不对称氢转移反应的催化剂筛选.手性催化剂由手性氨醇配体与金属络合物合成,故采用构象独立手性指数或构象依赖手性指数描述手性氨醇配体,采用指示变量区分金属络合物,然后合并2个指数来描述手性催化剂.通过遗传算法进行变量选择,采用随机森林法建立数学模型以预测对映体过量值,测试集的相关系数R2=0.769,整个数据集的OOB(Out-of-bag)交叉验证结果为R2=0.785.

民刑防卫限度标准二元视阈下一般违法的防卫过当之界定

我国民刑防卫限度标准存在差别,民法“不应有的损害”不等于刑法“重大损害”。在民刑防卫过当评价相异的场合,需借助一般违法的防卫过当概念,澄清正当防卫的行为规范内涵,避免引发行为规范形式上的自相矛盾。我国民刑防卫过当的行为要件实质相当,民法“超过必要的限度”等同于刑法“明显超过必要限度”。民法防卫过当的行为要件应解释为“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防卫行为明显超过必要限度的,成立违法行为。一般违法的防卫过当是指防卫行为明显超过必要限度的情形。

一种新的二元条码设计与绝对式光电位置编码方法

提出一种新的二元条码设计方法,可用于绝对式光电位置编码。传统的光电编码器主要基于莫尔光栅条纹技术,把位移量变为电脉冲,结构简单,但由于增量式相对测量方式,从而使得光电编码器的应用受到了限制。本文提出的二元条码设计方法,在单码道上设计了包含三种频率信息的光栅,采用二元脉冲编码调制和误差扩散的方法形成二元条码标尺。在光电位置编码器中,标尺上某一段的条码就成像在线阵CCD上。对CCD获取的该段条码信息进行傅里叶变换,滤波和逆傅里叶变换,得到三种频率光栅的相位信息,采用小数重合法得到该段条码的绝对相位分布,从而得到绝对位置信息。新的方法保留了单码道光栅莫尔技术结构简单的优点,同时又能像多码道光栅编码器一样实现绝对位置测量。文中给出了编码方法的详细描述,条码信息处理方法,计算机仿真实验结果,最后给出了绝对式光电位置测量的实验结果。本文提出的方法在绝对式光电位置编码器和数字水准仪等领域具有一定的应用前景。

基于同步时序的余3码检测器的设计方法

余3码作为一种特殊的BCD编码,在各种逻辑运算及加密算法中有着广泛的应用。本文设计一种余3码检测器,可以对从输入端串行输入的先低位后高位的8421码进行分析与判断,当不是余3码时,电路输出为1,否则输出为0。同时,对同步时序逻辑电路设计的常用方法及逻辑电路优化过程作了深入的研究与探讨,详细分析并实现了从抽象问题到检测器成型的每一步骤,为相关研究人员提供了一种通用的设计思路和方法。

基于DNA域编码的余三码四位减法器的设计

DNA分子逻辑电路的设计是DNA计算领域的重要研究方向。该文针对当前双轨分子逻辑电路复杂度高、响应时间慢的问题,提出一种基于域编码策略的DNA逻辑电路设计的新方法。该文设计了“多输入1输出”逻辑运算模块,构建了扇出门和放大器,并利用所构建的电路模块搭建了4位平方根分子逻辑电路,与经典的双轨策略下的4位平方根电路相比,反应物的数量由双轨的130种降低为61种,系统响应时间缩减为双轨的1/24,大大简化了电路的复杂度,提高了系统的响应速度,进一步验证了域编码策略在分子逻辑电路设计中的有效性。为了深度解析基于域编码策略的大规模复杂分子逻辑电路的设计思想,该文构造了“余三码四位减法器”,为设计大规模功能性DNA逻辑电路提供了更多的解决方案。

用Verilog实现BCD码到余3码的转换

BCD码和余3码是串行通讯中比较常见的两种编码方式,二者的转换在不同的通讯场合中也经常用到,文章主要介绍二者之间的关系并用Verilog语言实现了二者之间的转换。

后民法典时代保险人不当理赔民事责任的重塑

重塑保险人民事责任是治理不当理赔乱象的至关重要一环。其原因不仅在于超额赔偿责任具有充分补偿、足够威慑的内在功效,还在于社会共治框架下的其他手段各自存在规训盲区,而超额赔偿责任是对保险合同两造失衡地位的实质矫正。为实现体系内容的融贯和法律资源的简约,后民法典时代下超额赔偿责任的引入应采用改良后的违约路径:一方面,对保险领域中可预见标准的主体、时点及范围予以调整,将精神损害、可得利益损失、律师费用支出等损失纳入《保险法》第23条的“损失”范围,但允许保险人就损害赔偿责任的成立及多少提出抗辩;另一方面,待《保险法》的新一轮修改,以“故意”和“情节严重”为要件新构惩罚性赔偿条文。其中,“故意”之主观状态可由特定客观情形直接推定,除非保险人能作出相反证明。而“情节严重”的判定需综合考虑实际损害程度、客观损害程度、非正当性程度、市场秩序的受破坏程度等四方面要素。

为什么环境法需要法典化——基于法律复杂化理论的证成

环境法治四十年的环境法律制度变迁,经历了一个从'环境加法时代'到'环境减法时代'的转向。实证研究表明,'环境加法时代'构筑的环境法律体系日益呈现出肥大化、技术化、不统一和不确定的法律复杂化表征,并引发了现实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增加、环境决策(或判决)的可接受性减弱、环境法治秩序'液态化'和环境法律的可信赖性降低等机能障碍。在'环境减法时代',环境法法典化议题的形成既非'政治狂欢'亦非'理论幻构',而是旨在通过法典高度的简约性、便捷的适用性、严密的逻辑性和适度的稳定性,来消解环境法律复杂化及其附带的复杂性机能障碍。编纂引领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环境法典正当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