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治理环境、控制权私有收益与上市公司高管晋升效率

本文以2001—2012年中国上市公司中高管晋升数据为样本,分析了大股东控制权私有收益影响高管晋升效率的情况。研究表明,控制权私有收益显著降低了高管晋升与企业业绩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当上市公司所处地区外部法律环境较差或所处行业竞争较弱时,这种降低企业高管晋升效率的情况更为显著。

高管薪酬、监督力与控制权收益:限薪的后果

笔者通过数学模型推演,从理论上分析不同监督力情况下高管减薪的后果,研究发现:在企业持续经营过程中,高管减薪能够导致高管控制权收益对薪酬的替代,替代作用产生了负的激励效果,并且替代程度越大,负向激励效果越明显;监督力的强弱是决定替代程度大小的关键因素,不变或弱化的监督力能够强化高管控制权收益对薪酬的替代程度。研究结果表明,无论监督力在减薪前后如何变化,限薪令都可能是一项失败的政策,类似于中国这样已经颁布限薪令的国家,在限薪的同时应该大力加强对高管的监督力度。

高管薪酬自愿性披露存在信息操纵吗──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不断强化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信息披露,增强高管薪酬激励透明度,一直被视为提升企业高管薪酬治理效率的重要途径。本文以2007-201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代理成本角度研究了企业管理层实施高管薪酬自愿性披露的动机和策略。实证研究发现:(1)企业高管获取的货币性私有收益越高,管理层自愿披露更多但相关性不高的高管货币性薪酬信息;(2)企业高管获取的货币性私有收益越高,管理层自愿披露高管在职消费信息的程度就越低;(3)企业高管货币性私有收益与高管薪酬自愿性披露的显著相关性主要存在于国有控股企业中。上述发现表明,国有企业管理层攫取货币性私有收益后,企业高管薪酬自愿性披露存在明显的信息操纵。

董事会断裂带与高管私有收益

本文以2005—2016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了董事会断裂带对公司高管私有收益的影响。研究发现:董事会断裂带越大,上市公司高管获得的私有收益越高;公司内部环境的复杂程度会强化这一关系;董事会断裂带对高管私有收益的影响在国有企业中更显著;区分私有收益对象,董事会断裂带对薪酬最高的前三名和前三名以外高管私有收益均产生影响;分解董事会断裂带类型,这一影响主要源于深层特征形成的断裂带;作用机制显示,董事会断裂带越大,高管越倾向于利用应计盈余管理操纵业绩而获得私有收益。

媒体负面报道、内部控制与高管私有收益

以往的研究更多地关注媒体外部治理的效用,忽略了媒体在公司治理中发挥作用的路径。文章从外部非正式制度的角度出发,以2009年至2016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媒体负面报道对高管私有收益的治理作用及其作用路径。研究发现:媒体负面报道能够显著抑制高管获取私有收益的行为;内部控制在媒体负面报道与高管私有收益之间扮演了一定的中介角色。研究结果丰富了媒体负面报道影响上市公司治理的作用路径的相关文献,有助于我们更深层次的思考外部监督机制对公司内部治理的重要作用。

中国上市公司二次贷款行为与高管银行背景

从高管银行背景对银行信贷的作用、高管银行背景从事民间借贷的行为出发,研究银行信贷经由上市公司流向民间借贷市场的路径。结果发现,有高管银行背景的企业更可能获得银行信贷,即使在银根紧缩期仍具有获取信贷的能力。进一步研究发现,有高管银行背景的企业更容易从事民间借贷,即使在紧缩期也是如此。这是由于高管银行背景能够帮助企业在银根紧缩时获取信贷,从而将这些资金投入回报率更高的民间借贷市场。此外,对高管类型进行分类检验后发现,类型2企业获取信贷的可能性小于类型1,从事民间借贷的可能性也小于类型1。

高管团队支持对中小民营企业战略执行绩效的影响:环境不确定性的调节作用

环境不确定性和高管团队支持是影响企业战略执行绩效改善的重要因素。对中小民营企业的研究表明,高管团队支持对企业战略执行绩效的改善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且这种促进作用在不确定性高的环境下,得到了显著的强化。因此,重视培育高管团队支持并营造其发挥积极作用的氛围是中小民营企业战略执行绩效改善的重要途径,这在不确定性高的环境下尤为重要和迫切。

高管激励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进型战略的影响研究——基于激励因素及高管任期的实证研究

学术界关于海外并进型战略的研究由来已久,但是缺乏对高管激励与战略机制之间关系的探索。基于委托—代理理论和激励理论,利用中国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2006—2017年数据,从高管激励的视角分别研究了高管股权激励和控制权激励对并进型战略平衡度的影响和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高管股权激励与公司海外并进型战略的有机平衡度呈正相关关系,高管控制权激励与公司海外并进型战略的有机平衡度呈“倒U形”关系,高管任期负向调节股权激励及控制权激励与企业海外并进型战略有机平衡度之间的关系。跨国公司应充分利用高管任期和高管激励模式之间的替代效应,形成激励效用最大化的管理层权力体系。上述研究完善了新兴市场国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及公司治理的相关理论,为中国企业国际化过程中提高并进型战略平衡度和海外绩效提供了新思路。

高管权力、媒体关注与高管私有收益——基于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12-2016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高管权力、媒体关注与高管私有收益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高管权力与高管私有收益显著正相关,媒体关注能够显著抑制高管权力对高管私有收益的正向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国企高管更偏好非货币性私有收益,非国企高管更偏好货币性私有收益;央企高管更偏好非货币性私有收益,地方国企高管更偏好货币性私有收益。此外,媒体关注能够显著抑制央企高管权力对高管私有收益的正向作用,但不能显著抑制地方国企高管权力对高管私有收益的正向作用。

儒家文化氛围能抑制国有企业高管攫取私有收益吗——基于明清进士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从非正式制度角度,探究儒家文化是否会影响国有企业高管的私有收益攫取行为。本文手工收集明清进士数据,以中国A股上市国有企业为样本进行实证分析并发现,国有企业所在地儒家文化氛围越浓厚,高管攫取私有收益的行为越少;公司内部控制越不健全、机构持股比例越低,儒家文化氛围对高管攫取私有收益的抑制效应越强。同时,法律法规越不完善、公司受媒体关注程度越低、公司所在地区市场化进程越慢,儒家文化对高管攫取私有收益的抑制效应也越明显。这表明传统儒家文化对公司治理机制中的正式制度存在一定的替代作用。本文提供了儒家文化可显著缓解公司代理问题的证据,为我国传统文化的“古为今用”提供了思路,同时丰富了“文化与金融”领域的相关研究。

高管持股、高管的私有收益与公司的并购行为

探讨公司高管发动的并购行为与谋取个人私有收益行为之间的关联性,并尝试从高级管理层的私有收益角度对公司高管的并购行为进行研究。基于代理成本理论及中国高管薪酬管制和公司并购的特殊制度背景,以1999年～2007年全部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固定效应回归、随机效应回归和分层回归的实证方法,得到一些重要结论。实证结果表明,中国上市公司并购已经成为高管谋取私有收益的机会主义行为,通过发动并购行动高管获得更高的薪酬和在职消费,而高管发动并购事件谋求在职消费的私有收益动机最为明显。通过分层回归还发现,目前中国的制度环境下管理者持股水平虽然相对较低,但这一股权激励的确能够适当缓解高管以谋取私有收益为目的而发动毁损股东价值的并购行为。

机构投资者影响了高管薪酬及其私有收益吗?——基于不同特质机构投资者的研究

关于机构投资者在公司治理中是否具有积极作用,一直存在分歧和争议。本文基于薪酬契约设计理论,探讨了机构投资者特质对高管薪酬及其私有收益的影响,以探究不同特质的机构投资者在公司治理中扮演的角色,据此深入分析股东监督机制和经理激励机制之间的相互关系。研究发现,从机构投资者的独立性特质来看,独立机构投资者不仅能加强薪酬—业绩敏感性,而且可以大大降低高管的货币型和非货币型私有收益,这揭示出股东监督机制和管理者激励机制的互补关系;同时,从机构投资者持股期限来看,长期机构投资者能够显著降低高管的货币型和非货币型私有收益,但是不能显著提高薪酬—盈余业绩敏感性,这意味着股东监督机制和管理者激励机制之间呈现出替代关系。研究结论表明,不同的公司治理机制之间并不是孤立起作用的,而是相互影响的,既可能互相补充,也可能互相替代。

高管非货币性私有收益与薪酬有关吗——基于契约参照点理论的实证检验

突破委托代理框架下最优契约理论的分析范式,从契约参照视角出发,基于我国A股2010—2016年间的上市企业数据实证检验了高管薪酬激励与非货币性私有收益之间的作用机理,以及薪酬契约参照点效应对高管非货币性私有收益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1)我国高管薪酬激励与非货币性私有收益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且明显会受到契约参照点的影响,即高管薪酬激励相较于契约参照点的得益越少,其通过攫取非货币性私有收益以获取替代性补偿激励的动机就越强;(2)在'得益-损失'价值函数下,处于损失区域的高管对非货币性私有收益的攫取倾向对契约参照点效应的反应更为敏感,且二者敏感度在不同产权性质下存在显著差异;(3)以'八项规定'为代表的政府宏观政策、企业中观层面的任期垂直对特征以及微观层面的个体晋升预期对二者之间的关系都起到了有效的调节作用,抑制了高管对非货币性私有收益的攫取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