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arner Factors and Contextual Influences of an Overseas Short-term Training Program for Chinese University Teacher Educators

The participants of an overseas three-month program in this paper were divided into 3 levels according to their English language competences,and classroom observation,and interview were conducted during the learning process.Results show the English language competences,interpretation,learners’education and research background and motivation are determining factors affecting classroom behavioral performance and learning effectiveness.

产学研合作、知识吸收能力与企业创新绩效——高管学术背景与政府创新补贴的调节作用

在梳理产学研合作与企业创新绩效关系研究的基础上,结合交易成本理论、资源基础理论以及高层梯队理论,以2010-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探讨产学研合作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及机制,并将高管学术背景和政府创新补贴作为调节变量纳入研究框架。实证分析发现:产学研合作对企业创新绩效发挥显著促进作用;当企业具有学术背景的高管比例较高时,这一效应更加显著;高水平政府创新补贴同样能够增强这一效应。中介效应检验发现,企业参与产学研合作对其知识吸收能力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同时,企业可以通过提升知识吸收能力,增强自身对环境变化感知的敏锐性与自主创新能力,进而提高创新绩效。

高管团队稳定性与企业国际化进程——基于海外经验与涉外风险视角

基于2010一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样本,实证检验高管团队稳定性对企业国际化进程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高管团队稳定性使企业国际化范围扩大、速度提升、节奏更具规律性;高管海外经验增加有利于增强高管团队稳定性对企业国际化范围和节奏的正向影响;涉外风险程度削弱了高管团队稳定性对企业国际化范围的正向影响。进一步分析发现,高管团队稳定性通过改变长期预期影响企业国际化进程;关键高管变更、组织风险偏好和薪酬激励水平不同时,高管团队稳定性对企业国际化进程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研究结论明晰了高管团队稳定性在企业国际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对企业优化跨国经营管理具有现实启示。

参与制定技术标准对企业专利质量的影响研究

建立以技术标准促进创新的创新路径对打造电子信息制造业现代产业集群具有重要作用。以2008-2021年中国电子信息制造业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对参与制定技术标准与企业专利质量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发现,参与制定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对企业专利质量存在正向影响,研发背景高管对上述关系起到正向调节作用,经过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然成立。异质性分析发现,企业规模越大,参与制定技术标准越能够促进企业专利质量的提升,东部地区企业参与制定技术标准对企业专利质量的促进作用更强。研究结论为电子信息制造业上市企业实现以标准促进创新的路径提供了参考。

数字并购情境下目标方留任数字背景高管如何影响并购方数字创新绩效?

数字人才已经成为企业实现数字化转型和数字创新的关键资源,也是数字并购中并购方重点吸收和保留的数字资源。在数字并购情境下,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企业为研究对象,基于资源基础理论,将目标方留任数字背景高管视为一种数字资源。将数字化转型划分为数字技术集成和数字技术应用两个维度,考察了目标方留任数字背景高管、并购方数字化转型和并购方数字创新绩效三者的作用机制,并以数字并购事件为研究样本,利用回归分析方法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目标方留任数字背景高管对数字创新短期绩效和长期绩效均具有正向影响;数字技术集成和数字技术应用发挥双重中介效应。在目标方留任数字背景高管与数字创新短期绩效关系中,数字技术集成发挥的中介效应大于数字技术应用;在目标方留任数字背景高管与数字创新长期绩效关系中,数字技术应用发挥的中介效应大于数字技术集成。研究有助于明晰数字并购情境下的数字创新绩效实现机制,帮助企业实现数字化转型和数字创新目标。

数字金融发展、高管背景特征与企业创新活力

文章选取2011—2018年我国中小板和创业板上市公司财务数据作为研究样本,探究数字金融发展与企业创新活力的关系,以及企业高管研发背景和任期背景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发展能够正向激发企业创新活力,其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发展均对企业创新活力存在促进效应。同时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企业高管的研发背景会强化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创新活力的正向影响,而高管的任期背景会负向调节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创新活力的影响。进一步分析发现,高管背景特征对数字金融与企业创新活力关系的调节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中显著,但在国有企业中该调节作用并不显著。

绿色信贷的实施是否改善了企业环境绩效?——基于企业技术创新的“协同效应”

以2012年《绿色信贷指引》的颁布为时间节点构造准自然实验,选取2008—2022年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双重差分法分析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绿色信贷政策改善了企业环境绩效,企业技术创新能够促进企业环境绩效的提升。异质性分析表明,绿色信贷政策对高管学历背景较高、处于成长期的企业环境绩效的促进作用更明显。提出应从前端治理开始引导企业最终实现绿色化发展,企业应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不断提升自身的环境绩效。

儒家文化词典的构建及运用——基于家族企业的实证检验

通过科学的构建体现儒家文化的词典及指标,进一步研究儒家文化这只无形的手对家族企业行为的影响。基于此,尝试通过自然语言处理技术,构建能够测量企业儒家文化的词典及指标,并提出儒家文化三环模型。研究发现:(1)儒家文化内涵以伦理观为核心,随着个体关系的延伸而动态发展,边界模糊且呈差序格局,大致分为三个维度。(2)儒家文化影响家族企业的慈善捐赠行为,即受儒家文化影响程度越深,其慈善捐赠越多。(3)高管海外背景对儒家文化与慈善捐赠的关系起正向调节作用。在进一步分析中发现,企业规模越大的家族企业,儒家文化对慈善捐赠的积极影响越明显。

绿色金融改革对企业短债长投影响研究

绿色金融改革旨在借助金融手段影响企业的投融资行为,进而引导企业的绿色发展。本文基于2017年建立“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政策的实施,从微观角度出发,运用双重差分法检验了绿色金融改革的政策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绿色金融试点政策能够影响企业的投融资行为,从而显著减少企业的短债长投现象。影响机制分析表明,这种抑制效果是通过改善企业债务期限结构的中介机制实现的,并且高管具有金融背景和缩短银企距离会进一步强化这种负向效果。本文的贡献在于,丰富了绿色金融改革经济效果和企业内部投融资行为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同时也为进一步促进深化绿色金融改革、扩大绿色金融覆盖试点区域、健全国家金融机构网点覆盖以及推动实体企业绿色低碳发展,提供了理论与政策支持。

董事高管背景与公司竞争战略发展——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调节效应

公司竞争战略是提高自身竞争优势的重要动力。研究具有高管背景的董事对公司竞争战略发展的影响,并选取2010-2021沪深A股上市公司样本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董事的高管背景明显强化了公司竞争战略,促进了公司成本领先战略和差异化战略的发展;进一步地,从企业生命周期角度出发,在公司成长期和衰退期阶段,相比成本领先战略,董事的高管背景明显重视公司的差异化战略;而成熟期阶段,董事的高管背景对成本领先战略和差异化战略均有正向影响。研究有助于深入理解董事的高管背景与公司竞争战略之间的关系,重视“高管经历”董事在我国公司经营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也可以为公司治理领域下董事会治理提供理论和实践价值。

高管海外经历对于企业绿色创新水平的影响研究

基于2008—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从微观层面考察高管海外经历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高管海外经历主要通过环保意识提升效应、短视主义抑制效应、技术逆向溢出效应对企业绿色创新产生促进作用。研究还表明,媒体关注度和政府补贴均在高管海外经历对于绿色创新的促进过程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高管海外经历仅在企业成长期有显著作用,且工作经历对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比留学经历更为有效。

工业机器人应用、媒体关注与企业绿色创新

充分发挥工业机器人应用的绿色创新赋能效应,是关乎制造业绿色转型与经济发展和谐共生的重要议题。选取2011-2019年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探讨工业机器人应用、媒体关注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工业机器人应用有利于促进企业绿色创新,且在非国有、高科技及大规模企业中工业机器人应用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效果更加明显。作用路径检验表明,工业机器人应用能通过优化企业生产经营结构、绿色治理结构、研发投入结构和人力资本结构促进企业绿色创新。调节效应检验表明,媒体关注的“聚光灯”效应增强了工业机器人应用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且区分高管特征发现,在无政治背景高管和有环保背景高管所在企业中媒体关注对工业机器人应用与企业绿色创新的正向调节效应更明显。研究结论对企业抓住智能制造发展契机并发挥媒体关注的绿色创新治理效应具有重要启示。

跨境并购与高管薪酬——来自上市企业的经验证据

本文使用2012—2019年实施跨境并购的上市企业数据,结合倾向得分匹配法和双重差分法,考察跨境并购对高管薪酬的实际影响、作用机制与差异化特征。结果表明,跨境并购显著提升了中国上市企业高管薪酬,且在并购后第3年仍然发挥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跨境并购对高管薪酬的影响兼具相对合理的市场渠道和不合理的非市场渠道。市场渠道表现为跨境并购能让有海外经历的高管获取更高的薪酬;非市场渠道包括跨境并购使得权力更大的高管获得更高的薪酬以及跨境并购增加了高管的超额薪酬。本文厘清了中国上市企业跨境并购影响高管薪酬的作用渠道,不仅对“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企业高管薪酬激励具有一定参考意义,而且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进一步实践提供有益的启示。

金融市场风险、高管金融背景与企业金融化

在诠释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动机时,现有文献主要分析了收益动机,而实际上风险动机也同样存在。通过构建带有异质性高管的企业投资决策模型以及来自A股上市非金融企业的实证分析可以发现,企业金融化与金融市场风险有着显著的负向变动关系,金融市场风险是企业金融化的重要影响因素,企业金融化存在明显的风险动机。高管金融背景对企业金融化的风险动机形成倒U型调节关系,随着企业中有金融背景的高管比例上升,企业对金融市场风险的反应先减弱后增强,而这种调节作用部分通过管理层分歧来实现:当两类高管的数量相当时,实体企业对金融投资的管理分歧最大。此外,极端市场风险下企业有风险越大、投资越多的“彩票型”投资偏好。实证结果表明,实体企业金融化的风险动机受高管金融背景和金融市场状态的影响,当管理层分歧严重、极端市场出现时应当关注风险动机失灵问题。

学非所用还是学以致用?——CEO教育经历对能源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

文章选取2018—2022年我国沪深A股能源行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从受教育程度、专业背景和海外留学经历三维视角实证分析CEO教育经历对能源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及其边界机制。结果表明:我国能源行业上市公司CEO呈现受教育程度高、理工科专业背景为主、工商管理专业背景为辅、有海外留学经历的较少等特征;CEO受教育程度高、工商管理专业背景和理工科专业背景均能显著提升能源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而海外留学经历不能显著影响能源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此外,受教育程度、工商管理专业背景和理工科专业背景的正向影响作用仅存在于CEO和董事长两职分离的能源企业,表明良好的内部治理环境是CEO教育经历发挥作用的情境条件。

全球视野与本土实践:高管海外经历助力企业ESG表现

ESG评级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逐渐成为需要关注的现实议题之一。选取2011—2022年中国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探讨上市公司高管的海外留学以及海外工作经历对ESG表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高管海外经历有助于提高企业的ESG表现,而且随着拥有海外背景的高管比例的增加,这种正向影响也会相应增强。机制分析表明,高管海外经历通过减少管理层短视和信息不对称,以及提升绿色专利创新,进而促进企业ESG表现。进一步研究表明,高管海外经历的正向影响在国有企业、规模较大与东部地区的企业中尤为显著。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帮助企业理解国际视野和经验如何加强其ESG表现,从而推动企业的高质量发展。

混合所有制改革如何影响企业金融化?——以云南白药为例

金融化对企业的消极影响凸显,探讨其影响因素以寻求精准治理路径具有现实意义。以云南白药为对象,分析混合所有制改革影响金融化的机制及经济后果,丰富了混合所有制改革影响金融化的研究,为优化混改路径、抑制金融化提供启示。研究发现,混合所有制改革促进了企业金融化,表现为国有企业引入民营股东后,金融资产比例、金融收益占比提高;作用机制包括混改引入管理者、产权结构与治理模式变动、融资约束加剧等。最终发现,金融化挤出了实体投资与创新产出,损害财务绩效及长远发展。

高管环保背景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基于上市企业的实证分析

在可持续发展的背景下,企业绿色创新引起学术界重点关注,但是过往研究缺乏企业高管的环保背景对企业绿色创新的探索。为了研究高管环保背景对企业绿色创新是否产生影响,本研究基于A股上市企业2011~2021年公司数据,采用文本分析方法构建高管环保背景指数,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研究发现,企业高管环保背景会对企业绿色创新产生积极影响,具有环保背景企业高管数量越多企业绿色创新程度越高。并且发现,高管环保背景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只会在非国有企业、非重污染行业企业产生作用。同时,本研究丰富了高层梯队理论和烙印理论,为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实践指导意义。

财务柔性、高管团队背景特征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影响研究

风险承担水平是企业未来获得盈利持续性的重要因素.该文从企业内部财务资源和人力资源视角,选取2014-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样本,分析财务柔性、高管团队背景特征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影响关系.研究得出:财务柔性、高管团队海外背景与金融背景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具有正向激励作用;进一步分析高管团队背景特征的调节效应发现,高管团队海外背景、金融背景在财务柔性与风险承担水平关系间具有正向调节作用,能够显著增强财务柔性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促进效果,可以更好地发挥财务柔性储备对风险承担水平的治理效应.

海外高管与企业数字化转型——来自中国A股上市企业的经验证据

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结合是当前企业提质增效、重塑核心竞争力乃至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能。本文以2008—2021年上市企业为样本,立足高管团队经历的视角,实证考察了海外高管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理,研究发现:海外高管能够显著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且这一效应主要来自兼具海外工作和学习经历的高管。机制检验发现,海外高管通过提高风险承担水平、缓解信息不对称以及增强创新能力等三条路径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拓展性研究发现,海外高管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在非国有、行业竞争较激烈以及国际化程度较高的企业中更加明显。以上结论不仅为理解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因素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也给企业引进和选拔管理人才、推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