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代仁政之下法治思想系统研究

周代没有完整记载法治思想的史书,周代的法治思想,散见于西周的《尚书》《周礼》及东周诸子的学说中。西周鉴于夏桀、殷纣实施暴政而亡的教训,推行仁政。仁政以德治为主,也兼顾法治。法治成为周代仁政的两翼之一,表现为以仁立法,以仁司法,明德慎罚,德主刑辅。到了东周,虽然诸侯争霸、礼崩乐坏,但西周的仁政传统仍占主导地位,仁政不仅被儒家学说加以发展,也被道家学说加以补充、杂家学说加以兼取。即便法家、名家公开反对仁政德治,主张严刑峻法,也是打着仁义的旗号。在仁政之下兼行法治,或打着仁义的旗号强调严刑峻法,构成了周代法治思想的整体景观。

论行政处罚权下放的法治化及其限度

在央地关系的协调以及行政执法体制改革中,行政权的合理配置问题难以回避。作为政策的法律回应,《行政处罚法》第24条对行政处罚权交由乡镇街道行使作出明确规定。从法律属性看,条文并非对行政处罚管辖权下移的简单规定,其本质在于实现行政处罚权纵向配置,以回应基层治理的现实需求。故而,实践中行政处罚权的下放,应通过授权形式展开。为保证法规范的有效落实,可从规范主义和功能主义两个维度出发,系统构建处罚权下放的法治约束框架。而处罚权下放的具体实践进路,尚需借由下放决定主体和方式的法定、下放事项范围的明确、下放执行标准的完善予以实现。当然,行政处罚权下放乡镇街道仅是央地关系调整的微观布局,而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命题仍待持久推进。

宋代士大夫礼法观的演进及其影响——以肉刑论争为视角

两宋时期,随着社会矛盾的激化和阶级斗争的尖锐,肉刑作为一种常见刑罚被广泛运用于司法实践中。与此同时,宋代士大夫围绕肉刑的存废、价值、功能等问题,对建立在“德主刑辅”基础上的礼法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通过论争,使“明刑弼教”的观念更加深入人心,法律在儒家传统礼法关系中的地位得到提升,刑罚手段及重刑主义在国家治理中获得更大的正义性和合法性。

中国古代“礼法合治”思想及现代启示

中国古代“礼法合治”思想的本质是在治国理政中注重礼与法、德与刑的结合。“礼法合治”思想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法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丰富的历史内涵与特质,是治国理政的重要依据,展示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中国逻辑与中国特色。该文从中国古代“礼法合治”的内涵出发,阐述其发展演进过程,探讨中国古代“礼法合治”思想的主要内容,其主要是通过发挥道德教化这一精神实质的作用,将德礼与法刑相结合,既坚持德礼为主,又以法刑为辅。该文旨在进一步挖掘中国古代“礼法合治”的精神实质,为现代法治及相关研究提供有益的启示。

中国古代“出礼入刑”传统之赓续与创新

“出礼入刑”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智慧结晶。随着我国古代礼法关系经历了礼刑并用、礼刑互斥、礼法合一、隆礼重法这四个历史阶段,“出礼入刑”法律传统得以形成、发展并巩固。“出礼入刑”并不是机械地要求礼和法在适用上完全对应,而是强调礼和法是有差异的统一。礼和法可以相互为用,但礼是法的指导与渊源,任何法律制度都要以礼的精神作为支撑,使礼的规范法律化。“出礼入刑”法律传统揭示了礼和法的互动关系,它是中国古代一个长期的社会现象,并对古代治国理政的模式、法律制度的基调、法典编纂的风格以及审判决狱的思维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背景与重大命题之下,应当传承好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积极借鉴“出礼入刑”法律传统中的有益成分,实现礼法关系的现实转化,探索法治与德治并重的社会治理新方式。

免罚清单的正当性证立

在我国,地方政府职能部门通过出台免罚清单统一“不予行政处罚”的法律适用有其正当性。首先,在规则制定权方面,免罚清单具有在法律授权下进行行政立法裁量的规范性质,此类行政自治规范在我国宪法框架下具有合宪性;其次,免罚清单的规范内容能够符合上位法律规范及相关立法目的的要求;再次,免罚清单的规范效果有其正当性,能够实现对个案处罚裁量权的有效控制和对包容审慎监管政策的规范化实施。

论“检察一体”与数字法治视域下相对不起诉制度的完善

随着犯罪圈的扩张,司法资源的有限性日益凸显。在结构视野的价值层面,相对不起诉繁简分流的诉讼经济考量与“非刑罚化”的修复理念均得到了重视;在制度层面,“少捕慎诉慎押”刑事政策的确立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推行,业已证明不起诉的发展迈入新阶段,其扩张适用在未来不可避免。然而就现状而言,相对不起诉适用虽已得到改善,但制度设计与实践运用仍有所欠缺。为保障制度的可持续发展,可以从“检察一体”、司法实践、数字法治等方面寻求突破依据。在此基础上,通过扩张相对不起诉适用、提升检察官司法独立性、完善数字监督等路径,推动相对不起诉效用的综合发挥。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儒家文化渊源探析

传统儒家的法律思想最先从孔子和孟子开始,其仁政思想对后世封建时代融合法律与道德的法律文化产生深远的影响,最晚至西汉已形成稳定的“德主刑辅”法律文化。这一法律文化绵延几千年之久,逐渐具备自己鲜明的特征。习近平法治思想扎根于儒家文化传统的中国大地,儒家思想传统下的法律文化与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形成、发展、成熟有着历史的缘源关系。儒家法律文化的核心要义和基本特征影响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内涵、形式。

我国西南民族地区村规民约惩戒性条款的个案考察、效力依据与完善进路——以贵州省从江县W村为样本

西南民族地区的村规民约及其独具地方特色的惩戒性条款,突显出基层村民自治的契约性与独特性。惩戒性条款在实践中存在的处罚数额过高、处罚形式单一、内容模糊粗糙、规约监督与执行缺乏可操作性以及与国家法之适用冲突等问题不仅亟待解决,在效力依据方面存在政策与法律的矛盾也急需厘清。需要在严格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之“两个不得”和对政策性指导意见进行“限缩性解释”的双重前提下,确立“适度”原则,通过探索制定《村民自治法》的远期规划和善用地方立法权的近期进路,辅之以“备案监督”和“权利救济”机制,进一步对我国西南民族地区村规民约惩戒性条款进行规导与监督。

以法治的名义——评《罪刑法定本土化的法治叙事》

借助民族国家的研究进路和复线式的历史叙事模式,中国在建构东方族群式民族国家图景愈发清晰的同时,国家强力的压制性特征使个人自由的取得遭受限制。问题在于,对重构民族国家并进行现代化进程的中国而言,一个宏大而具体的现代化计划的落实尤为必要。于是法治作为改革的工具,成为现代化计划的一部分,而法治自身的价值则受到一定程度的削损。作为刑事领域彰显法治精神的罪刑法定原则,其价值长期得不到应有的重视。要想真正落实法治和罪刑法定,除了做到严格解释刑法规则之外,更重要的是构建权威的宪政秩序和精致的法治运作体制,有效提升刑法保护法益和保障个体自由的认识。唯此,现代社会中个体的自由才能成为刑事领域的价值核心。

社会信用惩戒的禁止不当联结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需要摆脱“一处失信,处处受限”指导方针的影响,为社会信用惩戒建立合理的边界,减少和防止信用联合惩戒的肆意、过度与滥用。在各项规范社会信用惩戒制度构建的原则之中,禁止不当联结原则有着更为直接的、更具针对性的作用。禁止不当联结原则适用于社会信用惩戒,应当超越现有的“个案论证路径”和“抽象框架路径”,结合实践中各类社会信用规范关于“失信”的设定模式以及失信与惩戒措施的联结方式,提炼出层次更多、内容更为丰富的规范意涵,从而对未来中央层面和地方层面的社会信用统一立法、对部门或领域的社会信用立法或其他规则制定、对既有社会信用规范文本的清理以及对司法审查或备案审查社会信用惩戒联结的正当性,提供立法论和解释论上的指引。

再论罪刑均衡

刑法配刑的实然均衡程度应该是未来刑法修订的重要事实依据之一。对现行刑法第一至第九章全部罪刑关系的实证研究发现,是否为法定不作为犯、滥用身份优势实施犯罪、侵害公权的犯罪,都对刑法配刑轻重没有规律性影响;而危害生命的犯罪、被害不特定的犯罪以及国家安全犯罪是增加刑量配置的重要根据;自然犯之于其他犯罪,暴力犯罪之于偷窃、欺骗犯罪是区分配刑轻重的重要标志;故意犯罪、罪过不典型犯罪与过失犯罪三者刑量显著不同;纯正情节犯、兜底犯和加重构成是防止不当入罪、不当出罪和不当重罚的三个拦截机制;近年来刑法修订基本上形成了刑罚轻缓化的总体趋势;综合配刑分析基础上的残差分析可能对未来刑法修订系统协调罪刑关系、防止偏轻偏重配刑具有建设性方法论意义。文本提出,应提倡二元论的罪刑均衡理论。

公立高校开除学籍处分的司法救济微探

公立高校的管理必须践行全面依法治国的基本精神,对其开除学籍处分进行救济必须符合全面依法治国的基本要求。公立高校的开除学籍处分具有惩戒性和法定性两大特征。这一处分类型的设置具有正当性和可诉性,对其进行司法救济应选择行政诉讼的相关规定和程序,遵循合法性审查为主兼顾合理性审查的原则,从长远角度看,还应设置行政复议前置程序。同时,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对所涉校规校纪的审查要遵循间接审查的原则。

以合规为核心的企业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民营企业家和民营企业在我国的经济发展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最近几年,国家出台的对民企进行刑事司法保护的政策已初见成效。当前,只有及时对民营企业刑事司法保护政策的正当性予以阐释和回应,并将其融入刑事法律制度予以法治化,才能令其从根本上得到社会认同,进而稳定预期、树立信心。对民企的刑事司法保护可以通过刑事诉讼中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得以实现。认罪认罚是对民营企业家和民营企业从宽保护的正当基础,合规是企业认罪认罚的高级形式。企业合规为民企刑事司法保护的正当性提供了制度回应:合规不仅有利于预防犯罪,而且有利于调查和惩罚犯罪;以合规为核心的企业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有利于企业改过自新、合规经营,更好地承担社会责任。

建设体育强国进程中运动员权利保护的问题意识——以中超处罚事件为例

运动员权利保护是法治体育语境下的永恒话题。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开启了全面实施依法治国的战略方针,体育"十三五"发展规划中也明确提出中国体育发展的基本原则之一就是全面实施依法治体,作为竞技体育的核心要素,运动员的权利保护永远都是法治体育的永恒话题。通过文献分析、案例研究、专家访谈等方法,以运动员的权利保护为逻辑主线,以中国足协纪律委员会2017赛季对相关球员的处罚为例,对处罚标准的合适性?"以罚代管"的妥当性?"未列明行为"作为处罚依据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当值裁判是否应该被追责?等问题进行分析。基于此对建设体育强国进程中运动员的权利保护提出建议路径。

试论刑事法治对人权的保护

人权需要法治的确认和保护,以免受到社会其他公民和国家公共权力两个方面的侵犯。根据依法治国的要求,我们应当树立正确的刑事法治观,既要重视刑法在惩罚犯罪、维护社会治安方面的作用,也要重视刑法在保障人权方面的作用。罪刑法定原则是依法治国在刑事法领域的具体要求,它在国家刑罚权与公民的自由之间划出了一条明确的界限,从而保证刑法既能有效地打击侵犯人权的犯罪,又能防止滥用刑罚权侵犯人权。为了更加有效地保护人权,应当慎重适用死刑和注意“严打”中的人权保障。

刑事法治:模式形成与理性构建

罪刑法定原则法典化开启了我国刑事法治建构之旅。刑事法治基本模式有形式与实质的刑事法治两种。基于法治国思想中形式与实质理性的关系,理性构建刑事法治应在坚守刑法形式理性即形式罪刑法定原则前提之下展开对实质罪刑法定原则所蕴含的公平正义之追求;只有靠着刑法制度及正义理念的相互配合才能实现刑事法治保障人民权利的根本目的。我国刑事法治的构建模式对于准确理解罪刑法定原则与社会危害性理论之间的关系以及确定刑法的解释立场与方法具有重要意义。

刑事法治视野中的罪刑法定原则——对我国刑法第3条的反思

罪刑法定原则与法治理念是同一时代背景下的产物。现代刑法的规范设置应与罪刑法定原则的真正蕴涵和法治理念相契合,我国刑法第3条的规定没能确切回应这一时代要求。

法治视角下的中国足协及其《纪律准则及处罚办法》

中国足坛的反赌扫黑风暴仍在进行,"法治"无疑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良药",但是良药也有真假之分。虽然2010年中国足协在处理三家涉假球队时体现了"法治公式"中的"服从"的程序性内涵;在修改《中国足球协会纪律准则及处罚办法(试行)》时则体现了"法治公式"中的"良法"的道德内涵,但是其中存在一定的瑕疵,即该《处罚办法》中的"适用时间条款"所确立的"溯及力条款"是有悖于"法不溯及既往"这一法治原则的,需要对"适用时间条款"进行相应修改。这个瑕疵折射出了更重要的一点,目前中国足协所进行的"法治"更多的是"形式法治"而非"实质法治"。"形式法治"固然十分重要,但是必须结合"实质法治"才能达到真正的"法治",单纯的"形式法治"甚至是有害的。中国足球的法治道路注定是艰难的,不但需要坚定的决心,更需要对法治精神的深入领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