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Growth Logic of Modern States——On the History of Western Political Thoughts

As a modern concept,the word "state"dates from Europe of the 16th century and matures at the end of the 18th century.The concept of state is accompanied by the concept of sovereignty; if there is no sovereignty,there is no state at all.This paper studies the key writers in the history of the western political thoughts in modern times.It can be concluded that constitutional democracy is the result of seeking balance between"being governed"and"being non- oppressed".On the one hand,it ensures that sovereignty will not be threatened,and on the other hand,it avoids centralization of authority.

理一分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宪法监督权的差异化构造

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宪法监督权的同质化理解忽略了宪法文本的差异,也会造成“实效性难题”与“冗余性难题”。全国人大相对其他国家机关具有政治上的优越地位,其宪法监督权建基于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地位与民主集中制原则。全国人大可通过多种方式监督其他国家机关的工作,宪法监督是其中一项,在类型上属于政治控制型监督。全国人大常委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常设机关,相对其他国家机关具有相对的优越地位,也有权开展政治控制型的宪法监督。1982年《宪法》特别授予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宪法,监督宪法的实施”的权限,使得常委会得以独占性地开展合宪性审查。合宪性审查属于规范控制型宪法监督,它的依据是宪法的规范效力。应注重两机关宪法监督权的性质差异,推进政治控制型监督与规范控制型监督共同保障宪法实施。

宪法对党内法规中民主集中制的观照和引导

民主集中制是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中的共有原则。党内法规层面的民主集中制与宪法层面的民主集中制虽然有不同的涵义,但是在坚持依宪治国、依宪执政方面有着共通之处。党内法规中的民主集中制有明显的类型化趋势,其拓展过程明显受到宪法的观照和引导。依宪执政能力的提升对党内法规层面的民主集中制有直接的需求,这种需求可以在宪法层面的民主集中制与党内法规层面的民主集中制的互动中得到满足。宪法层面的民主集中制与党内法规层面的民主集中制之间的互动应当统合于宪法精神之中。宪法精神作为党依宪治国、依宪执政的重要引领,可以在不同的场域对完善党内法规层面的民主集中制发挥作用,而这些场域又集中体现了新时代宪法的特点和要求,具体体现在政治领域、经济领域和文化领域对党内法规层面的民主集中制的观照和引导。

如何从宪法文本中获取宪法规范?

宪法论证是以证成宪法判断为目的进行的论证工作,宪法规范是作出宪法判断的规范前提,但宪法文本与宪法规范并不等同,研究如何从宪法文本中获取宪法规范对宪法解释具有重要意义。以规范设定的法律地位为标准,可将规范分为两组、八种规范类型,该规范分类有助于解释者从宪法文本中获取宪法规范。基本权利条款以连锁规范的形式发挥规范作用,防御功能解释表现为“国家义务规范+国家无权规范”的规范结构,保护功能解释表现为“国家义务规范+国家义务规范”的规范结构。国家机关的地位条款应被解释为施加职权分工义务的规范。授权规范长期被公法学界忽视,其内容是,认定主体作出的特定行为将造成一定规范性变动。我国宪法中规定“权力”“职权”“权”的条款并不当然表达授予职权的意义;需要区分国家机构的许可职权与权能职权。文献对国家目标条款存在不同解读,解读的差异表现为,将相同的条款解释为不同主体、不同法律地位或不同行为的规范。

中国共产党探索依法执政的历史进程及其启示

中国共产党对依法执政的区域性探索,起始于井冈山斗争和中央苏区时期,发展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确立了在全国进行依法执政的法律基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通过全党的接续努力,正式确立了党依法执政的执政方式。进入新时代,在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科学指引之下,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重大成就,使之成为党领导人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法治方式。党在各个历史时期依法执政的探索,对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

香港地区基本法紧急状态条款的解释方法与规范内涵

香港地区基本法第18条第4款关于紧急状态的进入、程序和后果与现行宪法并不一致,因基本法制定所依据的是八二宪法的戒严条款,与修宪之后的紧急状态条款产生差异。紧急状态制度旨在维护国家主权、统一和安全,在解释时应引入宪法条款构建目的,结合基本法其他条款考查语境,将宪法、基本法紧急状态条款及香港地区国安法的补充性规定作一致性解释,从而将第18条第4款作符合“一国两制”方针和立法宗旨的解释:将紧急状态的进入从军事戒严扩张解释为危及国家统一或安全的重大危机;紧急状态的宣告为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政治性决断,但尊重特区的高度自治权;紧急状态下适用的“有关全国性法律”应由中央政府根据当时情况酌情判断。

论程序化的宪法

宪法程序是宪法实施的途径和方法 ,是使宪法有实效的最关键的问题。它包括正当程序原则、国家权力运行程序和合宪性监督程序、立宪程序等内容。其中合宪性监督程序 (又称违宪审查程序或宪法解释程序 )几乎与宪法具有同等的重要性 。

依宪执政: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战略举措

依法执政和依宪执政的提出,是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的重大进展。在新的历史时期,依宪执政更是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战略举措。依宪执政明确了"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方针、原则、途径和任务等具体要求,而落实依宪执政的关键环节,就是运用宪法思维和宪政体制执政。

宪政价值与政府审计良治启示

本文通过宪政价值与政府审计关系为切入点,探讨了在完政视野中政府审计的良治问题,并运用完政价值的人民主权、民主、法治、分权与制衡、人权等观念重新阐释了政府审计权力的本质、设置模式、依法治审。

依宪执政:以宪法思想的与时俱进为先导

依宪执政是党对解决党政关系这一重大问题的理论觉醒。党的宪法思想的与时俱进是依宪执政题中应有之义,它既满足了宪法作为最高法律效力的需求,也符合宪法内在的逻辑。作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党的思想解放引领着党的宪法思想的与时俱进。

深刻把握坚持依宪治国、依宪执政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

坚持依宪治国、依宪执政,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核心要义。在现行宪法公布施行四十周年之际,深入学习和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依宪治国、依宪执政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倍感其真理光辉和实践伟力。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刻揭示了依宪治国、依宪执政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全面论述了依宪治国、依宪执政的科学内涵与核心要义,系统阐明了与时俱进加强宪法建设、不断增强依宪治国、依宪执政的制度供给的指导思想和科学方法,原创性、独创性、集成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宪法观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为党坚持依宪治国、依宪执政夯实了思想根基和政治定力,为全面实施宪法、充分发挥宪法在经国序民、治国安邦、治国理政、民族复兴中的重大作用提供了科学指引。

论宪法精神的概念

宪政离不开宪法的实施 ,但并非所有宪法的实施都必定达到宪政 ,因为有时成文宪法典中规定的内容与宪法精神所追求的理念之间存在矛盾。而宪法精神是一个重要的宪法学概念 ,它是国家权力体制人本化的价值追求在宪法中的反映 ,它统率宪法的基本内容 ,贯穿宪法的始终 ,并通过宪法原则、规范和规定集中表现出来 ,是宪法的真正本质和核心。

论国家紧急权力

国家紧急权力是国家在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之后所行使的一种不受民主宪政的分权原则和人权保障原则的一般限制的国家权力,其目的是通过必要的权力集中与人权克减来达到消灭危机、恢复国家正常秩序的目的。国家紧急权力的行使涉及到所有的国家机关,三权分立的宪政原则要在一定程度上转变为三权合作,以便集中所有的国家机器来应对危机。国家紧急权力的行使由于具有高度的集中性与独裁性,因此必须建立相应的制约机制以保证紧急状态的宣布不会成为独裁专制的开始。

我国宪制发展中短期态势评估

我国宪法确立了国家的基础性制度架构,内容包括若干基本宪法原则、公民宪法权利的范围及其保护、国家权力的横向和纵向配置,以及宪法的保障实施。我国宪制发展面对的课题可概括为以下几种:使政治、法律体制改革跟上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有效保障宪法确认的公民基本权利;实现执政党与国家关系的法治化;形成独立的有权威的司法体系;建立行之有效的违宪审查制度。我国完全可以在今后5-10年内实现一些具体的宪制改革目标,其中包括:初步实现政党以及执政党与国家机关关系的法制化;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代表乃至全国人大代表由选民直选产生;修改选举法,容许人大代表选举实行竞选;实现不同职业选民的平等选举权;使司法机关相对于本级地方党委和本级地方其他国家机关有较大独立性;采取立法措施弥补公民基本权利法律保障方面的缺失;消除地方因权力过度集中于执政党的领导机构而形成的党的书记破坏法制、搞个人专制的问题;在全国人大内部设立宪法监督委员会作为设立宪法法院前的过渡措施;逐步终止地方国家机关正职领导人员选举和补选环节普遍违反法律原则的做法。

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论纲

党的十九大首次提出要从"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角度优化权力制约监督机制,这是完善"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权力运行机制的重大创新。在"人民主权"基础上形成的党的执政体制,塑造了中国权力运行的监督结构,进而决定了"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在党和国家建设中的重要角色。"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提出,是执政党对社会主义国家权力运行规律认识持续深化、理论逐渐丰富、不断推进制度创新的结果。"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内在逻辑是同步优化党的监督体系与国家监督体系,在充分发挥各自功能的基础上实现两者的高度协调、深度融合,在由"分散"到"统一"的权力监督变革中形成整体合力。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监督体系建设深入推进,进而催生贯通党和国家监督的监察体制改革,随之又带来国家监督体系的深度整合。国家监督体系主要由以人大监督为中心,以监察监督、检察监督、审计监督为支撑的国家机关监督体系构成。当前,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有四个着力点,即持续健全党内监督;全面强化人大监督;统筹协调国家机关监督;充分保障对监督者的监督。

依宪执政:依法执政之实质

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内涵是中国共产党执掌全部国家政权,外延不仅包括国家事务,而且涉及社会生活,本质是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无论从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内涵、外延还是本质来看,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的实质都是依宪执政。

对我国宪法政策性条款功能与效力的思考

宪法政策性条款是我国宪法总纲部分的基本内容,它不仅规定了国家发展的目标,而且规定了为实现国家发展目标而应当承担的国家责任。从严格意义上说,其属于赋予国家特定责任的特殊条款。宪法政策性条款的基本功能主要表现为,确认了国家在落实政策方面所应当承担的责任,明确了实现国家落实这些责任所需要采取的手段和措施等。宪法政策性条款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基本国策”,它赋予了国家权力行使者责任和义务,为公民权利的实现提供了政策保障。宪法政策性条款效力的发挥,一方面要明确宪法政策性条款自身的规范效力,另一方面要依靠宪法政策性条款效力的落实与实现。我国宪法政策性条款是进行合宪性审查的重要依据。

国家审计良治的宪政思维

我国宪政环境的变化需要强大的国家审计良治作为支撑。借助政治学中宪政理论的研究成果有助于分析宪政与国家审计的内在机理,可创新国家审计良治的理论建构,站在更高层次阐述国家审计权力的本质、国家审计权力的设置、国家审计权力的目标等基本问题。

论人大重大事项决定权的双重属性

全国和地方各级人大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对于解决政治争议和形塑法治秩序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关于人大重大事项决定权的规范内涵与法律效力,目前学术界有四种解读方式,一种是照搬法律条文,一种是举例式的解读,一种是扩大化的解读,一种是限缩性的解读,这四种方式分别揭示了人大重大事项决定权的某个侧面的特征,各自有其在理论建构上的缺憾,彼此间缺乏共识与对话。人大重大事项决定权具有"依附性"和"独立性"的双重性质。"双重属性说"试图消融上述诸理论的矛盾,并且可以应用于辨认人大决议和决定的类型、法律后果和效力,对实践中的人大重大事项决定权的行使提供更全面的规范指引。

对基本权利的侵害与救济

宪法是国内法中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法规范 ,宪法在社会中的实现程度是衡量该国法治发达程度的标准。基本权利是宪法规范体系中最重要的部分 ,因此 ,宪法效力的最高性的关键就在于基本权利是否得到充分的保障和贯彻。要确保基本权利得到充分贯彻就必须设计一个救济制度 ,使得公民在其基本权利受到来自国家和社会势力的侵害时 ,都有权获得救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