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陶厂”新考——兼论明洪武三十五年前后官用瓷器窑厂性质差异认知轨迹

通过梳理相关文献,结合景德镇地区陶瓷考古调查和发掘出土资料,本文先是对明清时期“陶厂”一词缘起及其含义变化进行了深入分析。其次,在前人有关明代御器厂研究成果基础上,将明清两代人所持明洪武三十五年前后景德镇官用瓷器窑厂性质差异认知轨迹分为三个阶段,继而对每个阶段各方所持观点的主要依据进行了详细考述。就目前掌握资料来看,明嘉靖万历时期官方所持观点较为可信,其很有可能是以明永乐时期所诞生空间相对封闭且独立的官用瓷器生产建筑设施来作为明洪武三十五年前后景德镇官用瓷器窑厂性质差异变化的重要标志。

清代官学视域下的明代选本批评——以《四库全书总目》明总集提要为考察中心

《四库全书总目》明总集提要集中阐发了四库馆臣的明代选本批评观,其作为官修书目很大程度上可以代表清代官方的学术立场和政治态度。在清代统治者“明以门户亡国”的历史反思之下,《总目》明总集提要指斥明人喜结社、倡流派、立门户的习气,并认为是流派纷争和门户之见导致了明代选本批评的整体滑坡和倒退。参与编修《四库全书》的各级官员秉承上意,对涉及流派、门户、党争等敏感内容的明代选本采取了批评斥责、抽删改动、令行禁毁三种手段进行打压和肃清,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明代选本批评在清代官学评价体系中的缺席和失语。总之,《总目》明总集提要作为政治偏见在文学批评上的具象表征,反衬出清代官方学术研究与现实焦虑并行交织的矛盾所在。

明清易代之际中州士大夫的命运抉择与身份困境--以“贰臣”彭而述为例

彭而述是明清易代之际中州士大夫中“贰臣”的典型代表,也是清初被低估了的文学家。在王朝鼎革之际,身为旧朝低级官员的他在目睹家乡遭受农民起义军的战火荼毒后,将清军视为“救民于水火之中”的义师。明亡后,彭而述最终选择出仕新朝,并为清廷统一全国立下了汗马功劳。对南明小朝廷的失望与建功立业的入世思想是其出仕的主要原因。出仕新朝后,彭而述在作品中虽未流露出明显的故国之思与忏悔之恨,但身份困境的难题仍如梦魇一般时常萦绕在他心头。

基于多元统计分析的明清官帽椅造型设计感知意象研究

为探究明清官帽椅感知意象与造型设计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通过文献调研与K-means聚类分析法,对54份明清官帽椅样本的造型要素进行归类并筛选15份代表性样本;采用问卷调查与专家访谈法,确立6组感知意象词组;利用语义差异法和7阶量表问卷来获取数据,运用主成分分析法与逐步回归法进行数据分析,提取出2个主成分并建立明清官帽椅设计特征给人的第一感官印象评价理论模型,并进一步验证模型具有很高的可靠性。最后采用阶层类比分析法,将受试者的感知意象映射出较为具体的设计要素,为新时期官帽椅的造型设计提供参考。

明清商人会馆的地域整合及官民互动——以晋商为考察对象

以籍贯为纽带的会馆,是明清商业贸易中的一个重要现象,其中遍布全国水陆要冲和中心城市的晋商会馆尤具典型性。商人会馆的建立,首先是基于货物转运和同乡同业商人团结互助的需要。它有实体的馆驿、细致的规章,在保障自身运作的同时,对商业行为亦构成相当程度的规范作用。与此同时,面对前现代商业旅途的艰难、财富命运的捉摸不定,会馆还肩负着价值构建和观念整合的功能,以锻造商人群体的安全感和团结感,农耕社会本土的神灵信仰是完成这种构建的基础资源。在传统中国的社会与官僚国家二元结构里,作为社会市场领域的一种机制,从理论上对立的会馆与官僚国家,实际上存在着密切的合作和倚赖关系。

助动词“用”之肯定用法浅议

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西儒宁波话文献中助动词“用”肯定用法常见,表道义情态、动力情态,它并非晚清西儒由其否定用法类推“自创”而来,而是沿自明北部吴语。这一用法虽未见于北方通语文献,但见于南方宋儒语录、文言志怪小说以及明南方白话小说和今闽、赣、湘南土话等方言中,它很可能为南宋时期形成的南系官话用法。其肯定用法由同义助动词“须”的用法类推而来,并由道义情态义衍生出主语指向情态和认识情态。

风清气正:中国传统优良家风的历史经验——以明清常州庄氏家族为例

家风是一个家庭价值观的体现,是社会美德的一种表现形式。新时代的家风建设起到了塑造人、培养人的重要基础性作用。该文归纳了中国传统社会包含的重视忠诚立家、从严治家、修身齐家、耕读传家、勤俭持家、实干兴家的优良家风;并分析了明清常州庄氏家族的优良家风内涵;最后总结了明清常州庄氏家族,作为文化世家,为今后社会塑造、培养优良的人才提供的借鉴价值,也为新时代家风建设提供丰富的历史经验。

明清徽州县官与乡村治理

明清时期,徽州县官在乡村治理中处于重要位置,是沟通上级官府和乡村民众的枢纽,其选拔和任用深受官府的重视。徽州县官的日常事务主要涉及教化乡里、化民讼牒、催征赋役、缉拿盗匪、劝民农桑等,在乡村治理中多有远见卓识,为徽州乡村社会秩序的构建和经济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不可否认,徽州县官群体中亦有德行失范和徇私枉法者,对乡村社会的有效治理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明清官宦不治园的原因探析

明清官宦往往好治园,但也有些官员以不治园为乐。究其原因:一是治园劳心费力,园成后又易毁难守,而不治园,官员可以有更多的时间与精力去游览各处的园子,真正体会到赏园的快乐;二是官员不治园的行为,被世人所赞许,可以赢得“旷达”的名声;三是明清官场一直遵循“仕宦避本籍”的制度,这也不利于官员治园。

明代小九卿身份考析

九卿是历代政治生活中的重要称谓之一。自明代九卿分大小后,大九卿的身份一直稳定,小九卿则解释纷杂。经考证,六部都通大佐贰官、左右春坊并非小九卿。其余三品(除通政司、大理寺)至五品的文职京官衙门中,除上林苑监外,计十一个衙门,均有为小九卿之佐证。因此,明人所指的小九卿似并不像大九卿一样固定,而是存在泛指和特指的情况。小九卿诸说解释混乱反映出传统九卿概念对明人的影响。辨析明代小九卿的身份,有利于加深对明代官僚制度及官场文化的认识。

军事控制与民众自卫——明清时期赣南山寨与地方社会

自明中叶以至清代,赣南地区兴起众多防御建筑形式。不同于城、堡、村围、围屋等建筑,赣南山寨的修筑者既有官军也有盗贼,更多的则是绅民。官军、盗贼山寨都为控制地方的军事据点,而绅民修筑的山寨则多具自卫属性。伴随着流民在地化和赣南乡村聚落的宗族化与军事化等社会进程,官军山寨在基层社会中的作用逐渐削弱,以山寨为据点的盗贼力量在赣南乡村中日趋式微,而内以血缘世系相凝聚、外以绅民团练等形式相联结的家族或宗族型山寨最终成为晚清赣南山寨的主要类型。文章对大田梅氏寨居过程进行探讨,则为窥见明中叶以来赣南地区历史社会动乱之下的民众应对提供了一个具体的个案。

翻译会通研究:从徐光启到严复

会通是中国传统学术的重要特征。明清儒家士大夫从徐光启到严复,通过翻译会通中西,在儒家文化反思、转型与新文化构建中起到关键作用,值得专题研究。明清翻译会通是儒家文化反思和重构的学术方式,传统文化是士大夫会通西学的重要资源,而类比联想则是其认知基础。

明清官话语音及其基础方音的定性与检测

20世纪初叶以来,对明清官话语音及其基础方音有过多种不同的定性。本文在此基础上予以归纳综合、补充修正,针对体现在存世文献中的明清官话语音纷纭复杂的特点,认为有必要将其区分为普通官话音和地方官话音两个系列,又分别包含读书音、口语音、南音、北音、拟古音、趋时音等多个不同层次的变体。依据各类变体的区别特征,本文还尝试拟订出便于操作的检测条例。

明清官箴文献论略

官箴文献是我国古代重要历史资料之一种,在政治史、经济史、法律史、文化史和社会史研究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明清时期官箴文献数量巨大,类型齐全,官箴文化出现了繁荣景象。进一步挖掘、整理和利用明清官箴文献,必将有助于明清历史文化研究的深入。

论异地为官的文化意义——以明清时期商洛官师的地缘结构为例

我国古代有异地为官的制度,商洛的地方志印证了这一制度。然而,学术界迄今尚无对商洛地方官师的地缘结构的研究。根据地方志资料,笔者对商洛州级和县级官师的祖籍地进行了统计,并对这些外省籍官师在商洛产生的文化意义进行了探讨。研究表明,异地为官基本上坚持的是就近委派原则,即邻近省份的官师居多。这就使商洛文化呈现出了与官师地缘吻合的特征,他们也为商洛文化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同时,这种研究方法为地域文化研究作了新的尝试。

明清地方儒学教师考核制度论略

明清时期对地方儒学教师的考核是明清教育管理体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于维持地方儒学基本的教学水平、保证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本文从明清地方儒学教师的考选及试用、在职考核、俸满考核、大计考核等方面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分析了明清地方儒学教师考核制度的特征。

明清时期湖广土司自署职官初探

通过对明清时期湖广土司自署职官设置的情况及设置源流的探讨,可见湖广土司政权机构划分为行署、旗、峒三级,在宣慰司署那一级又分设为致仕宣慰司署、已袭宣慰司署和经历司署三个系列,它们形成三足鼎立格局。其自署职官分为土官、流官两大系统,内分文武两个职别。自署职官的形成深受明代卫所制度和清代绿营制度的影响,并糅合了以明代军职为主的明清兵制的成份。

清朝官修《明史》关于南明历史纂修的讨论

南明历史书法,是清朝官修《明史》的一个重要问题。它包括两个方面:南明抗节人臣的表彰与南明帝王史事的处理。从康熙中期正式官修《明史》到王鸿绪刊刻《明史稿》,再到殿本《明史》刊布,官修《明史》关于南明历史书法的讨论发生了一些显著变化。对于南明抗节人臣,起初一本"周之顽民,即殷之义士"的忠义原则,主张大肆表彰忠节,到后期则取法《宋史》、《元史》表彰易代之际人物的做法,表示"不没其实",但在历史叙述上更多地叙述明亡以前史事,而略写南明时期抗清事迹。关于南明帝王史事,由最初讨论为依据《宋史.瀛国公纪》体例,附于《崇祯帝本纪》论赞之末,到独成《三王传》,附于《诸王列传》之后,而最终改置于其始封诸王之末。这样的做法,明显地体现了清朝官方弱化南明历史的政治企图和学术倾向。

明清时期江淮地方官的桑棉情结及其启示

明清时期江淮地方官在江南社会经济大变动的背景下,力图借鉴江南发展桑棉种植进而推动棉纺丝织业的发展模式,在江淮地区积极劝导和推介桑棉的种植,从而结下了不解的桑棉情结。本文重点探讨了明清两代出任江淮的地方官桑棉情结产生的原因以及他们在江淮致力推介桑棉的具体措施、效果,并在此基础上得出了有益于当代的历史启示。

论明遗民对清政权的接受和认可——以陈恭尹交游的转变过程为例

康熙十八年(1679)前后,许多汉族士人对待清政权的态度都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陈恭尹是抗清烈士遗孤,是明末清初标志性的著名遗民。他早年谨慎交接,晚年却与仕清者密切交往,对清政权的态度也逐渐由敌视转变为接受和认同。他虽然终身不仕,但对地方官员、当朝皇帝多有肯定和颂美,并鼓励自己的朋友和儿子求取当朝功名。覆巢孑遗陈恭尹的这一转变在当时颇具典型性和代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