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原历史的真相:关于舒芜和七月派的几个问题

缘于对五四启蒙文化精神的共感,舒芜受到胡风的激赏和提携,跻身于七月派。舒芜在七月派刊物上的理论和杂文,表征了七月派的发展趋于自觉的态势及其内部建构的转型。他的理论批评彰显了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所引发的论争强化了七月派的声势和品格。在理论批评中舒芜与七月派同人存在着互动性和协同性,他们共同对胡风的文艺思想和其他成员的创作实践做出了有力的呼应,但在畛域和路径上,舒芜是从哲学和接受的角度立论,有别于其他成员从创作和艺术层面的阐释。

胡风与文学意识形态转折的碰撞——以四十年代的三次论争为中心(中)

胡风事件的举足轻重作用的三次论争,同时也构成了文学在40年代发生意识形态转折的三个关健环节,因此,胡风事件的历史根源也可以表述为胡风与文学意识形态转折的碰撞。文学的意识形态转折以40年代初期的"民族形式问题"论争为发端,在与胡风论争的左翼主流派一方,民族形式的讨论实际上是以《讲话》为集中体现的毛泽东文艺理论体系这一"集体智慧的结晶"酝酿成熟的过程,这就自然决定了胡风与左翼同仁的思想分歧具有意识形态的严重性质;40年代中期的"主观"论争以胡风和"才子集团"共同发起重庆反教条主义运动为起点,他们的本意是响应延安整风,但由于学术与政治意识形态逻辑的错位,实际上变成了对《讲话》的不自觉冲撞,因而他们反而成为由胡乔木主持的、名至而实不宣的重庆整风的对象;1947、1948年的香港批判是将1945、1946年对胡风的缺席批判公开化,同时也是以《讲话》文艺模式全面改造和规范文艺运动的意识形态询唤的发出和示范,而胡风则以《论现实主义的路》这一答辩表明,意识形态对其的询唤最终落空。

审美现代性的多维展开——胡风与七月派的文学“意态”整体观

胡风的文艺思想是从艺术的方法论和认识论的维度中展开的,与七月派作家的创作实践相生共融,两者整体呈现出审美现代性的特征。在创作方法上,是在主体性的基点上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兼容;在叙事风格上,是一种诗性美感的彰显;在文化精神上,是一种生命意识的张扬;在话语机制上,是对生存主体的现代性启蒙。

胡风与文学意识形态转析的碰撞——以四十年代的三次论争为中心(上)

胡风事件的举足轻重作用的三次论争,同时也构成了文学在40年代发生意识形态转折的三个关健环节,因此,胡风事件的历史根源也可以表述为胡风与文学意识形态转折的碰撞。文学的意识形态转折以40年代初期的“民族形式问题”论争为发端,在与胡风论争的左翼主流派一方,民族形式的讨论实际上就是以《讲话》为集中体现的毛泽东文艺理论体系这一“集体智慧的结晶”酝酿成熟的过程,这就自然决定了胡风与左翼同仁的思想分歧具有意识形态的严重性质;40年代中期的“主观”论争以胡风和“才子集团”共同发起重庆反教条主义运动为起点,他们的本意是响应延安整风,但由于学术与政治意识形态逻辑的错位,实际上变成了对《讲话》的不自觉冲撞,因而他们反而成为由胡乔木主持的、名至而实不宣的重庆整风的对象;1947、1948年的香港批判是将1945、1946年对胡风的缺席批判公开化,同时也是以《讲话》文艺模式全面改造和规范文艺运动的意识形态询唤的发出和示范,而胡风则以《论现实主义的路》这一答辩表明,意识形态对其的询唤最终落空。

胡风与文学意识形态转折的碰撞——以四十年代的三次论争为中心(下)

胡风事件的举足轻重作用的三次论争,同时也构成了文学在40年代发生意识形态转折的三个关健环节,因此,胡风事件的历史根源也可以表述为胡风与文学意识形态转折的碰撞。文学的意识形态转折以40年代初期的“民族形式问题”论争为发端,在与胡风论争的左翼主流派一方,民族形式的讨论实际上是以《讲话》为集中体现的毛泽东文艺理论体系这一“集体智慧的结晶”酝酿成熟的过程,这就自然决定了胡风与左翼同仁的思想分歧具有意识形态的严重性质;40年代中期的“主观”论争以胡风和“才子集团”共同发起重庆反教条主义运动为起点,他们的本意是响应延安整风,但由于学术与政治意识形态逻辑的错位,实际上变成了对《讲话》的不自觉冲撞,因而他们反而成为由胡乔木主持的、名至而实不宣的重庆整风的对象;1947、1948年的香港批判是将1945、1946年对胡风的缺席批判公开化,同时也是以《讲话》文艺模式全面改造和规范文艺运动的意识形态询唤的发出和示范,而胡风则以《论现实主义的路》这一答辩表明,意识形态对其的询唤最终落空。

铜琶铁板 劲健有致——胡风言语风格探讨之二

本文通过分析胡风诗歌的语言艺术探讨他的言语风格 ,从而揭示胡风的审美趣味 ,并整体把握“七月诗派”的艺术特征。胡风言语风格的“劲”指“刚劲、挺拔”,主要表现在大量使用排偶句、反复句、详略呼应句、明喻暗喻 ,气势雄浑奔放 ;“健”则指“稳健、明畅”,主要表现在诗行与诗句的一致、结构与语义的协调以及词语的朴实、晓畅。

论唐代女性胡服风尚的变化——兼论唐代女性意识与男装

唐代盛行胡服及女着男装现象,是当时社会的独特风尚。初唐时期女性服饰胡风初露,盛唐时期胡服风格多样,安史之乱后胡服则遭到排斥,这一过程与唐代的社会发展、中外交往及民族融合密切相关。胡服与男装的盛行,能否体现唐代女性意识的觉醒及其社会地位的提高,仍值得商榷。但唐代女着胡服风尚的变化,无疑展现了唐代社会兼收并蓄的历史风貌和多元绚丽的文化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