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行可以领导内行吗——美国大学聘用非传统型校长的争议及其思考

在美国学界,关于大学聘用非传统型校长所引发的争议一直不断。赞成者基于市场的逻辑,认为随着大学生存与发展环境的改变、大学组织复杂程度的增加,以及大学校长角色与职责的变化,大学完全有必要打破传统偏见,起用非传统型校长。反对者基于学术的逻辑,认为大学作为专业型组织,有其独特的学术文化,唯有传统型校长才能胜任大学的领导工作。这两种论争难有定断,因为背后都可以找到各自的理论基础。对于大学这样的专业型组织而言,理想状态是选择兼具学术背景和概念技能的传统型领导者,但是绝不能盲目地排斥非传统型领导者,因为专业知识和技能只是领导胜任力的一个维度,人际沟通与概念等技能对领导者可能更为重要。

领导特征对组织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以新冠疫情防控为例

“内行领导”还是“外行领导”是当前领导干部选拔工作中备受争论的两条路径。研究通过构建广义线性回归模型对2022年11月11日至2022年12月7日发生新冠疫情的269个地级市进行实证检验,探究常态化疫情防控时期卫健委领导特征对于疫情防控效率的影响。研究表明关于专业型政府部门领导,不应过度追求“内行领导”或者“外行领导”,将关注点聚焦于专业特征与履职能力层面上,而应更多关注部门领导能否通过行之有效的方式提升组织绩效。但无论是“内行”特征突出,还是“外行”特征突出的领导,都需要增强综合能力和驾驭能力,学习掌握分管领域的专业知识,成为“学者型干部”“专技型管理者”的专家型领导。研究还发现在现行体制之下,班子成员的专业特征和履职特征在一定程度上能对“一把手”的有限理性决策产生弥合作用。因此,在实践中无须过度强调“一把手”领导专业特征与履职特征。

金融官员与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抑制还是提升——来自289个地级市的经验证据

文章基于2009-2018年289个地级市数据样本,结合“烙印理论”,考察了金融官员对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的具体效应及其作用机理。研究发现,相对于非金融官员,金融官员能显著地抑制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表现为“治理效应”。进一步研究表明,巡视未覆盖地区、地区金融生态环境越佳和制度环境越好时,金融官员抑制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效果越明显。文章实证分析了官员的金融经历对地方隐性债务风险的作用机理及具体效应,有效地诠释了“金融副省长现象”,为金融干部队伍建设和金融监管提供理论解释与经验证据支持,也为现阶段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提供了启示。

外行领导内行?——专业型组织、专家型领导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专业型组织或知识密集型组织的核心员工都是专业人士,如何对他们进行有效领导一直存在争议。专家型领导理论认为要内行领导内行,但干部管理制度在实际运行时通常导致外行领导内行。本文以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为案例,对地方卫生健康部门的领导干部履历进行分析,探究如何通过专家型领导来强化科学防控。对于专业型组织而言,应尽可能选派专家型领导,不应过分强调内行领导内行,专业知识和技能只是领导胜任力的维度之一。不同层级和部门的领导干部需要具备不同的能力组合,可以通过加强轮岗和培训来提升他们的全面领导能力。

领导风格与组织情境的匹配研究:基于模糊专家系统模型

通过构建模糊专家系统模型,研究六类领导风格(愿景型、教练型、关系型、民主型、领跑型和命令型)与四种组织情境要素(组织文化、下属成熟度、领导-下属关系和环境不确定性)的最优匹配。并运用该模型对一家民营服装外贸公司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该公司面临的环境不确定性值较大,而组织文化、下属成熟度和领导-下属关系的值相对较小,领导者采取愿景型领导风格更有利于企业的发展。结论表明了该模型的有效性,弥补了传统研究定性分析的不足,并对领导者根据具体组织情境转变单一的领导风格具有启示作用。

双元领导与员工追随行为的匹配机制研究:一个模糊专家系统模型

基于模糊专家系统模型,探讨了三种视角下双元领导组合(交易-变革双元领导、开放-闭合双元领导和松式-紧式双元领导)与员工尊敬学习、忠诚奉献、权威维护、意图领会、有效沟通和积极执行等6种追随行为的匹配机制。并以DR集团为例,研究发现:当DR集团部门主管展现较多的松式-紧式领导特质,较少地展现交易-变革领导特质和开放-闭合领导特质时,员工更容易产生积极执行追随行为,结论验证了模型的有效性。该研究对不同情境下多重视角双元领导组合的有效性进行了探索,为管理实践中领导力发展提供了参考与启示。

内行领导还是外行领导:专家型领导对组织绩效的影响——中国城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实证研究

内行领导还是外行领导存在普遍争议,但是较少有文献进行实证检验与深入探讨。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的突如其来将专业型组织卫健委推向公众视野。基于中国285个地级市卫健委领导班子(“一把手”和班子成员)的专业背景和任职经历,本文实证检验其与疫情防控效果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卫健委领导的医药卫生专业特征不明显,“一把手”更有管理上的比较优势。单独来看,班子成员的医药卫生专业背景与医院任职经历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疫情防控,但“一把手”的作用并不显著;在整体考虑领导班子的搭配方式时,同样具有管理专业背景的“一把手”和班子成员相互掣肘,同样具有医药卫生行业任职经验的却能够相互合作。这表明,无须过度追求内行领导,也无须过度担心外行领导,更重要的是领导班子的结构,而非内行或外行的比重。

论影响法律评价的主要社会因素

影响法律评价的主要社会因素有:党的领导、行政评价、律师、法学专家和社会舆论等。在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要正确理解党的领导与法律评价之间的权属关系,还要探讨行政评价与法律评价互动的作用机制。三者的双向互动集中体现为,党依法执政、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以及司法机关公正司法。在司法个案中,律师和法学专家对法律评价的内在推动体现在,通过个案反思现有的法律制度进而推进司法改革。社会舆论对法律评价产生着较为复杂的影响,尤其是在互联网时代,社会舆论容易使个案成为公共事件,对司法机关行使职权提出了更高要求。研究影响法律评价主要社会因素的目的是为了有效维护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这是法治社会的基本要求。

落实“十二五”规划,应不断提高各级领导干部的领导力、执行力和创新力——中共河北省委党校陈春生教授访谈录

2011年是"十二五"开局之年。落实"十二五"规划,深入践行科学发展观,各级领导干部的领导力是关键,执行力是保证,创新力是基础。中共河北省委党校科技文化教研部主任陈春生教授近几年着力研究如何培养和提高领导干部的领导力、执行力和创新力等,已初步形成理论框架。2011年3月17日,笔者与陈教授就学术成长经历、学术成果以及对如何培养和提高领导干部的领导力、执行力和创新力的理解和把握等方面进行访谈,整理成文,以飨读者。

小学校长领导的价值系统之分析

领导者的价值系统与其决策行为有明显的相关性。因此,校长心里所重视或相信的价值系统,会深深地影响学校的发展方向、教师教学的士气,以及学生学习成效。实际的调研发现,不同校长呈现了不同的价值系统;校长的价值系统有其一致性的特色;校长倾向于超理性或理性价值系统的领导行动,有助于达成学校教育目的;而校长以次理性价值系统的领导行动,则会影响学校的发展;专家或一般校长分别会以直接的行为或间接的筛查等不同方式,反映出其价值系统。

“权力缺乏”困境中的教研组长领导力研究

作为教研组中拥有教学专长但缺少行政权力的优秀教师,教研组长需要履行“行政+专业”的双重职责。如何在仅有“专家权力”的境况下,引领成员参与到落实行政要求与开展共同学习的活动中,是教研组长需要应对的问题。研究表明,教研组长会透过借用学校管理层的权力、与上级及成员建立“保”“报”关系,以及发挥成员专长推动相互引领等不同方式,来保障教研工作的完成。相异的影响力获得方式,使得教研活动在“上传下达”与“共同学习”的连续体上呈现出分疏。着眼于教研组长的领导力建设,建立“专长+社会交往能力”的任用框架,以及纵横层面的双向散权,加之实际的“以专业带行政”的组长领导思路,是有助于教研组之双重职责实现的可能进路。

“红”与“专”模式的再回顾:中国重点大学领导人擢拔研究

中国重点大学的领导人究竟是哪些人?他们具有哪些特征?国家是如何管理和擢拔大学领导人的?本文运用海外中国研究中兴起的'大学稳定'理论及'干部晋升'理论,回顾了1949年以来我国31所副部级重点高校的领导人变迁,特别关注近30年的领导人(校长、党委书记)在专业技能、政治背景方面呈现的不同特征。本文发现,中国重点高校的领导人呈现了新的'红'和'专'的二元精英模式,并且日益专业化、制度化,与政治系统的联系也日趋紧密。现有'大学稳定'理论主要关注学生和知识分子群体的政治认同,而本文对中国重点大学领导人的研究从实证上填补了理论的空白,有助于理解国家如何通过有效选拔大学领导人来管理高校。

基于校长领导力的学校变革

未来社会的创新发展需求成为今天教育变革的缘由和必须。人大附中的校长领导力呈现了优质学校的特征并引领了上海培佳双语学校的变革。学校以愿景领导力确立先进的办学愿景和理念,以变革领导力建立共享的心智模式,以践行领导力培育教学改革的基础——教学共同体文化,推动以学生终身发展奠基的教学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