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史三题

本文讨论中国史学史的三个向来有争议的旧题 :中国传统史学与中世纪统治学说的相关度 ;所谓经史致用式的道德反思命题 ,与中世纪主流史学的相关度 ;倘若从历史学属于人文学科的特定研究对象之一的角度 ,它本身在中国的历史进程 ,怎么写 ,写什么 ,才算较为近似地映照中国史学已经消逝和尚未终结的整体面貌。旧话重提 ,无非为了自己清问题 ,期使中国史学史的讲授或撰述 ,不再陈陈相因。

章太炎与章学诚

章太炎的“六经皆史”论与章学诚之间不存在一脉相承关系。他撰于1 90 8年的《原经》篇明驳章学诚,暗斥谭献,其中对《文史通义》的一系列论辩,显然是两种“六经皆史”论的交锋。它反映出经、史概念内涵的变动不居性,不同时期不同处境的学者对“六经皆史”说的理解并不一致,因此要注意在特定的历史脉络中分析各家相同命题下的不同含义和意图。

现代中国画家旧体诗词的历史浮沉与演变趋势

近百年来的现代中国画家旧体诗词创作,是现代中国旧体诗词发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大体而言,现代中国画家旧体诗词的百年演变历程可分为四个历史阶段:在变革期(1912—1936)里,传统派与革新派画家诗人都在不同程度上致力于传统诗词的现代转型。在深化期(1937—1949)里,不同类型的画家诗人主要聚集在抗战旗帜下用旧体诗词的民族形式书写战乱中的悲情与壮怀。及至转折期(1949—1976),在新的社会政治环境下,大陆和离散海外的画家旧体诗词创作出现了合唱与独吟两种书写方式。新时期以来是复苏期(1977—),从"归来者"到"网络达人",无不体现出在改革开放的新历史语境中当代画家旧体诗词创作的新变。总之,从百年画家诗词的发展历程中不仅可以发现诗词与时代的密切关联,而且也能发现诗词与绘画的艺术互动。

华夏固有学术视域中的“红学”

华夏传统学术,发展至清代,最终形成经、史、子、集"四部"架构体系。产生于中华历史文化与学术综汇期的"古典红学",同样可以从经学、史学、子部之学、诗赋文章之学四种角度观察评析。作为迥异于西方"文学"及"小说研究"的既定学术存在,"古典红学"不仅是当代红学正本清源的历史依据,也是这门华夏固有之学实现学科重建乃至返本开新的学术前提。

关于今天可否使用文言文写作的辩争——与郑全和先生商榷

郑全和"不能适当使用文言"的观点有失偏颇。历史上曾为剥削阶级所使用并被进步思想家批判过的文言文,在现今民众知识水平普遍提高的情况下,不会成为开发民智的障碍,而可以成为广大劳动群众濡染民族历史文化、开展交流交际的工具和陶情冶性的文化快餐;文言文写作也能创新,并不违反规范;在今天仍可承载发展民族文化文学的重任。因此,应该为文言文在文化文学领域讨回一席之地。

《经史百家杂钞》与《古文辞类纂》之异同

同为桐城谱系的选本,曾国藩的《经史百家杂钞》与姚鼐的《古文辞类纂》既有相似之处,也存在明显的歧异。二者在文体分类上"大体不甚相远",在篇目采择上也多有重合,重视韩、欧文的态度也如出一辙。但《杂钞》在《类纂》的基础上增删文类,凸显出对经世之文的重视;又于经史子集并录,骈散兼收并蓄;在对历代文的抉择上,首重秦汉文,兼取魏晋六朝文,轻视明清文;与《类纂》以收录集部文为主,不屑骈体,首重唐宋文,推崇明清文,鄙夷魏晋六朝文的做法迥然不同。《杂钞》拓宽了古文领地,扩大了桐城门庭,也修正了桐城文统。于此,我们也可窥见曾国藩的古文观念和为文宗尚的自家特色,以及桐城派内部的承传嬗变之迹。

基于历史经典产业复兴下的特色小镇空间更新研究——以湖笔小镇为例

特色小镇是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为发展理念,以地方特色产业为依托而打造的融合生产、生活、生态为一体的小镇形态。其在推动地方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同时,也为地域文化的传承开拓了一条新思路。文章以湖州市南浔区善琏镇的“湖笔小镇”为例,分析善琏镇的发展历史与现状,探索如何保护和传承优秀的传统文化,使历史经典产业在小镇建设中发挥主导作用。

朱子解经方法的理论价值探研

朱子通过大量解经实践,谙悉宋代学者义理解经的流弊,对此进行了全面反思,要求融会汉学之章句训诂与宋学之义理,以求激活经典的潜藏价值。他开启的章句训诂与义理结合之治学方法潜藏着深厚的理论价值,涉及到言意之辨、细节与整体的循环以及解经的历史性等问题。言意之辨也就是朱子确信通过经典语言可以把握圣贤遗义。细节与整体的循环指只有通过字词训诂才能把握经典义理,而经典的整体文本又制约着字词的训诂。经典阐释的历史性问题,即经典的存在状况和时代思潮对阐释的影响。

论章学诚的史传文体观

"六经皆史"说是章学诚站在学术史的立场通过对传统史传文体的批判而提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史学命题,它不限于对史传文体做客观的分析,而是重在探究撰史的作意,强调专家之学。他所提出的记注和撰述传史理念,是对刘知几言事分立、相兼观点的深化;而"《书》亡而后《春秋》作"的命题具体勾勒了先秦两汉史传文体发展演变的轨迹。

刘知几经学思想试探

唐代刘知几在《史通》中表现了他对经书怀疑的经学思想。这是对官方统一经学思想的背离。他疑经的立足点是对史实的追究,但并不是要推倒经典的权威地位,主要意图是要求重新解释经书。

东亚视域下的《日本书纪》史体流变

作为古代日本的第一部官修正史,成书于8世纪初的《日本书纪》在史体选择上深受中国影响。《书纪》后半部分的“薨卒记事”以及开头的《神代纪》中出现的“一书”等特殊体例,均是源自于如“编年附传”、裴松之注《三国志》等魏晋六朝史学著作中出现的新要素。这一时期,自经学中独立出来的史学伴随着东亚诸国间的交流向外流传,并推动朝鲜半岛诸国及日本进行史书编撰。《书纪》的编纂年代正处在“经史分离”大转折的中间期,其史体的变迁事实上也成为了中国史学体裁发展变化在日本的映射。

从叙事雷同看文史经典的道德传承

文史经典之间多有雷同的叙事,文史经典的书写者一方面用此类叙事吸引读者,另一方面用此类叙事传承道德。读者在津津乐道文史经典的叙事之余,很少有人关注到文史经典书写者在叙事时贯穿的道德传承精神。对众多文史经典之间富有代表性的雷同叙事进行研究,有利于经典深入大众,有利于当代写作教学,有利于当代读者正确认识和理性传承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促进当代公民素质的提升。

传统的失落——后现代思潮及对中国新时期文坛的影响

80年代以后 ,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成为世界性的文化景观 ,也影响了中国文坛 ,一些作家主张“平面写作”,取消理想 ,消解文学的深度 ,形成了具有明显后现代特征的文学新思潮 ,如先锋派文学。

《春秋》经传的研究思路与特色——张高评教授访谈录

张高评教授研治《春秋》《左传》四十余年,出版相关专著九种,发表论文八十余篇。前三十年,张教授大抵着力于《左传》文本之探讨,先后从古文义法、以史传经之视角,考察《左传》之文学价值,以及《春秋》书法之运用;近十年来,张教授掌握属辞比事之要领,诠释孔子《春秋》之微辞隐义,对于中国叙事传统之脉络,尤有正本清源之提示。为传播学术,沾溉后学,特就《春秋》学一题访谈张高评教授,以飨读者。

义法与史公笔法:王又朴对《史记》叙事技法的阐释

王又朴的《史记七篇读法》是一部别具特色的《史记》辑选本,也是《史记》唯一的一部以“读法”为名的著作,是清代《史记》文学阐释中极具特色的典籍。此作首次将义法与史公笔法连接起来,以义法解释史公笔法,并将之视为解开史公笔法的钥匙。在此基础上,他详细地分析了每篇所用的叙事方法和技巧,并探索了司马迁的叙事策略与深意。不仅如此,王又朴将金圣叹对小说评点中的一些术语和发明用于对《史记·项羽本纪》的叙事技法的阐释与归纳,这些新引入的术语和方法比纯文章学的术语含义更丰富,分类更细腻,更适于《史记》色彩斑斓、变化多端的叙事方法的阐释。

汉代四部之学的发展探论

汉代是经史子集四部之学的孕育期,汉代四部之学是在经学的学术思潮中产生并不断发展演进的。刘歆《七略》与班固《汉书·艺文志》均从目录学的角度对汉代学术进行了梳理分类与评骘论述,建构了六个学术门类格局,但同时也蕴含了四部之学的基本框架。汉代学者或从经学立场,或从辞赋立场,或从求真辨虚的立场对学术文化进行了评议,在很大程度上彰显出其对四部之学的独特看法,体现出学术思想的多元化特质,业已开启汉末魏晋学术思想多极化之先声。

诠释学的历史性与儒家经典起源

利科提出了历史意义的三重诠释,在历史事件的陈述、构成传统的历史解释之外,还有一种理解的历史性或诠释学的历史性。这种历史性是对历史叙事本身的反思,构成一种哲学的追问与精神性的溯源,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对于事实性的考辨上。从这样的历史性理解出发,我们可以暂且超离实物、图像和文字,以及各种历史材料本身所带来的有限性之束缚,而由对象物演变的逻辑来还原或者想象历史演变所可能存在的路径,以勾勒出从"无言"世界进入到"有言"世界的图景。儒家的经典以六经为根本,而六经的起源与儒家所建构的文明史、历史观是交叠在一起的,仅从历史的事实性考论入手,我们无法说清楚这些材料的真实来源,尤其不能解释这些文献何以变成了具有某种神圣性特征的典籍。所以,儒家经典的起源就不只是文献自身的历史,它也包含了观念的演化史和精神的扩展史,是一个不断的诠释和一系列思想填充活动的结果。从口传记忆到书写记忆,从片段无序的材料到结构谨严的文本,从一般性的历史文献到体系化的哲学经典,这个漫长而又复杂的历程,既是六经成型的前史,也是六经的演化史与建构史,正是在原本混沌迷离的状态中,六经系统才慢慢地成长起来,儒家经典的基本面貌也变得越来越清晰化,最终以华夏文明之根本正典的身份呈现于世。

新国史书写之“道”与“术”——评姚中秋著《国史纲目》

在《国史纲目》一书中,作者承继朱子、钱穆等前贤之志,借鉴现代社会科学精神,尝试建立一种兼具价值根基与理论深度的国史叙事。"精神—秩序"、"观念—制度"的二元互动视角,使之具有文明价值的自觉担当,构成对史学研究碎片化倾向的反拨;而以现代社会科学视角进入对经史典籍的理解,则使之能够以治理典范的转变为中心而梳理出对中国历史演进轨迹的独创性解释。上述两者,分别在"道"、"术"二维中体现出国史书写的新典范意义。如何在贴近华夏文明之道的前提下充分吸收现代研究成果,完善历史书写技艺,同时借鉴经史互证、载道求真的古典学术传统,实现史、论之间的合理平衡,是为新国史书写在知识与价值层面立定自身的关键所在。

编年史的“变体”:《左传》的时间控制与历史解释

本文通过分析《左传》的"郑伯克段于鄢"(隐公元年)、重耳出亡(僖公二十三年)和夏姬相关的史实等三例不同于一般编年史写法的叙事,来阐述《左传》的时间观念对历史解释的影响。不管《左传》利用时间因素塑造人物,还是利用人物串联被自然时间分隔的叙事,都是调整编年体史书依照时间顺序安排历史事件的基本做法,其旨归在于"以史传经"的需要,即将自己的态度寓于历史叙事本身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