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由心生”疾病观探讨

[目的]探寻"心"在不同延伸层面所包含的不同内涵和意义,以期从不同角度来认识疾病的病因,进而对中医临床有所启发和借鉴。[方法]通过历代相关古籍的整理研究,简述七情病因学说的沿革,考究"病"、"心"、"情"等字的古汉语意义,探寻《黄帝内经》中对于"病由心生"疾病观的相关佐证,结合中国传统文化中儒释道的精髓,举例儒家仁学思想对《黄帝内经》中疾病命名的影响,最后例举中医大家在临床上对该疾病观的应用。[结果]中国传统文化概念中的"心"不仅是肉体心脏之意,也不局限于心理学层面的七情之"心",还有意义深远的延伸意,甚至超越个体,上升至道的层面,心还包含着人之所以为人的道理乃至宇宙的至理和"天人合一"的智慧。历代医家对此均有深刻认识,并借此指导临床。[结论]"心"的不同层面都与健康有着密切的关系,特别是后者,值得探讨和深思。中医学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同样传统文化离不开中医学,两者水乳交融,从医入道,道以医显。

20世纪的"原儒"工作

20世纪的"原儒",一般是做探究"儒"的历史起源的工作,但是这种意义上的工作对于儒家精神的说明性是很可怀疑的,这使得它们也许只应该被称为"说儒",而不应视为真正意义的"原儒"。本文从陈来的《说说儒》切入,分析20世纪各种"说儒"的来由,指出它们共同的不足。同时,本文的重心更在于指出,20世纪实际上存在着真正意义上的"原儒"工作,熊十力和蒙文通可以作为程度不同的两个典范。通过分析,本文达成了对于"原儒"工作的三个原则的认识:"寻绎"、"原本"和"孔子一身及由孔子开启的儒家精神历史"。

儒家哲学发展的方向——评《唐君毅先生年谱长编》

《唐君毅先生年谱长编》是迄今为止最完备的一部唐君毅年谱。《长编》凸显了"‘学术年谱’的特性",注意到了唐君毅哲学对儒家哲学现代发展的三点根本意义:一是"现代转型"的主题,二是"释本开新"的路径,三是"以中化西"的立场。这应当是当代儒家哲学发展的基本方向。但在如何实现这三点意义的问题上,唐先生的某些观点是可以商榷的。《长编》对唐先生的哲学成就讲得很充分,但缺乏应有的反思批评。

现代新儒家的阳明学研究

现代新儒家的阳明学研究具有三条路径。其一,以外释中。这条路径极大地凸显了阳明学中的形上意涵,并希望这种形上学的论说方式可以进入世界的哲学话语体系,以及这种论说方式所彰显的东方价值具有超越西方形上学的地位。其二,会通朱王。这条路径重新对朱子学、阳明学的差异进行新的解释,从而在一个更高的理论平台上化解了宋明儒学内部的差异,达成儒学内部的圆满融合。其三,面向现代。这条路径在阳明学本有的道德涵养之中,增加新的思辨理性和物理知识,从而将物理世界收纳进来,为现代性的开展奠定了理论上的基础。这些哲学体系的构建、哲学史叙述范式的转变,以及哲学现代新开展的努力,可以视为儒家知识分子在西学东渐背景下所交出的理想答卷。

试论“伊儒相通”也是回族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因素

“伊儒相通”是指伊斯兰文化与中华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趋同交融性。它使明清之际“以儒诠经”的活动得以成功实现 ,并对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巩固和传播及回族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以儒释伊——南充清真寺木雕艺术人类学考察

人类学认为任何艺术都不是唯美的,和人们的宗教文化、政治经济、生产技术、生活方式紧密相连。考察南充清真寺木雕艺术,能够明显地体会到"以儒释伊"在木雕艺术中的表现,也能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是多元文化的综合,文化"共生"、"交融",形成了中国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艺术,"以儒释伊"的做法是非物质文化传承可以的借鉴实例。

“以谶解经”的学术风潮与王逸的《楚辞》阐释

在东汉思想文化领域中,谶纬占据了主导性地位,而出于维系儒术独尊地位之虑,儒生经师多藉谶纬来训诂文辞,阐说经意,试图利用谶纬的神圣性来论证儒经之权威性,这就使得此期经学研究呈现出"以谶解经"之特征。受此种学术风潮影响,王逸在通过强调《离骚》"依经立义"、尊其为"经"等方式回应班固等人之批评的同时,还采取"以谶解经"之方式来阐释《楚辞》:或直接引用谶纬文献以诠释字词、疏通大意,或依谶纬"阴阳五行"与"天人感应"诸说来阐发主旨,使得《楚辞章句》中展现出浓郁的谶纬色彩。王逸所建构的此种依托谶纬观念的、以君臣关系为核心的《楚辞》阐释模式,既与当时权利阶层所期望传播的政治观念相契合,又易于被具有谶纬话语体系之集体共识的士人所认可,无疑具有重要意义。王逸注骚可谓典型。他所建构的依托谶纬观念的、以君臣关系为核心的《楚辞》阐释模式,既合当时权利阶层的期望传播的政治观念,又为以谶纬话语体系为集体共识的士人所认可。

论张栻的文学观与其文学风貌

张栻以文妨道,无意于文。然其著述丰厚,其文学思想是理学家的文学观和教育家文学观的合一,主张斯道即斯文,重视诗文的教化作用。以心性修养提升诗文品格,论文尚平和之气。其文多论尚实重行之学,论儒者之政以及品评人才,规友尚诚。表现出阐述精要、行文摇曳有致、和平含蓄的文风,是南宋理学家文章特质的鲜明反映。

再论晚清云南、甘肃回民起义的社会历史背景

晚清咸同之际的回民起义是在传统社会面临转型使命却又背负着巨大的人口压力的背景下发生的 ,是当时西部各种社会矛盾综合作用的产物。本文在既往研究的基础上 ,从比较研究的角度 ,认为清初以来的云南、甘肃回族社会 ,在文化同一性的前提下 ,基于具体的社会环境不同 ,其发展历程及指向不尽一致 ;清政府在甘肃、云南的统治政策使上述指向的差异更加明显 ;回民起义前 ,云南、甘肃两地回族与汉族的关系日形紧张 ,矛盾的一面日渐发展。所有这些 ,都不同程度的作用于回民起义 ,使云南。

朱子解经方法的理论价值探研

朱子通过大量解经实践,谙悉宋代学者义理解经的流弊,对此进行了全面反思,要求融会汉学之章句训诂与宋学之义理,以求激活经典的潜藏价值。他开启的章句训诂与义理结合之治学方法潜藏着深厚的理论价值,涉及到言意之辨、细节与整体的循环以及解经的历史性等问题。言意之辨也就是朱子确信通过经典语言可以把握圣贤遗义。细节与整体的循环指只有通过字词训诂才能把握经典义理,而经典的整体文本又制约着字词的训诂。经典阐释的历史性问题,即经典的存在状况和时代思潮对阐释的影响。

经学视阈下的荆公新学论略

从经学角度看,以王安石为主要代表的荆公新学做出了重要贡献:在经世致用方面臻于极致,将经世变法与经义训释相糅合;在道德性命方面着力探索,开启一时风潮。荆公新学有其鲜明特色,其治经特点主要在于杂糅百家和解字通经,这既是其创立新说、取信于人之保障,同时又产生了深文周纳、穿凿附会的流弊。荆公新学就其经学史上地位而言,一方面终结了汉唐注疏之学,确立了以《三经新义》为代表的义理之学;另一方面,掀起研治道德性命之学的风潮,为宋学的转型,即由义理之学转向性理之学作了铺垫。

论王夫之“内丹法”释骚

王夫之以内丹术语注释《楚辞》,为大多数学者所诟病。他们认为,用道家术语来诠释儒者著作有失偏颇。为了更能清楚了解王夫之以丹法释骚的合理性,需从《楚辞》注本内丹法之渊源;王夫之注《离骚》、《远游》内容之丹法体现;以及王夫之"儒体道用"之内丹法等方面来探究其注《楚辞》的意义及思想主旨。

试论朱熹的鉴赏理论

朱熹在对“五经”的解读研究中总结出的以“虚静”为鉴赏前的心理状态 ,以摒弃“前见”、直面本文为鉴赏应有的态度 ,以反复讽诵涵咏为鉴赏的基本方法 ,以“感发”和“兴起”为鉴赏的效果和目的的鉴赏理论 ,虽其对象是儒家经典 ,但亦与文学作品的接受鉴赏相通 ,且颇为系统而有特色 ,对于研究中国文学的接受、鉴赏理论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以心释经与明心立学——王阳明的经学观

王阳明的经学观对其心学思想建构助益甚多,然研究甚少。王阳明的经学观在本质上是一个诠释学论题,在理论形态上呈现为显性和隐性双重结构:显性结构为由心体、以心释经的诠释进路与方法、明心立学的价值指向构成的系统化体系,隐性结构为阳明对知识、思想与价值关系的重新认识及三者的互动。其中亦包含不同于汉儒与宋儒的关于心与经、道与事、文与质等关系的新认识。阳明的经学观开启了明代经学思想史上的新篇章,对中晚明的学术、思想、文化具有重要影响,对多元现代性语境中的文化建设亦有启示。

论焦循的《孟子正义》

焦循的《孟子正义》为清儒新十三经之一,是清代学术的典范之作,同时这部撰述又是焦循一生学术思想的总结之作,集中反映了清代中后期的学术风貌。焦循《孟子正义》的注疏方法典型地体现着清代学术的特征,更重要的是其注疏方法背后深具思想史的意义。焦循在书中重新确立了《孟子》一书的经典意义,构建了自我的义理之学,实现了对汉宋之学的超越。

錢賓四《莊子纂箋》學術精神探微

《莊子纂箋》是錢賓四先生學術盛年期關於先秦諸子學研究的一部重要著述,他以中國學術思想史的閎通視野,基於莊子學史嬗變的歷時節點,具體而微地表現出引儒入莊、儒道會通的箋注取向,其中部分論點識見超卓、迥異時流,而這正得力於其'義理、考據、辭章'三者交互運用的學術方法。同時,在20世紀上半葉中西學術激蕩、新學舊知交融的背景下,《莊子纂箋》也體現出新舊兼容、中西會通的自覺性。更重要的是,在'天地玄黄'的時代變遷中,在個人命運的轉折點上,《莊子纂箋》一書寄寓著賓四先生深沉的文化自覺與沉重的歷史悲慨。

庄子学派与反庄派两千年博弈史

总论庄子学派的形成史,庄子学派总集《庄子》的流变史、以及庄子学派、宗庄派与反庄派的两千年博弈对中国思想、中国文化、中国文学、中国艺术的影响史。

现代学术史上的《说儒》之争与“原儒”真相

《说儒》是胡适学术生涯中颇具影响力的代表作之一,被论者誉为是其"治学的巅峰之作"。胡适在文中提出最初的儒是殷遗民中教士的观点,将儒和儒家与殷商文化联系起来,并以儒服是殷服、儒家的三年之丧是殷礼、《周易》的卦爻辞作于殷亡后殷民族受周人压迫最甚的一二百年间、儒的柔弱源自殷遗民奉行的柔道人生观和《商颂.玄鸟》是殷民族复兴的预言诗而孔子被时人认为将是复兴殷文化的圣人等论证为依据。胡适的新说引起了当时学术界的极大争议,冯友兰、郭沫若、钱穆等人纷纷撰文质疑,从而引发了学术界关于儒的起源问题的争论。延至今日,追寻"原儒"真相仍在继续。

“儒道同源”与“以《易》解经”——太谷学派对晚近中国哲学的影响二题

迄今为止,太谷学派对晚近中国哲学之影响,学界罕有论及。事实上,这种影响在"儒道同源"与"以《易》解经"上表现得较为明显。太谷学派的缪篆、钟泰认为,老子之学本于周礼,与孔子之教并无本质分歧;庄子可谓"讽谏之儒",其学出于儒家颜回。追本溯源,儒、道二家皆本于《易》。刘大绅认为,诸经皆为《易》之注脚。缪篆认为,《周易》所言为道德之普遍原理,《论》《孟》《老》《庄》则是以具体问题印证之,二者如同公式与例题。此外,据文献记载,杭辛斋曾学《易》于王伯琴,王氏亦为太谷学派成员,此一情况鲜为人知。

试论清代律学与经学的关系

清代律学以律例为中心,侧重于整理或注释律例条文以便利于司法实践中的运用,清代律学具有突出的技术性和实用性特征,临民治事者对其有刚性需要,但是"读律法"并不为一般读书人所重视,律学处在清代学问体系的地位边缘。嘉道以降的经世思潮宽纾了研律的整体氛围,资治致用的律学获得显著发展。在清代律学地位升降过程中,研律者从自身知识结构出发,一方面积极援经入律,发明经、律会通之处,借助经学提振律学,在司法实践中"引经治事",援用儒家经典作为断案理据;另一方面用治经学的方法来研治难读的律学,提升了律学作品的质量。清代律学与经学关系紧密,律学在研究手段及价值关怀上积极向经学靠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