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时期“理”的演变与刘勰“立文体道”的观念

在魏晋玄佛合流思潮下,“理”经罗什门下的僧叡、僧肇等人的理解与诠释,逐渐成为完善体道观念、重塑体道思想的关键概念。竺道生经由注疏《法华经》对体道思想中的“理”义进行了创造性转化。刘勰突破固守一经的旧有模式,透过道生“以文诠理”的方式,在玄佛交汇的语境中构建起“立文体道”的观念。刘勰“立文体道”的观念对后世文学乃至道德传统产生重要影响。

中国古代“作者”观的生成演变及其文化意味

从"述而不作"(孔子)到"作者之谓圣"(《礼记》)再到"贾谊《过秦论》,发周秦之得失,通古今之滞义,洽以三代之风,润以圣人之化,斯可谓作者矣"(曹丕),从先秦到汉魏之际,中国古代"作者"观呈现一个发生发展的过程。从原因角度看,这一过程与士人阶层社会境遇及身份意识的变化有密切关联,而从结果角度看,则与文学评价标准的变化、文体意识的变化密切相关。中国古代"作者"观发生与演变的历史表明,"作者"这一称谓有着极为丰富的文化蕴涵,是在不同文化语境中被建构起来的概念。

乐语传统与《韩诗外传》的生成

韩婴在推究《诗经》意旨之基础上撰写的内、外《传》,可能以两种形态流传:一是《内外传》的形态,二是《内传》《外传》别行,今本《外传》包含《内传》。《外传》引诗有"故事+诗"与"故事+诗+附加成分"两种模式,"故事+诗"型出于"引事以明《诗》"的目的;"故事+诗+附加成分"型有的出于"引事以明《诗》",有的出于"引《诗》以证事"。《外传》解诗模式主要受到乐语传统的影响。乐语六体可划分为赋诗、释诗两个层面,赋诗包含"引《诗》以证事"的特征,《外传》"引《诗》以证事"的特征表明韩婴自觉继承先秦时期的赋诗传统。至于"引事以明《诗》",则与释诗传统有关。《外传》"故事+诗"通常是对话式的史事再加上特定的诗文本,这与乐语之"道"有着密切的联系。"道"作为一种释诗方式,主要运用历史故事来解读诗句,即以事解诗,这与《外传》的解诗模式是一致的。韩婴编撰《外传》固然是出于阐释《诗经》的需要,同时也是着眼于训练、培养经生阐释诗的能力,这同样是乐语传统影响的结果。

叶玉森与甲骨文研究

叶玉森于甲骨文研究,勤奋笃志,成果卓著,创见颇多,对后之甲骨文研究产生较大影响。其研究主要表现为文字考释和综合研究两个方面。

何乔新《椒丘文集》佚文5篇考释

《椒丘文集》囊括何乔新存世诗文作品,为明中期重要文献。新近从碑刻、族谱等文献中发现的5篇佚文,为《明史》提供了数则补证材料,对研究明代官员升迁及其家庭生活颇有助益。此外,这5篇佚文也丰富了抚州乡邦文献,有助于揭示何乔新生平、交游、思想及其晚年在广昌地区的生活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