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es the Domestic Value Added Induced by China's Exports Really Belong to China?

Since 2001, the exports of foreign-invested enterprises （FIEs） have accounted for more than 50percent of China＇s total exports. As foreign capital occupies a high proportion of the total capital of FIEs, most FIEs ＇ capital gains are foreign factor income. Although these gains are calculated as apart of China＇s GDP, they do not belong to China＇s national income. To determine the real contribution of exports to China ＂s welfare, the present paper analyses the impact of exports on China ＂s national income using a non-competitive input output model capturing processing trade. The results show that every US$1000 of China＇s exports generates US$506.8 of national income. The real contribution of exports to China ＂s welfare is much smaller than what we expected. This suggests that China should endeavor to improve the gains from international markets orfind another engine to maintain its economic growth.

区域贸易协定中竞争政策规则对出口国内增加值的影响研究

以64个国家1995—2017年141个区域贸易协定为样本,在测度竞争政策规则深度的基础上,实证考察其对出口国内增加值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竞争政策规则的强化有助于提升缔约方出口国内增加值。该结果经过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结果表明,缔约方制度质量加强了竞争政策规则对出口国内增加值的促进作用,但区域贸易协定灵活度会阻碍该促进作用。区分条款发现,横向原则与国有企业条款可以促进出口国内增加值;区分国别发现,竞争政策规则对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国家出口国内增加值存在异质性影响。进一步分析发现,竞争政策规则的强化对第三方国家存在溢出效应。因此,中国应有意识地强化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合理设计竞争政策条款并逐步提升执行度,打造更为开放透明、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外贸内卷化、出口退税与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

长期以来,我国出口企业面临来自国内外同类企业的双重竞争,容易出现为抢夺代工订单和抢占市场份额而竞相压价、生产低端同质产品的“外贸内卷化”现象,这是推动我国经贸高质量发展亟需探讨的问题。以微观企业为研究对象,研究外贸内卷化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进而分析出口退税政策在这一过程中是否能够起到调节作用。结果表明:外贸内卷化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有负面影响,而出口退税政策有助于缓解这种负面影响。机制分析发现,出口退税通过企业利润提升效应和一般贸易占比提升效应帮助企业缓解外贸内卷化的负面影响。因此,应进一步完善出口退税政策,实行不完全且有差别的增值税退税政策,以更好地发挥其引导企业出口行为选择的作用,走出外贸内卷化困境。

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提升与企业杠杆率

去杠杆是防范和化解重大债务风险的关键举措,而利用实体经济的力量以市场化、法治化方式积极稳妥地降低企业杠杆率是新时期稳步推进结构性去杠杆的重要方向。基于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库的匹配数据,从全球价值链视角探讨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提升影响企业去杠杆的方向和内在机理。结果表明: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提升会显著降低企业的杠杆率。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提升对不同所有制、不同贸易方式、不同行业企业去杠杆都有积极的影响。进一步的机制检验结果显示,由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提升带来的盈利能力提高、外资弱化效应以及商业信用增加效应是主要影响渠道。因此,政府和企业可从市场角度特别是企业自身竞争力提高方面探索降低和化解金融风险的路径。

“营改增”对中国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影响——来自城市层面的经验证据

全球价值链升级是我国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的重要内容,“营改增”是减税降费、促进经济转型升级的重大举措。文章基于中国海关数据库的微观数据和OECD的跨国投入产出表,测算城市层面全球价值链升级状况,实证分析“营改增”对城市沿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营改增”显著促进全球价值链升级,表现为“营改增”提高了城市的出口国内增加值率、上游度和全球价值链位置指数。进一步研究发现:“营改增”通过促进城市专业化分工,提升城市创新水平,提高城市生产率,进而推动城市沿全球价值链升级;在中西部、税负较高、金融市场化程度较低和小规模纳税人较少的城市,其影响更为显著。

稳健外交关系如何影响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

本文利用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海关贸易数据库的合并数据测度了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在此基础上研究双边外交关系发展对中国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双边外交关系发展会提高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该结果经过变量替换、更换回归方法等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机制检验表明,双边外交关系发展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影响主要通过降低国内外中间品相对价格和提高企业加成率两条途径实现。异质性分析发现,双边外交关系发展会显著提高低技术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但对高技术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却表现为抑制作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相比,双边外交关系发展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提升作用在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更大。进一步分析表明,金融危机、加征关税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削弱双边外交关系发展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提升作用。

外部市场需求规模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研究——基于企业生命周期视角

企业作为贸易活动的主体,详细考察外部市场需求规模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国际市场需求环境变化会如何影响企业出口贸易水平。基于理论层面的分析和相应研究假说,以2000—2013年中国工业出口企业为样本数据,探讨外部市场需求规模变化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和作用机制,并着重从企业生命周期异质性视角对该影响与机制进行详细研究发现:外部市场需求增加能够提升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机制检验表明出口规模效应的促进作用占主导,缓解了竞争效应的抑制作用;由于这两种效应对不同生命周期阶段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存在差异,进而外部市场需求冲击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提升作用程度依次为成熟期企业、成长期企业、衰退期企业,这个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下依然成立;同时,外部市场需求增加对低技术、加工贸易以及出口到发达国家或地区的企业的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会产生更明显的积极影响。

自由贸易协定网络嵌入、制造业服务投入质量与服务国内增加值出口

本文基于以自由贸易协定(FTA)网络为载体促成的服务开放,以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分工为切入点,利用世界银行深度贸易协定数据库、世界投入产出表(WIOD2016)数据系统考察和检验了一国FTA网络地位对该国服务出口国内增加值的影响和作用机制,并结合制造业服务化转型,探究了由服务质量差异引致的制造业服务投入结构调整对FTA网络地位综合作用的调节效应。研究表明,以一国自身FTA缔约数量、缔约质量和FTA伙伴国的平均缔约数量、质量分别刻画的FTA网络地位,通过服务需求端和供给端的双重作用渠道显著促进该国服务国内增加值出口。具体表现为生产步长延伸效应、技术提升效应和规模扩张效应。但嵌入FTA网络也会因国内外过大的技术差距抑制国内服务业创新,从而不利于服务出口,尤其是低收入国家。同时,一国制造业服务投入质量整体上对FTA网络地位的促进效应具有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进一步根据效应分解结果分析,这主要是由制造业国内服务投入质量引起的,质量匹配驱动下国内外中间服务产品的再配置,削弱了FTA网络地位在供给端依托国外服务发展国内服务的作用效果。而来自非FTA伙伴的国外服务投入质量呈现正向调节效应。此外,上述调节效应在不同的分类型服务业、分类型制造业及不同国内投入密度的服务部门体现出明显的异质性。

人口老龄化、数字经济发展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国内增加值网络地位

在提升出口国内增加值网络地位的过程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普遍面临着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基于2010—2019年39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国内增加值数据,构建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国内增加值网络,并使用空间计量模型检验了人口老龄化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国内增加值网络地位的影响及其机制,以及数字经济发展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人口老龄化能够显著提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国内增加值网络地位,且主要通过倒逼产业结构优化和出口比较优势提升促进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国内增加值网络地位的提高;数字经济发展在其中发挥了正向调节作用,并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异质性分析发现,人口老龄化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国内增加值网络地位的提升作用仅显著存在于中度以下老龄化国家和非中心网络地位国家中。中国应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持续推动产业高级化发展,加强培育技术密集型中间品的出口优势,打造良好的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环境,更大限度地发挥数字经济发展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以提升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国内增加值网络中的地位。

进口技术复杂度对广州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

基于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及CEPII-BACI,系统考察进口技术复杂度与广州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关系。研究发现:进口技术复杂度显著提升了广州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研发创新行为对广州企业进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具有显著调节效应,即具有较高研发创新程度的企业通过进口技术复杂度促进广州企业出口DVAR的提升;机制检验发现,研发创新对广州企业出口DVAR作用的显著中介变量是企业成本加成率和进口中间品与国内中间品的相对价格。为促进广州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和竞争力的提升,应加快推进进口政策由出口导向向创新导向升级。

出口增加值对中国区域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影响

利用2010年中国非竞争型多区域投入产出表,测算了30个省区市30个产业的出口增加值,揭示分产业出口增加值的区域分布格局;并通过构建和计算产业结构高度化指数,对比出口增加值与地区生产总值的产业结构差异,结合阐述出口增加值带动区域产业结构高度化发展的一般规律。结果显示:出口增加值的规模与结构高度化程度在空间上都存在东中西梯度差异;出口增加值产业结构高度化水平越高,即区域参与国际分工的程度越深,分工越高级,对区域产业结构高度化水平的带动作用就越显著。因此,区域间出口增加值的结构差异,是拉大区域间产业结构差异的因素之一,导致了区域产业结构的"马太效应"。根据研究结论,建议各区域通过创新驱动、产业技术溢出、延长产业链等方式优化产业结构和出口增加值结构,从而进一步推动区域经济转型升级。

FDI、全球价值链嵌入与出口国内附加值

本文利用WIOD投入产出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数据库等匹配数据,主要检验了全球价值链嵌入机制下FDI对我国出口国内附加值的影响。研究发现:FDI对我国出口品中的国内附加值存在正向影响,但从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影响机制上看,这一影响并不显著。FDI通过全球价值链嵌入有利于提高出口品中来自本行业的国内附加值,然而也可能造成我国日益严重地嵌入在低附加值环节,导致我国出口品中来自上游行业的国内附加值下降,上述正反两方面的作用是造成全球价值链嵌入机制下FDI对出口国内附加值影响不显著的原因。从分行业性质看,知识和技术密集行业、劳动力密集型行业FDI对出口国内附加值存在正向影响,但影响路径存在差异。

基于投入产出法对中国出口中价值含量的分析

基于Hummels等(2001)的分析框架,本文利用OECD(2009)提供的投入产出数据库和联合国COMTRADE贸易数据库测算了1993年至2008年中国出口中的国内价值和国外价值含量,结果发现中国出口中的国外价值自1993年以后明显上升,来自其他国家其中主要是东亚地区的中间产品,通过融入中国的生产体系将其价值体现在中国出口贸易中,并在中国出口的快速增长中占据了相当的地位。在中国各行业的出口中,高技术制造行业出口比重迅速上升,但其出口中国外价值含量较高;低技术制造业出口比重大幅度下降,但出口中国外价值含量较少,出口价值基本都由本国创造。

外贸结构、技术复杂度与中国附加值出口竞争力

尽管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但随着国际分工格局的调整,依赖于低劳动力成本的低附加值出口已经难以为继,如何通过提升附加值增强出口竞争力是中国新一轮对外开放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以WTO-OECD于2013年推出的Ti VA数据为基础,分析中国附加值出口行业结构及构成来源,并构建附加值出口技术复杂度衡量出口技术结构,利用面板数据考察了中国附加值出口竞争力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技术复杂度是促进中国出口商品结构优化和附加值竞争力的关键因素,开放程度的提高也有利于全球价值链体系的融入。中国应该积极推动供给侧改革,通过政策引导增强研发能力,从技术层面提高出口产品质量、优化出口产品结构,并坚持对外开放战略。

服务业开放、创新驱动与制造业企业的出口国内附加值

本文通过构建服务业开放影响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的理论框架,解释了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上通过进口替代实现“中国奇迹”的深层次原因。研究发现服务业开放对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DVAR)的即期效应为负、但制造业企业能够通过创新能力提升动态调节DVAR的理论命题。在理论模型基础上,通过微观企业层面数据对上述发现进行检验,实证结果很好地支持了核心的理论假说,进一步的工具变量估计、准自然实验等较好地处理内生性问题的因果识别后,本文的核心结论依然稳健。研究也发现,动态调节效应主要集中在相对低端的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上以及一般贸易企业上。在扩展分析中将投入产出关联与技术距离纳入实证分析框架后发现,越依赖服务投入的制造行业以及离技术前沿越近的制造行业中的企业,其服务业开放的创新动态效应越明显,对低技术创新的动态影响相对越大。

中国制造业出口如何突破“天花板约束”

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条件下,出口存在着名义增长和真实增长两种情形。面临国内外环境深刻变化,当前中国制造业名义出口面临"天花板约束",而破除约束的路径之一就是依托制造业服务化提升制造业出口国内增加值,实现真实出口增长。本文利用WIOD数据库,在整体和细分层面上测算了2000—2014年包括中国在内的44个样本经济体制造业出口内含服务增加值。研究发现,无论是整体还是细分行业层面,以出口内含服务增加值为表征的制造业服务化有深入发展趋势,但中国在样本经济体中排名较为靠后。进一步的相关性分析表明,制造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与制造业出口内含国内服务增加值呈显著正相关,而与内含国外服务增加值呈显著负相关。因此,破除出口"天花板约束"。

服务业开放提高了我国出口国内附加值吗——理论与经验证据

引入创新能力、产业集聚和垂直专业化作为中介变量,系统地考察了服务业开放对出口国内附加值的影响机制。结果发现:服务业开放能够促进我国制造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的增长,相对而言,服务业开放对我国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的正向拉动作用更大;创新能力、产业集聚和垂直专业化在服务业开放与出口国内附加值关系间具有中介效应,其中服务业开放在总体上通过提升创新能力所产生的影响相对最大;对技术密集型制造业而言,创新能力和产业集聚的中介效应均显著,而对资本密集型制造业而言,只有创新能力的中介效应显著。

生产者服务进口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基于制造业附加值贸易的视角

当今,大多数国家正在加深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融合。本文以OECD-TiVA数据库为基础,尝试从附加值贸易的角度来计算具有代表性的40个国家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利用面板数据考察了生产者服务进口对所有样本国家制造业附加值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程度,从而探索各国之间的共性与差异性的问题。研究发现,整体生产者服务进口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附加值出口技术复杂度均具有正向的影响,其对发展中国家制造业附加值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作用往往大于发达国家。从分部门进口生产者服务中间投入的视角分析,发现金融服务与运输服务进口对样本国家的影响较大,且不同的生产者服务进口的影响程度是存在差异的。

生产性服务业中间投入对制造业贸易利益的影响

本文从专业化分工效应、成本降低效应、技术创新效应三方面阐释了生产性服务业中间投入对制造业贸易利益的影响机理,并基于2005—2014年行业面板数据进行实证考察。研究发现:整体层面上,只有交通运输、批发代理、信息服务、生产性支持服务等中低知识类服务业中间投入对制造业贸易利益有提升作用,研发服务、商务服务等高知识类服务业中间投入的促进效果不显著;不同生产服务行业中间投入对不同要素密集型制造业贸易利益的影响亦存在较大差异。此外,本文还认为生产性服务业的范围界定以及更为全面的贸易利益测度方法仍有继续探讨的必要和空间。

贸易增加值分解新框架下出口增加值的测算与影响分析

总值贸易统计对贸易失衡的夸大,引起了部分国家对“不平衡”贸易关系的恐慌,构建合理的增加值贸易核算方法十分必要。采用WIOD数据库的ICIO表,基于GDP核算思路,提出分解出口增加值的不同方法,避免了从出口中剥离重复计算部门可能存在的计算误差,更符合现实统计需求。研究发现,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出口中的国外增加值比重下降,但同时出口中的国内增加值攀升缓慢。主要是由于传统部门依赖严重,服务业出口附加值高,但比重小,高技术制造业等部门未能有效实现高附加值突破。因此,在推动中国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的道路上,应进一步以强大的国内市场为依托,改善贸易便利条件,发挥高技术行业对资本的虹吸效应,培育高附加值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