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健外交关系如何影响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

本文利用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海关贸易数据库的合并数据测度了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在此基础上研究双边外交关系发展对中国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双边外交关系发展会提高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该结果经过变量替换、更换回归方法等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机制检验表明,双边外交关系发展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影响主要通过降低国内外中间品相对价格和提高企业加成率两条途径实现。异质性分析发现,双边外交关系发展会显著提高低技术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但对高技术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却表现为抑制作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相比,双边外交关系发展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提升作用在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更大。进一步分析表明,金融危机、加征关税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削弱双边外交关系发展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提升作用。

产业集聚对中国木材企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作用机制及其实现路径

【目的】厘清产业集聚对中国木材企业全球价值链(GVC)地位的作用机制,为木材企业通过产业集聚提升GVC地位提供决策参考。【方法】以出口国内附加值率(DVAR)表征企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构建产业集聚对DVAR作用的理论框架,基于15406家中国木材企业样本和海关贸易数据,采用中介效应模型分析产业集聚通过企业成本加成率和国内中间品相对价格2条路径对DVAR的影响。【结果】(1)总体上,木材产业集聚显著提升DVAR,产业集聚水平每提高1个单位可使DVAR提升0.0023个单位。(2)具体到木材产业各行业,产业集聚对DVAR的影响呈现出异质性,产业集聚水平每提高1个单位,人造板制造业DVAR显著提升0.0141个单位;产业集聚对木材加工业、木制品制造业DVAR影响不显著;产业集聚使木质家具制造业DVAR降低0.0068个单位。(3)从企业异质性角度看,相较加工贸易企业和外资企业,产业集聚显著促进一般贸易企业和本土企业DVAR提升,不存在“倒U”形和“N”形的非线性关系,即企业生产仍处于规模报酬递增区间,木材产业进一步集聚可提升DVAR。(4)中介效应模型结果显示,成本加成率和国内中间品相对价格对DVAR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成本加成率每提高1个单位,DVAR显著提升0.0660个单位;国内中间品相对价格每下降1个单位,DVAR显著提升0.1515个单位。同时,产业集聚与成本加成率、中间品相对价格交互项的估计系数也显著为正。【结论】产业集聚可通过劳动力蓄水池效应、中间投入共享效应和知识技术溢出效应促进提高企业成本加成率和降低国内中间品相对价格2条路径提升木材产业整体DVAR,但存在行业异质性和企业异质性。需要合理引导木材产业集群的形成,优化木材产业布局;以技术创新和人才带动木材产业集聚发挥正向外溢效应;在双循环新格局下推动木材企业逐步降低对国际市场的依赖,实现通过本土产业集聚立足于经济内循环的发展之路。

区域市场一体化对制造企业全球价值链攀升的影响

以长三角一体化政策前两次扩容为切入点,尝试回答区域市场一体化是否促进制造企业全球价值链攀升这一关键问题,并对其背后的作用渠道和机制进行了探索。研究结果发现,区域市场一体化可以显著促进中国制造企业全球价值链攀升,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其主要作用渠道是生产要素流通水平和地区创新能力的提升;在作用机制方面,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以及资本错配水平在其中发挥了调节作用。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表明,区域市场一体化政策对劳动密集型企业、低产业集聚企业和中外合资企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最为显著。为打破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加快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提供了学术支持。

G-3汇率波动对中国内外资企业出口影响比较——基于引力模型的实证分析

借鉴并设计"引力模型"、利用时序数据、多元线性回归与误差修正模型分别对我国不同性质企业的出口数据进行研究分析,检验结果表明,G-3汇率波动对我国的出口存在负效应,其中欧元/美元汇率波动对外资企业出口负面影响较为显著,而日元/美元汇率波动则对内资企业出口具有较大的负面效应,造成影响不同的原因在于内资企业与外资在华企业出口行为不同.为了应对G-3汇率波动,我国外贸经营企业应在调整产品出口结构、积极创建品牌优势和提升国际直销能力等方面作出努力.

“中欧班列”开通对中国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研究

文章基于2005~2015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库匹配数据,构建双重差分模型检验了“中欧班列”开通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中欧班列”开通使得所在城市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显著提高了约2%,且该结论通过了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内生性检验以及其他稳健性检验;“中欧班列”开通主要通过运输时间节约效应、行业内扩散效应以及产品市场地方保护的削弱效应提高了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中欧班列”开通对周边100千米范围内城市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提升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并对向欧洲市场出口、非国有以及低劳动密集型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提升作用更大。

人才引进能否破局价值链低端锁定——基于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附加值的研究

文章以地方人才引进政策出台构造准自然实验,探讨其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的影响。研究表明,通过成本加成渠道和中间品配置渠道,地方人才引进政策显著提升了当地企业的出口国内附加值。异质性分析表明:(1)在东部地区和营商环境优化的地区实施人才引进政策效果更明显;(2)人才引进政策无法提升国有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3)人才引进政策在资本密集型行业和技术密集型行业的效果更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地方人才引进政策将产生“虹吸效应”,加速人才向政策实施地流入,对周边地区企业的出口国内附加值产生抑制影响。

绿色信贷政策影响中国企业全球价值链攀升吗

绿色信贷政策重新配置信贷资源,促使高污染、高能耗企业绿色转型,为推动企业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提供了新思路。利用绿色发展企业数据库、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海关贸易数据库合并数据,以2007年绿色信贷政策实施为准自然实验,考察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研究表明,我国绿色信贷政策的实施显著提升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机制检验可知,生产率效应与中间品替代效应是绿色信贷政策的实施影响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重要机制。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对污染型中间品依赖程度越强,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效应越小;地区环保政策执行力度有助于强化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效应。因此,细化环境风险评定标准与绿色信贷政策指导目录,完善企业创新激励配套措施,破解资金与技术障碍,提升环保政策执行力度,缓解绿色信贷政策的信息不对称难题,发挥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升级的重要作用。

数字经济、资源再配置与出口国内附加值率

现有文献大都只关注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正效应,鲜有文献探讨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负效应。文章使用企业的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作为上述两种对立效应的综合反映,利用企业层面数据研究数字经济对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及其背后的逻辑机理,发现数字经济显著提升了企业的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且通过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机制检验发现“成本加成效应”和“相对价格效应”是数字经济影响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两个渠道,定量计算两者在总效应所占比重,发现“相对价格效应”居于主导地位。2008年金融危机强化了数字经济对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促进作用。城市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动态分解结果显示,城市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提升的77.97%归因于资源再配置效应,且是数字经济促进城市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提升的重要渠道。

汇率与中国对外出口关系的实证研究

运用Granger因果检验以及协整、误差修正模型、多元回归模型等计量经济学分析方法,对中国内资企业出口与汇率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得出的主要结论是:实际有效汇率与中国企业内资出口间没有因果关系,并且无论在长期和短期实际有效汇率的变动都不能有效地解释内资出口的变动,说明人民币汇率的变化对内资出口影响非常小。国际上因为贸易逆差而指责中国的汇率政策,其理由是不充分的。

互联网与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理论和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

互联网与国际贸易是学术界关注的一个重点问题。文章拓展了Hulten等(2006)模型,构建一个理论分析框架来考察互联网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贸易数据库匹配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互联网显著地促进了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提升。在考虑不同指标测算方法、样本选择偏差和内生性问题后,这一结论依然稳健。通过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对影响渠道分析表明,降低企业成本和推动企业研发创新是互联网促进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提升的两个重要渠道,并且后者的中介效应更大。此外,异质性分析显示,相较于加工贸易和混合贸易企业,互联网对一般贸易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提升的促进作用最大;而且互联网对民营企业、国有企业、差异化产品生产企业和高技术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提升的促进作用也较为明显。文章的研究结论为中国"互联网+"的应用推广和出口企业的转型升级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