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讯逼供“致人伤残、死亡”的定性研究

关于刑讯逼供“致人伤残、死亡”的定性,理论界长期存在争论,在司法实践中,对于该条款的定性不准确,导致了定罪混乱、罪刑失衡等情况。以往各种学说在解释该法条合理性时无法在责任主义与犯罪构成上自圆其说,对于出现重结果的刑讯逼供行为,不顾行为人主观如何,一概以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对司法工作人员处理既不理性,也不现实。从结果加重犯的构造与立法效果来看,只有将《刑法》第247条视为结果加重犯并适当修改法条才能妥当解决以上问题。

从“非法索财型”信访案件的刑事定性看信访工作法治化

对“非法索财型”信访进行准确的刑事评价是信访工作法治化的必然要求,不仅有利于统一司法裁判,而且能够有效维护信访工作秩序。信访人通过越级上访、重复信访等方式向信访机关索取财物的行为具备构成寻衅滋事罪或敲诈勒索罪之可能,司法机关对此应当审慎研判:一是要厘清“非法索财型”信访与行使权利之间的界限,二是要对非访行为扰乱信访工作秩序的程度进行综合判断。面对非访行为,各地信访机关一方面要全面改进统计、通报、考核工作,推动信访工作监督追责法治化;另一方面要建立、完善信访工作专项资金使用方案,推动信访工作办理法治化。

民刑交叉视野下维权行为与敲诈勒索界分

经济消费领域,消费者以维权名义向商家索要财物,否则就将商品瑕疵或其他商家过错进行举报或是曝光的行为究竟属于维权行为还是敲诈勒索行为,一直是受到重点关注的民刑交叉问题。该行为的界分之所以存在困境,主要原因是对于其究竟是否存在对法益的侵害的疑问。我国现有研究除一律入罪或者一律出罪这两种一刀切的认定之外,还存在着通过对非法占有目的、权利基础、维权手段及索赔数额进行不同排列组合认定的类型化认定标准。但是这些认定路径和区分标准仍然存在一定的问题和瑕疵。基于此,结合相关域外经验,发现通过剥削原则,以消费者“多次敲诈”进行强剥削关系的认定这一路径更为妥当,不仅可以证明对自由意志法益的侵害,还可以消解敲诈悖论问题。

网络裸聊敲诈犯罪的侦查难点及应对策略——基于全量数据驱动视角

网络裸聊敲诈是随着电信网络诈骗猖獗发展而逐渐演变形成的一种新型犯罪,具有较强的有跨境组织性、层级分工性特征和产业链条化发展趋势。由于受害人报案率低、犯罪手段具有“软暴力”特点等,当前侦查打击在虚拟空间取证、嫌疑人抓捕、资金追缴等方面遭遇困境。公安机关应加强“专业+机制+大数据”新型警务模式建设,运用全量数据驱动型侦查方法,加强数据的溯源、拓展、研判和穿透,以提升新质战斗力,从而有力遏制此类犯罪势头。

提升涉网黑恶势力案件侦办质量的思考——以河南省“打假治敲”精品案件为例

随着扫黑除恶常态化机制的不断完善,黑恶势力犯罪空间受到有效压缩,黑恶势力犯罪的嚣张气焰得到根本性遏制,社会政治经济生态向良性循环持续稳步发展,人民群众的公平正义感、安全感、幸福感持续稳定提升。然而,黑恶势力犯罪并未从此销声匿迹,而是向隐蔽化、网络化、专营化、“合法化”方向发展,侦查取证难度明显增大。这就要求公安机关在侦办此类案件中要讲究策略,长线经营,深度研判,缜密侦查,善于总结个案侦办中的成功经验,汲取相关教训,升华为理论指导,创新思维,切实提升依法侦办黑恶势力案件的水平与能力。

诈骗罪与敲诈勒索罪的竞合研究——以单一行为型案件为中心的考察

对于兼具欺诈与敲诈因素的单一行为型案件如何处理,实践中一直存在较大争议。认为诈骗罪与敲诈勒索罪属于互斥关系的主张,会导致行为要素与结果要素的混淆、被害人视角与行为人视角的抵牾等问题,难以为司法实践提供逻辑严密、体系一贯的解决方案。应当坚持修正的“竞合论”,肯定诈骗罪与敲诈勒索罪能够成立某一罪名的既遂与另一罪名的未遂的想象竞合。这有利于行为人视角的复归,贯彻全面评价原则,构建具有正当性与可操作性的判断标准。根据修正的“竞合论”,在定性时,应当先审查行为能否被同时评价为欺诈与敲诈,以认定行为的性质;再按照客观归属理论考察财产处分是属于欺诈因素还是敲诈因素所制造的风险的实现,以决定最终的处断结论。

过度维权与敲诈勒索罪的辨析——以限缩解释方法展开

过度维权与敲诈勒索罪在行为方式上存在相似之处,但前者的社会危害性明显低于后者,不应轻易界定为犯罪。为平衡个人权利与社会利益,辨析二者时应采取限缩解释方法,将符合条件的维权行为进行出罪处理。在法益层面,由于正当权利基础的存在,维权行为并未造成被害人的实质财产损失,不具有财产方面的法益侵害性。判定权利基础时应采取尽可能宽松的标准,不论是法定权利还是自然权利抑或道德权利,都能够成为合理的权利来源。在主观目的层面,充分的维权依据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排除行为人的非法占有目的,只有当行为人主观上完全出于故意侵犯他人财产的恶意时,才能认定其目的上的非法性。索赔数额与非法占有目的之间没有必然联系,高额索赔只是行为人进行谈判的手段,应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在客观行为层面,过度维权也可能采取胁迫手段,虽然不一定构成敲诈勒索罪,但可能满足其他犯罪的成立条件,对其依照相关规定处理即可。

过度维权与敲诈勒索罪边界研究

由于实务中案件情况复杂,加之法律本身固有的滞后性,行为人的过度维权行为与敲诈勒索罪之间存在着一条并不明晰的界限。为厘清过度维权与敲诈勒索罪的边界,通过研究相关案例,分析实务中过度维权入刑的司法现状,从知假买假者的身份认定、维权依据、索赔数额和维权手段几个角度解构司法认定争议,尝试划清两者界限。过度维权行为与敲诈勒索罪的界限认定,应当在法益价值衡量与刑法谦抑性原则的基础上,综合考虑市场秩序现状、公众法治意识、维权成本与权利救济途径,谨慎入罪。

有因型敲诈勒索的法益识别与入罪限缩

有因型敲诈勒索是否构成犯罪的考察应基于敲诈勒索罪的保护法益进行规范判断。敲诈勒索罪的保护法益为双层法益构造,其中,法益主体占有财产的平和状态为财产法益,法益主体处分财产的动态过程为处分法益。前者的内容是具有刑法保护价值的财产秩序,其判断方法是考察行为人的索财诉求是否具有合理根据;后者的内容是个人决策自由,其判断方法是考察被害人是否具有他行为可能性。行为只有同时侵害敲诈勒索罪的财产法益和处分法益才构成本罪。基于法定事由和道德优势的敲诈勒索行为无损敲诈勒索罪的财产法益,即使行为完全压制个人决策自由,也不宜评价为敲诈勒索罪;基于道德平势和道德劣势的敲诈勒索行为侵害敲诈勒索罪的财产法益,依行为对个人决策自由侵害程度的不同可以分别构成敲诈勒索罪或者抢劫罪。

敲诈勒索罪认定中的被害人因素分析

敲诈勒索罪认定中的被害人因素分析,不仅是一个视角转换问题,而且是该罪的犯罪构成所决定的必然路径。敲诈勒索罪(既遂)的认定,需要被害人产生恐惧心理这一要素,因为只有具备恐惧的危险、无能、无助三个因素时,被害人受到的心理(或意志自由)强制(或压迫)最大,行为人对被害人的法益支配权施加的影响最强,从而打破被害人对财产的支配关系的可能性最大。敲诈勒索罪(既遂)的认定,需要被害人处分行为这一要素,通过被害人处分行为的表现形式的不同,可以区分财产犯罪中作为交付型犯罪的敲诈勒索罪与毁弃型犯罪,处分行为也可以区分取得型犯罪中自外向内侵害的夺取型犯罪与自内向外侵害的交付型犯罪的敲诈勒索罪。敲诈勒索罪的认定中,被害人责任对犯罪成立的影响,属于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范畴,判决书中可以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3条“但书”作为法条形式依据予以出罪。

网络安全损失险的损失补偿逻辑与保险责任认定

网络安全损失险作为网络安全风险治理的重要“市场”工具,能够有效填补立法规制与技术预防等既有治理路径的不足。然而,面对因果关系复杂的各类网络安全风险,网络安全损失险能够填补的网络安全损失范围始终存有争议。从损失类型来看,事实层面的网络安全经济损失并不当然均属于保险法中损失填补的基本范畴,按照“实际损失”和“合理费用”的基本划分,网络安全损失险所遵循的损失填补逻辑实际上是以“有限补偿”为主:对于营业中断损失而言,保险责任仅以被保险人无法有效处置的网络安全故障为限;对于网络勒索赎金这类损失而言,保险责任则以“支付赎金行为属于避免损失扩大的最佳方式”为前提。网络安全损失险本质上是对《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等制度工具难以全面回应网络安全态势的补充,故而其“补偿”的理想效果是填补网络安全事件发生前后的营业能力差异及其经济利润差额。

基于K-means的异常IP访问的检测方法

本文探讨了基于UEBA技术和SNORT规则在对恶意攻击事件进行检测过程中呈现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通过统计学习,结合主机层面的网络流量数据与主机端的安全日志数据共同举证,利用K-means迭代求解的聚类分析算法,对网络中的异常IP访问进行检测的方法。

被害人心理在交付型财产犯罪中的意义

兼具欺骗与胁迫性质的索财行为之罪名认定存在争议,关于两罪关系有单一说与竞合说之争,竞合说又包括法条竞合说与想象竞合说。两罪是完全的互斥关系,并且从被害人心理的角度而言,两罪的本质不同在于被害人是否拥有意志自由。因此当被害人丧失意志自由时,行为人则构成敲诈勒索罪;反之构成诈骗罪。至于如何认定被害人是否具备意志自由,仍需回归被告人的行为,根据其索财依据与索财行为进行客观化判断。

违法相对论视角下知假买假行为定性研究

在考察知假买假行为的刑法定性时,应当坚持以违法相对论为判断前提,将民事权利的有无纳入具体构成要件的分析中。在对行为进行入罪判断时,应当注意排除非构成要件的影响。非法占有目的的非法性来源是民事权利的缺失,敲诈勒索客观行为的成立应当考虑手段自身的违法性。消费者在食品、药品领域知假买假仍然具有索赔的权利,举报、向媒体曝光的手段本身也不具有违法性,因此知假买假行为原则上不成立敲诈勒索罪。

基于博弈论的网络攻防行为建模与态势演化分析

网络安全本质在对抗。针对现有研究缺乏从博弈视角分析网络攻防行为与态势演化关系的问题,该文提出一种网络攻防博弈架构模型(NADGM),借鉴传染病动力学理论以不同安全状态网络节点密度定义网络攻防态势,分析网络节点安全状态转移路径;以网络勒索病毒攻防博弈为例,使用Net Logo多Agent仿真工具开展不同场景下攻防态势演化趋势对比实验,得出增强网络防御效能的结论。实验结果验证了模型方法的有效性和可行性。

社会转型期助人被讹现象的人类学分析

历史经验表明,现代化过程往往会导致传统与现代在价值观、道德判断和行为规范方面的冲突;当代中国也不可避免要经历这些变化。通过分析助人被讹现象的特点、社会原因和道德后果,试图揭示社会转型期间两种伦理体系的冲突及其对个体行动者的影响。文章将首先考察"做好事被讹"现象的主要特征。大多数讹人者都是那些本该获得同情和帮助的年长者。再将探讨"做好事被讹"现象对社会的多方面影响,认为"做好事被讹"事件尽管少有发生,但它对社会信任、同情和道德互惠原则造成了重创。最后探究导致这种令人恼火的行为产生的多种社会原因,也广泛讨论了当代中国社会的道德风貌。

唆讼、吓财、挠法:清代官府眼中的讼师

讼师唆讼、吓财、挠法,几成定论。从清代情况看,讼师有唆讼者,但大部分案件来源于被动收受而出策,所谓“唆讼”不全部是事实;讼师受财取利,多属主动要价,且价码较高,但这与机制上的不存在同业组织纪律约束及缺乏官府的有组织的管理有关,又与市场供求有关,从“义利”分野指责其惟利是图,名之以“赃”、“贿”,不符合事实,也难合情理;讼师颠倒是非、混淆曲直以挠法的情形,确实较普遍,有的甚至很严重,讼师们应对此负责任;讼师具有“不着点墨而生杀人命”的“刀笔”之能,但我们应关注的是,讼师“刀笔”功夫的使用是否符合案情实际,对准确定罪量刑起了何种作用。

刑讯逼供现状调查报告——以监狱服刑人员为调查对象

为了解在押服刑人员未决羁押期间的刑讯逼供现状及其主观认知状况,开展了此次调查。调查表明,公安机关侦查案件时,存在着大量的刑讯逼供行为;公诉阶段检察人员较少使用刑讯逼供;变相刑讯逼供较直接刑讯逼供更为普遍,且在职务犯罪侦查中较容易出现;男性遭遇刑讯逼供的比例高于女性;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犯罪嫌疑人较容易遭遇刑讯逼供;侵犯财产犯罪更易遭遇刑讯逼供;在押犯中不存在"反直觉现象"。为预防刑讯逼供,建议提高物证技术水平,降低口供作用;对财产类犯罪采取更有效的预防措施;加强对弱势群体的法律援助。

论“反复自白”的效力

在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反复自白,形成多份甚至十数份口供,而一旦出现刑讯逼供等非法取供问题,则是否排除以及如何排除反复自白遂成为困扰实务界的难题。反复自白应当排除,并非基于"毒树之果"规则,而是因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具有延续效力。从我国现行司法体制和刑事诉讼机制出发,对反复自白应当坚持全部排除的观点,即只要刑讯逼供等非法取供行为一经查实,则犯罪嫌疑人所作的全部有罪供述均应无例外地一体排除。反复自白排除后,在对遭受刑讯逼供的被告人提供心理辅导的前提下,法官可以重新依法对被告人展开讯问,若被告人仍作出有罪供述,该口供可以作为定案根据。

心理学视域中的刑讯逼供审视

刑讯逼供是制约我国法治现代化的难言之隐。从心理学的视域探测刑讯逼供的内涵及过程,深入体察刑讯逼供全过程中受害人心灵遭受的摧残,对促使法者做出刑讯逼供行为的心理动因进行历史与现实的追析,审视刑讯逼供犯罪对受害人、行为人、社会公众以及中国的国际公信度带来的心理危害,旨在唤起社会从人性层面关注刑讯逼供现象的紧迫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