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讯逼供“致人伤残、死亡”的定性研究

关于刑讯逼供“致人伤残、死亡”的定性,理论界长期存在争论,在司法实践中,对于该条款的定性不准确,导致了定罪混乱、罪刑失衡等情况。以往各种学说在解释该法条合理性时无法在责任主义与犯罪构成上自圆其说,对于出现重结果的刑讯逼供行为,不顾行为人主观如何,一概以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对司法工作人员处理既不理性,也不现实。从结果加重犯的构造与立法效果来看,只有将《刑法》第247条视为结果加重犯并适当修改法条才能妥当解决以上问题。

论“反复自白”的效力

在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反复自白,形成多份甚至十数份口供,而一旦出现刑讯逼供等非法取供问题,则是否排除以及如何排除反复自白遂成为困扰实务界的难题。反复自白应当排除,并非基于"毒树之果"规则,而是因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具有延续效力。从我国现行司法体制和刑事诉讼机制出发,对反复自白应当坚持全部排除的观点,即只要刑讯逼供等非法取供行为一经查实,则犯罪嫌疑人所作的全部有罪供述均应无例外地一体排除。反复自白排除后,在对遭受刑讯逼供的被告人提供心理辅导的前提下,法官可以重新依法对被告人展开讯问,若被告人仍作出有罪供述,该口供可以作为定案根据。

刑讯逼供现状调查报告——以监狱服刑人员为调查对象

为了解在押服刑人员未决羁押期间的刑讯逼供现状及其主观认知状况,开展了此次调查。调查表明,公安机关侦查案件时,存在着大量的刑讯逼供行为;公诉阶段检察人员较少使用刑讯逼供;变相刑讯逼供较直接刑讯逼供更为普遍,且在职务犯罪侦查中较容易出现;男性遭遇刑讯逼供的比例高于女性;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犯罪嫌疑人较容易遭遇刑讯逼供;侵犯财产犯罪更易遭遇刑讯逼供;在押犯中不存在"反直觉现象"。为预防刑讯逼供,建议提高物证技术水平,降低口供作用;对财产类犯罪采取更有效的预防措施;加强对弱势群体的法律援助。

心理学视域中的刑讯逼供审视

刑讯逼供是制约我国法治现代化的难言之隐。从心理学的视域探测刑讯逼供的内涵及过程,深入体察刑讯逼供全过程中受害人心灵遭受的摧残,对促使法者做出刑讯逼供行为的心理动因进行历史与现实的追析,审视刑讯逼供犯罪对受害人、行为人、社会公众以及中国的国际公信度带来的心理危害,旨在唤起社会从人性层面关注刑讯逼供现象的紧迫意识。

构建我国侦查模式下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我国当前的侦查模式是"混合式"侦查模式,偏向于职权主义,带有"侦查任意性"倾向,显示出"重打击、轻保护"的缺欠。改革侦查模式,避免冤假错案,侦查模式下的相关法律制度亟待完善。本文选取构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为题,立足于本土司法资源,旨在源头上规范侦查措施,弥补立法空白,重点在于增强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益保障,推动侦查模式的转变,使"混合式"侦查模式向当事人主义转变。

刑讯逼供的经济学解析——以刑事侦查为视角

我国刑事侦查中非法刑讯逼供的现象非常普遍。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警察使用刑讯逼供作为侦查讯问的手段所支付的侦查成本低,为此承担不利后果的风险小,但却能获得破案等一系列高收益。警察刑讯逼供问题难以从根本上杜绝的原因与我国现行的法制体系和公安机关的行政运作模式有很大的关系,只有消除了刑讯逼供内在的发生基础,降低警察从刑讯逼供中获得的利益,提高刑讯逼供的成本和风险,才能从根本上治理刑讯逼供问题。

以程序性制裁弥补实体性制裁之不足

为了抑制刑讯逼供的发生,我国确立了包括追究刑事责任、处以行政处分、判令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等在内的多种直接对刑讯者本人进行实体性处罚的制裁措施。现阶段,众多因素限制了这些实体制裁措施效用的有效发挥。其中部分因素虽然在理论上可以通过诉讼制度变革予以消除,但是这些变革都较为重大,何时实现乃至能否实现都还是个问题,而部分因素则不可能通过制度变革予以消除。我国有必要建立和完善程序性裁判机制,使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所确立的程序性制裁能发挥效用,并与实体性制裁互相配合,以抑制刑讯的发生。

论“狱侦耳目”制度被滥用的危害及对策

"狱侦耳目"制度被滥用的危害长期以来被人们所忽视。"狱侦耳目"制度作为一项刑侦手段,有可能异化为变相的刑讯逼供,破坏监管秩序,或者引诱犯罪,从而影响司法公正,危及法治的实现和人权的保护。为防止"狱侦耳目"制度被滥用,首先应该在立法层面对此项制度的适用范围作出严格限制;其次法官在司法过程中应对由"狱侦耳目"作出的证人证言谨慎对待,最后即使必须使用"狱侦耳目",也应对他们进行必要的培训和考试,若有违法行为应追究刑事责任。

我国刑讯逼供的成因及对策

刑讯逼供是一种暴力取证的方法,被我国政府明文禁止,但刑讯逼供现象仍屡屡发生。文章首先从历史、制度、司法技术等角度分析了我国刑讯逼供现象产生的原因,认为只有改变司法人员的思维模式,加强监督,赋予嫌疑人沉默权,确立非法证据除外原则,实行悬案搁置制度等措施,才能消除刑讯逼供现象。

论刑讯逼供致人伤残、死亡的性质

理论上关于刑讯逼供致人伤残、死亡的性质主要有"转化犯说""牵连犯说""想象竞合犯说""结果加重犯说"四种观点。应当说以结果加重犯来认识其性质比较合理,但同时应当重视刑讯逼供行为与故意伤害行为、暴行行为的界限,与酷刑行为之间的协调,对伤残、死亡的罪过形态应进行多层次的分析。因而将刑讯逼供条款应按结果加重犯范式设计,在立法上进一步明确"伤残"的含义,以及将"暴力或者精神折磨"作为刑讯逼供行为的客观特征之一,以加强对基本人身权利和诉讼权利的保护。

我国诉讼监督的一个难点及其破解——析“严禁”语境下的刑讯逼供

我国刑事实体法与程序法均严格禁止刑讯逼供,但在刑事诉讼中刑讯逼供却禁而难止,因刑讯逼供受到查处者为数不多,以致刑法第247条几近虚置。究其原因,一是刑讯逼供合法性的顽固观念妨碍了对刑讯逼供、暴力取证行为的查处;二是对刑讯逼供、暴力取证行为发现不及时;三是对刑讯逼供、暴力取证行为的监督尚有缺位。解决这一问题,首先需要转变司法理念,改善检察监督执法环境;其次,建立顺畅、有效的检察监督机制;再次,对刑讯逼供、暴力取证罪的刑事责任进行立法重构。

刑讯逼供的决策心理解析——以前景理论为研究进路

前景理论认为,人的决策存在参照依赖,人们以参照点来衡量损失和收益,从而做出决策。在司法实践中,侦查人员以破案作为决策参照点,凡是有利于破案的就很有可能被采用。刑讯逼供因相比合法取证手段具有更好的收益稳定性和极佳的止损功能,容易达到破案的目的,而受到侦查人员的青睐。要遏制刑讯逼供就必须重视侦查人员的决策心理,采取重构决策参照点,优化决策环境,提高决策风险,提升决策水平等措施。

刑讯逼供的反思与对策

刑讯逼供成为长期困扰司法界的难题。造成刑讯逼供的原因是复杂多样的,中国两千多年封建传统文化中的糟粕积淀在民族意识和民族心理之中产生的文化惯性,以及制度缺陷和领导者的偏好是导致刑讯逼供屡禁不止的重要原因。遏制刑讯逼供,应当从转变思想观念、制度创新入手,通过民主化、科学化的方式,设计最优的刑事诉讼模式,为创建中国特色的司法制度奠定基础。

审视法律打折之后的正义——由“赵作海”案带来的启示

"赵作海"案件的发生,使得刑讯逼供再次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刑讯逼供现象不仅是对程序正义的一种背离,也是对人权的一种侵害。由"赵作海"案可以得到启示:为维护法律权威,正义不容打折;捍卫司法的公正是实现正义的重要保证。

我国确立沉默权的必要性

沉默权是西方各国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在我国却是一个空白。

再论遏制刑讯逼供

本文针对“刑讯逼供利大弊小”、“刑讯逼供是成功经验 ,不能完全否定”等糊涂观念 ,论述了为什么必须遏制刑讯逼供。刑讯逼供之所以屡禁不止 ,概由于它是一种非常特殊的犯罪 :它是司法机关的工作人员在执法过程中实施的犯罪 ;执法犯法的问题再由执法机关自己去查处 ,往往很难下得了手 ;刑讯逼供又是一种几乎无法证明的犯罪 ,具有自我保护和逃避惩罚的本能 ,这就使得对刑讯逼供的查禁非常困难。对症下药 ,探索遏制刑讯逼供的有效对策 ,作者提出了四个方面的建议。

非自愿性口供的排除规则——从刑讯逼供角度的分析

由于涉及到口供和排除规则这些重要问题,非自愿性口供的排除规则受到了我国学者的普遍关注,但是,现在对该规则本身的研究还不够深入。本文从刑讯逼供的角度出发,对于排除规则中的几个要素,如“刑讯逼供”的含义、排除模式、“毒树之果”规则、排除后果等进行了分析,希望能够加深我们对于该问题的理解。

司法理念的更新与冤案的终结——以对刑讯逼供深度分析为切入点

在我国近年发生的影响较大的冤案中普遍存在刑讯逼供现象,这是口供中心主义的刑诉传统所致,而偏重口供证据则根源于追求以客观事实为基础的司法理想。但这一司法理想很难通过构建一整套标准清晰、便于操作的制度体系将其转化为现实。当前"口供——事实——客观事实"这一闭合链条,使最理想的司法追求在实践中通常会转变成最现实的司法,想尽一切让当事人"把事实说出来"。这既是口供被视为"证据之王"的现实动力,亦是刑讯逼供难以根除的文化根源。要想从根本上破解这些难题、彻底终结冤案的发生,应当以理智的态度努力完成从以客观事实到以法律事实为基础的司法理念的更新,重新构建司法公信力。

我国法庭治理刑讯逼供之反思与重构

刑讯逼供久禁不绝,侦查机关固然难辞其咎,但对侦查行为合法性的程序控制机制“失灵”也是易被忽视的重要原因之一。我国法庭对被告人提出的有关刑讯逼供的抗辩几乎一概置之不理,不仅使本已有限的司法审查权虚置,而且使被告人根本无法获得有效的司法救济。法庭在治理刑讯逼供问题上的“无能”表现,不仅有立法不周的原因,而且还有深层次的体制因素和思想根源———基于对这些制度化背景的认知与反思,构建程序性制裁制度,无疑是使法庭能够真正遏制刑讯逼供的最为现实的出路。

中国古代刑讯逼供刑事政策之历史镜像——从语境论研究进路展开

刑讯逼供不论是作为一种具体行为,还是作为一种刑事司法制度在中国古代都广泛存在。一方面由于刑讯逼供在实现国家治理方面的巨大贡献,一方面又认识到刑讯逼供本身无可避免的负作用,统治者对其采取了法定化且严格限制适用的刑事政策。制度是具体语境的产物,从语境论的分析和研究进路来看,在古代特定情况下这种刑事政策是古人实践智慧的产物,其存在与发展伴随着最大化了的社会效应,因此具有绝对的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