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判决理由效力的解构与重塑

行政判决理由效力在实践中存在裁判观点分歧,主要有既判力、争点效、预决效力、拘束力四种观点。与民事诉讼不同,行政诉讼驳回诉讼请求判决、撤销判决、概括性的履行判决、答复判决等属于典型的“无色判决”,判决主文通常仅宣示裁判的结果而未完整包含审理和裁判的具体内容,因而必须通过判决理由中的判断才能明确判决效力的客观范围。行政判决理由效力的构建应摒弃“全有或全无”的二元确认模式,以防止程序空转和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为目标,在分解判决理由要素的基础上进行区别化塑造。行政判决中的事实认定产生预决效力和既判力的遮断效。对于法律适用理由,撤销重作判决的理由具有法定的既判力,其他判决类型采用一体的既判力说作为解释基准,契合我国的诉讼结构和司法实践,即判决理由中对诉讼标的构成要素作出的判断产生既判力的拘束作用。

犯罪论体系的维度

犯罪论的事实判断是对外界客观行为的实然认识,价值评价是主体对客观事实的应然判断,两者应当是协调统一的。行为入罪具有客观规律性。犯罪论的事实判断包括客观事实判断与主观事实判断,具有普遍性与特殊性、恒定性与可变性。犯罪论的价值评价包括客观价值评价、主观价值评价和混合价值评价。行为入罪在价值评价上需要遵循目的有效性、手段有效性、司法有效性、效益均衡性和后果均衡性原则。大陆法系国家的犯罪论体系缺乏实质的混合价值评价要素;我国平面的犯罪论体系缺乏形式的混合价值评价要素。重构论不可行的理由是:作为其哲理根据的事实与价值二元论早已崩溃,作为其立论基础的德日阶层犯罪论体系在评判次序上并非先事实后价值。

对名家及名学的重新认识

20世纪名学研究既有巨大的成就,也有严重的偏差,这种偏差在于将对"名"自身(语言结构、论述方式、思维方式)的研究和对"名"功能(伦理功用、政治作用)的研究混为一谈。无论从思想史实际情况看,还是从后世对"名家"的定义看,都显然存在着两种"名家",语言学逻辑学意义上的、从事"事实判断"的名家远没有政治学伦理学意义上的、注重"价值判断"的名家影响大,后者对前者的否定要远多于继承,如果对两种"名家"没有明确的区分,不以此为研究问题的出发点,那么,"名家"研究就很容易走上歧路。

法律事实的概念

法律与事实存在着相对的区分。法律事实有别于哲学上的事实、生活事实、制度事实,它具有客观性与主观性二重属性及规范性、具体性等属性。法律事实是能够引起法律关系演变的事实。站在司法裁判的立场上来看,法律事实是由法律所规定的,被法律职业群体证明、由法官依据法律程序认定的"客观"事实。

环境司法中社会学方法的合理运用

传统司法方法注重从逻辑结构和形式规则角度严格适用法律,但在解决新型的环境污染侵权案件时遇到了困难,致使审判效果不理想。在尊重传统的规范研究和逻辑推理方法的前提下,环境司法活动有必要在合理的限度内借鉴和运用社会学的一些方法评判证据、解释法律,以使环境法律更贴近社会现实。具体而言,宏观上,借鉴迪尔凯姆“用社会事实解释社会事实”的方法论,微观上,认定事实时,将环境案件放在当前的社会结构和社会背景中,通过必要的实地调查来查明真相;解释法律时,在具体情境中将经验和理性相结合做出价值判断,在法律的目的与原则之内力求达成最优的社会效果。

论价值判断

价值判断是关于价值的判断而不是关于事实的判断 ,不同于事实判断 :价值判断是判断 ,而不是指令 ,价值判断不是价值指令。价值判断最典型的语言形式是“X是有价值的”。价值判断的主要功能是判断 ,不只是表达情感 ,也主要不是命令。价值判断与事实判断有难以割舍的联系 :事实判断带有价值倾向 ,价值判断也包含事实的内容。

略论中国传统司法裁判中的事实判断及其方法

中国传统司法裁判中的事实判断无疑具有强烈的主观性色彩。尽管中国传统社会的司法物证和检验制度上取得了一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为司法官的事实判断提供了必要的客观性资源,但不发达或落后的科技却始终难以为司法实践提供全方位的支持,因此,中国传统司法官据以进行事实判断的资源主要是来自于情理、习惯以及司法官个人的经验与智识。但这些带有强烈主观性色彩的判断资源,在没有正当程序和严密的事实认定规则制约下,其正当性的保障却只能寄托于司法官自身品格和丰富的经验与知识储备的理想化诉求上,其结果则可想而知。

艺术设计审美活动中的价值判断浅析

哲学上的"休谟问题"对于我们思考艺术设计审美的价值判断问题具有启发作用。艺术设计审美中的价值判断是关于客体对于主体而言"有什么意义"的判断,而在艺术设计审美判断活动中,审美价值判断要以事实判断为基础。

质疑“汉语的险境和诡谬”

本文针对毛喻原先生对汉语和汉字的认识提出不同意见 :作者认为 ,毛先生对汉语“弊端”的描述 ,从偏颇的事实判断 ,导向了逻辑松动的价值判断 ;对汉字造字策略“悲剧原型”的分析 。

论刑事裁判中的事实

对事实概念的完整理解应当涵括本体论和认识论两个层面的意义,一个完整的事实应是作为存在的事实和作为命题的事实之统一。刑事裁判事实是一种命题事实,是以客观案件事实为基础但掺杂着主观性因素的事实认识,因而有真伪之分,同时刑事裁判事实是一种法律事实,只有与刑事法律规范和证据规则相关的客观事实才可能成为裁判事实。刑事裁判事实与案件客观事实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也不可避免地存在背离的可能,但裁判事实与客观事实的竞合始终是刑事裁判所努力追求的目标之一,裁判事实作为命题事实的真伪亦取决于裁判事实与客观事实竞合与否,不过刑事裁判事实与客观事实的竞合关系只是一种相对竞合。

后现代主义视域下的学生评价

学生评价是教育评价体系的核心和重要内容,对促进和帮助学生成长和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后现代主义思潮倡导的尊重个体的主体性,推崇平等对话;崇尚差异性,提倡多元思维;强调动态化,重视可持续发展的特征对学生评价观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为我们重建学生评价体系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证据裁判原则之功能分析——以审判中心主义为背景

证据裁判原则是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改革的核心与关键,该原则与冤假错案防范和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关联密切。证据具有客观理性、价值理性和程序理性三重特质,以证据为基础的证据裁判原则也因此具有主客观统一性、价值理性和程序理性三重特性。证据裁判原则的三重特性共同作用,确保其在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中发挥着既相互独立又有机统一的三种功能:微观上,构建裁判事实;中观上,锚定程序以审判为中心;宏观上,推动诉讼构造的持续改善。

环境侵权因果关系判断标准体系的建构

环境侵权因果关系判断标准是事实与价值判断的法律整合,其中所涵盖的各种复杂要素,使这一标准在立法和司法层面的操作变得日益困难。然而,对原因和结果及其关联性的客观实在的判断是得以作出法律的价值判断的前提。法律的判断标准,是客观实在与主观认知的精妙的结合。

经济学的实证与规范二分法崩溃了吗?

实证与规范二分法是经济学最基本的方法之一,又是最具争议的一个问题。本文基于实用主义哲学家普特南最新提出的"事实与价值的二分法的崩溃"学说所针对的几个基本问题,即经济学的价值能否中立、经济学是否是一门政策科学、价值问题能否进行理性地研究,对正反两方面的观点进行了剖析。本文认为,不同观点基于不同的动机与观察视角,虽各具合理性,但是如果站在经济学的理论角度,问题并不在于是否应该坚持二分法,而是在于如何坚持二分法,即在实证研究中坚持价值中立原则,在规范研究中应基于实证研究的结果,并综合其他因素拓展对规范或价值问题的研究。

陪审团事实裁决终局性的理据

陪审团对事实的裁决之所以具有终局性,根据在于其裁决是公意的反映,其审判是基于同意的统治,陪审团与法官之间的分权制衡有利于保障其裁判的公正性,陪审团决策中立、民主和科学使其裁决的可靠性具有保障,陪审团是非负责机构无法对其追究责任。但人不是万能的,陪审团的原则和精神在现实中也难以完全落到实处,其裁决也时常犯错误,故有必要向相关人士提供救济机会。陪审制的内在逻辑及其蕴含的政治智慧,对于我国的司法改革极具启发价值。

论毒品犯罪主观明知认定中的推定

确认走私、贩卖、运输、非法持有毒品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主观上要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明知"。而"主观明知"的认定在司法实践中是一个困难而复杂的问题,给司法部门打击毒品犯罪带来了极大的困扰。因此,如何恰当地运用"推定",在一定条件下推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主观明知"成为刑事立法发展完善和司法实践的必然选择。"推定"的依法合理运用,为司法机关有效打击毒品犯罪提供了新的思路和途径。

休谟“是”与“应当”问题的重新解读

"是"与"应当"问题是道德哲学的核心问题。自伦理学产生以来,它就一直影响着伦理学的发展。这一问题关系到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的联系与区别。英国哲学家休谟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这一问题,其后康德等人对该问题作出了直接回应。20世纪元伦理学家摩尔、艾耶尔等人重提该问题,并引发黑尔、麦金太尔、弗兰克纳、哈贝马斯等现代道德哲学家参与对这一问题的讨论。本文试图对这一问题进行重新解读,以揭示这一理论问题与我们现实社会生活的联系,并通过引进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以及实践生活的思想对该问题作出新的解答。

新型受贿的裁判尺度与社会指引——指导案例号《潘玉梅、陈宁受贿案》评析

案例指导制度的建构是一个长期、渐进的演化过程。对已公布的指导性案例进行实证考察并对今后的发展方向提出建议,是推进案例指导制度建设的"另一条有效途径"。指导性案例作为典型法律事例,是事实与规范相互匹配的样板案件。指导案例3号提供了新型受贿的一般裁判尺度,相关裁判要点是对刑法条文的适法性解释,与特定的事实情形相匹配。在理解和参照指导性案例的过程中,应聚焦于"类似案件"的事实识别。同时,在成文法语境下,刑事指导案例作为公法性案例具有不同于私法性案例的形成和运行机制,其原创性和能动性是有限度的,不宜过度期待和追求。不过,这也并不影响其"指导性"功能,包括统一裁判尺度、实现"同案同判",承载"社会指引"等多重价值目标的实现。此外,定罪案例和量刑案例应当并重,今后应加大量刑案例的培育和研发力度,同时在编写技术上加强对"案情事实"的叙述和公布。

合法性:作为事实存在的价值判断

事实与价值二分法指导下的合法性研究将合法性理论分为经验主义合法性理论和规范主义合法性理论。前者强调合法性中的事实因素,后者强调合法性中的价值因素。而现实中的合法性同时具有事实与价值的双重属性,是事实与价值的统一,是基于认可的服从。

论刑事裁判文书事实说理“三环九步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和规范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明确指出,事实说理是刑事裁判文书说理的重要类型。从裁判过程看,事实说理是对事实裁判逻辑的体现及对事实裁判行为的记录,而事实裁判逻辑体现为程序逻辑、证据逻辑及建构逻辑,事实裁判行为则是法院对控辩双方之间的庭审证据争议、定案根据争议及判决事实争议作出裁判的活动。因此事实说理应在从立案到宣判的不同诉讼阶段中,重点围绕上述三个环节展开,并在每个环节依次完成记载具体争议、评判控辩主张及表述法院观点三个步骤。“三环九步法”既是刑事裁判文书对事实建构逻辑方法的映射,也是对审判实践经验的总结,亦将助推前述指导意见落地见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