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事案解明义务的规制模式与路径展开

我国的事案解明义务呈现出程序规范上的分散性、实体规范上的个别性、理论解释的分歧性,严重影响到事案解明的模式转型、实体与程序的路径选择、程序内容的合理展开。事案解明义务比主观证明责任动态配置论、初步证明责任论更具解释力的整合优势,能够充分解释本证标准的降低、反证动机的产生、消极后果的认定,有必要从隐性法理迈向明文规范。实体法初成的赋权型与义务型规范远未形成健全周延的体系,而诉讼法上事案解明义务具有填补救济范围和简化实现方式的功能,应当由请求权的分散建构转向程序聚焦模式。事案解明的构成要件包括申请与抗辩要件,法律效果更适宜采用推定真实说而非自由心证说,效果性评价规范更利于限定义务的边界。

以证据为根据还是以事实为根据?——与陈波教授商榷

基于其对事实概念的哲学分析,陈波提出"以证据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这一新说法,以代替"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传统主张。虽然他正确揭示了事实概念之用法的复杂性,特别是客观事实概念在本体论上进行辩护的困难性,但一旦放弃"以事实为根据"这种说法,那连带其背后隐含的"追求客观真相"的价值意涵也可能被一并抛弃了,而且法律与事实作为大小前提的法律推理模式也无法得到体现。似乎更为妥当的说法应当是"司法裁判以事实为根据,事实认定以证据为根据"。

论航空事故调查报告诉讼证明问题

民用航空器事故调查报告对于事故相关民事诉讼的事实查清具有重要作用,有必要探讨其证据属性。研究以实证为基础,从分析调查报告的特性入手,进而将其与书证等法定证据种类进行辨析,最终提出并论证了调查报告的证据属性为行政主体认定的免证事实,证据效力需辨证分析和适用的观点。

证据中的事实信息

证据不是(案件)事实,但证据与事实存在内在联系,即证据是证明案件事实的“根据”。但是,证据本身并不就是事实根据,“根据”也并不等于事实。证据之所以能够成为证明案件事实的根据,是基于证据蕴涵着事实信息,通过事实信息能够揭示证据事实,查明案件事实。事实信息就是存在于证据中的那些能够据以做出事实判断的信息。事实信息具有自然属性和法律属性。事实信息既是证据存在的前提,又是证据事实得以发现的根据。控辩双方收集证据并从中识别和收集事实信息的证明活动,法官对于证据和事实信息的认定和运用,是整个刑事诉讼证明活动的主要内容。

事实推定与证明责任——从“彭宇案”切入

适用证明责任裁判案件是法官面对案件事实真伪不明时的普遍性选择,适用事实推定追求案件事实是法官避免适用证明责任裁判案件的能动性努力;事实推定适用的条件是适用事实推定抑或适用证明责任裁判案件的界限;适用事实推定后,诉讼前分配好的证明责任不会发生转移,但提供证据责任将发生转移。

论我国刑事证据属性理论的重构——刑事证据“四性说”的提出与意义

传统三性说在刑事诉讼中理解和适用均存在困难,尤其是无法准确解释中国法语境中的瑕疵证据、情况说明等证据问题,这是需对传统三性说进行理论完善的主要原因。通过证据认定案件事实的过程,可以划分为证据过程与证明过程。表达证据过程的参数是证据能力和证据力,表达证明过程的参数是证明能力和证明力。按照四属性说,瑕疵证据在法律性质上属于证据力待定,不是证据能力待定或者可补正排除的非法证据;在案件实体法事实证明问题上,应当总体否定情况说明的证明效力,建立明确的证明能力禁止规则。四属性说比三性说更具有知识性和实用性,比两性说更加准确和适用,是一具有理论拓展价值和历史承继性质的证据属性理论。

证据排除规则与准确认定事实的逻辑关系思辨

我国设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及保障证据可靠性的排除规则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为了促进准确认定事实,但实际上证据排除规则很难发挥这种功能。首先,我国在司法实践中对证据能力和证明力并未作清晰的区分;其次,我国目前尚缺乏有效的证据隔离机制;最后,在一些刑事案件当中判决书存在证据说理不足的情况。这些因素共同决定了我国的证据排除规则在促进准确认定事实方面很难发挥大的作用,当前证据排除规则的关注重点应在于维护司法公正和其它社会价值。为了促进准确认定事实,应从认识能力、认识手段、认识方式等方面努力,提高裁判者的证据推理水平,发展并合理运用科学证据,还要改变以口供为中心的证明模式。

论式:法律逻辑研究的新方向

当我们将审视焦点从法律三段论的外貌转向其内在要素——事实前提和法律前提,并进一步寻找这些前提的支撑基础时,一个全新的法律论证结构暴露出来:若干可能的或合情理的论证(合情论证、论证型式、论式推理)支持两个前提,使得我们有理由假定到目前为止对两个前提没道理怀疑。然而,亚里士多德于分析性推理理论之外开创的并在中世纪传统中广泛应用的论式理论系统,被现代逻辑理论和法律逻辑理论遗忘了。幸运的是,上世纪50年代以来,敏锐的逻辑学者和法律学者,分别在法律领域和逻辑领域复兴了论式理论。当代关于论式的界定、功能、结构、分类、评估、经验基础和文化特异性的研究已在多个学科展开,初步形成了论式理论的基本框架。一种周全、可应用的法律逻辑有必要整合法学"论题学"和论式的逻辑理论,以丰富法律逻辑的内容与方法。

量刑事实证明问题研究

2012年《刑事诉讼法》将量刑事实和量刑证据纳入法庭审理程序,量刑事实的证明成为量刑程序的核心问题,确立量刑事实的证明规则才能适应量刑程序改革的需要。量刑证据的可采性规则与定罪证据有所不同,具有盖然性的关联性的材料即可成为量刑证据。对量刑事实中的非犯罪构成的犯罪事实应进行严格证明,而非犯罪事实则适用自由证明法则。非犯罪构成的犯罪事实的举证责任由控方承担,并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非犯罪事实由主张者承担举证责任,只需达到优势证据的证明标准。

新证据规则下法官查明事实职权活动研究

长期以来,我们的民事诉讼理论强调"当事人主义",希冀通过法律来约束法官自由裁量权,对法官职权活动设置了过多的约束,以至于"程序自缚"演变为"法官自缚",造成诉讼中法官职权的失位。2019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修改〈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决定》,总结了过去诉讼实践中法官履职不规范和当事人诉讼不诚信的现象,进一步调适了审判主体和诉讼当事人在举证、查证和认定证据方面的职能分工,在职权主义和当事人之间进行了重新调适。一方面强化当事人诉讼诚信义务,另一方面加强法院诉讼指挥权的行使。我国诉讼法学界很少将法官查明事实的职权活动作为专门的研究对象,相关的理论较为薄弱。完善法官查明事实职权活动的理论构建,既是因应新证据规则相关制度修改的需求,也是解决我国司法实践中法官裁量权失位与失范的正确路径。

有关间接证据的四大认识误区及澄清

我国诉讼法学界对间接证据的传统认识存在以下四点错误:间接证据的本质特点在于不独立和不直接;"运用间接证据证明"等同于"完全依靠间接证据定案";间接推理等同于间接证明;"运用间接证据证明"和"事实上推定"存在本质区别。正确的看法应该是:间接证据的本质特点在于需要运用逻辑进行推理;"运用间接证据证明"不等于"完全依靠间接证据定案";间接推理不等于间接证明;"运用间接证据证明"和"事实上推定"不存在本质区别。

论自由证明规则的构建

刑诉法的修正和刑事司法实践中诉讼证明的乱象要求完善我国的自由证明规则。自由证明的核心内涵是不受证据方法和调查程序的严格制约,其价值在于缓和严格证明的僵硬性及平衡个人权利与国家利益。自由证明的适用对象包括程序法事实、法律法规与经验法则以及量刑事实,自由证明也广泛适用于简易程序和决定程序中。在证据方法的限制方面,自由证明的证据关联性可以较为灵活,不要求最佳证据,容许传闻证据,执行较为宽松的证据排除规则。自由证明程序可以不奉行直接原则和当事人公开原则,但也要遵守宪法和刑事诉讼基本原则,注重保障被告人的权利。自由证明的内涵具有发展性,应当注重具体证据规则的构建。

论我国刑事证明标准立法及其完善

我国刑事证明以“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为标准,具有广泛的适用性、绝对性和单一性、诉讼证明的客观性等特点。但我国刑事诉讼立法并未对其具体内容和要求作出明确规定,使之在实践操作中存有一些弊端。完善我国刑事证明标准应坚持客观性与主观性、原则性与可操作性、理论性与现实性相结合的基本原则,针对不同程序、不同证明对象确定不同的证明标准,形成多层次的证明标准体系,并通过统一的或专门的证据立法保障其实现。

“两个基本”:我国刑事证明标准的司法运作探析

长期以来 ,在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 ,司法机关一直坚持“两个基本”———即“基本事实清楚 ,基本证据确凿”的刑事证明标准。它是刑诉法规定的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在司法实践中的具体灵活运用 ,尤其是在“严打”斗争中更得到各地司法机关的普遍适用。但是 ,无论在理论认识上还是实际运用中 ,有不少的具体问题存在较大争议 ,需要加以明确和澄清。

民事审判事实认定中经验法则的运用初探

民事审判"以事实为根据"包括三类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的事实;需要当事人举证证明达到事实清楚或者高度盖然性的事实;介于两者之间的需要当事人举出一定的证据但又达不到高度盖然性的标准根据经验法则可以认定的事实。民事审判中运用经验法则认定事实容易造成对案件事实的误认且比较混乱。正确运用经验法则认定案件事实需要立法和司法解释,也需要进行广泛宣传达成共识。

“流浪猫案”裁判的逻辑批判——以证明规则为视角

对引起巨大争议的"流浪猫案"的解读存在多重视角。从证据法角度而言,本案法官对经验法则的认识存在不足,同时对事实推定与证明责任的把握也存在偏差,并且对争议颇大的"按比例判决"理解也有待矫正。这都极大地削弱了判决的说服力和实质上的妥当性。在民事诉讼自由心证主义原则下,我们应当从理论和实践层面严格把握对经验法则的界定,同时正确处理事实推定和证明责任的关系。在程序正当的前提之下,实现判决结果的实体公正。

民事证据证明标准类型化论证

1991年的民事诉讼法确立了"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这显然和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相混淆。这个证明标准如果说在计划经济时期和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下还有其存在的土壤的话,那么随着我国改革的深入,其已经不适应市场经济不断繁荣和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盛行的时代要求。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类型化必然为大势所趋,这即是理论研究的新课题,也是司法实践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犯罪的标尺——浅议我国犯罪证明标准的相关问题

我国未来的犯罪证明标准应当是层次式和分解式相结合的体系,即以一个高度盖然的总体证明标准为顶端,在该顶端下分别以侦查、起诉和审判三阶段的完结条件为标志设立阶段性证明标准。对于总体证明标准,在将法条修正为:"证据事实清楚,证据材料确实、充分"的同时,必须不断完善刑事诉讼程序使之更为正当和合理,而且还应增强司法主体的证据意识;而在刑事诉讼各阶段,则根据该阶段的直接任务分别设立相应的阶段性证明标准。

达马斯卡的比较证据法思想初探

达马斯卡运用对比的手法分析了影响事实认定的五大要素即司法组织的构成、法律程序的目的、政治/权力结构、法律文化、事实认定的连续性与非连续性。并从举证责任、证据调查方式、证据可采性与证明力、证明标准、品格证据等方面对两大法系的证据法进行了解读。

论量刑事实的证明责任

刑事证明责任内涵应当包含“评价要素”,对于特定事实,证明责任承担者所举证据仅需要达到说服法官相信事实可能成立之程度。分配证明责任应当遵循证据所持、证据距离与诉讼效率等原则。我国刑事诉讼法未将量刑事实的证明责任进行区别对待,对公诉机关和法院的证明责任规定也不尽合理,更未规定证明责任转移规则。为最大程度实现量刑公正,应尝试对我国量刑事实的证明责任进行体系性完善,合理规定控方、被告人与被害人的证明责任,对立功、认罪认罚等量刑事实创设证明责任转移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