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定“一流学科”政策分析与优化

第二轮“双一流”建设工程中出台了赋予个别高校自主遴选建设学科权的政策,这一政策在当前我国高等教育不断深化改革过程中具有丰富的内涵。基于政策分析的基本框架,从事实、价值、规范和可行性四个维度做了全面剖析。从政策事实维度看,这是高等教育强国建设新阶段对政策创新能力的必然要求,是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新阶段不断提高政策创新能力的现实需要,是高等教育深化改革新阶段所做出的实质性探索和举措。从政策价值维度看,能提振我国世界一流大学发展的制度自信,是对政策实施对象办学主体性的价值承认,能对其他办学主体产生示范价值。从政策规范维度看,自定建设学科是在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新阶段的重大政策创新,需要在充分尊重办学主体决定权基础上加强宏观政策指导。从政策可行性维度看,该政策的试点具备技术和经济可行性。在全面建设高等教育强国新阶段,需要进一步优化这一政策举措,具体包括:进一步提升政府的高等教育宏观政策创新能力,进一步完善高校内部治理体系以提升自治能力,进一步探索和凝练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发展模式。

最小合法性:合规范性的事态例示概念

合法性是法学基本概念之一。规范是能够发挥指引与评价功能的最小法律构成要素,故最小合法性即合规范性。合规范性是规范与事实构成的关系属性。规范指使人该当做什么,它们不像命题那样描述世界,也不能像命题那样被事实符合。从字面上看,合规范性是行为者遵从规范造成的事实契合规范,但难题在于事实与规范在何处相符?合规范性究竟指的是什么?根据规范非认知主义(表达主义)与可能世界语义等原理可断定:规范的异名同实体是有权立规主体按照既定方式通过规范性语句表征的规定性事态。这种规定性事态就是事实契合规范之处。进而根据事实与事态的例示关系,即可界定合规范性的事态例示概念——行为者遵从规范所造成的事实是规范所表征规定性事态的例示。

论行业技术标准对空白罪状的补充

技术标准具有填补空白罪状的作用。刑法适用中援引技术标准作为填补空白罪状的补充规范,已是司法实务的常态。但是,法律保留观念、法律专属主义对技术标准作为空白罪状补充规范的资格提出了质疑。鉴于技术标准制定过程所受行政干扰小于行政法规、行政规章的客观事实,应当认为技术标准作为空白罪状补充规范,不会导致法律专属主义担忧的行政权力肆虐危险。同时,鉴于技术标准是产业运行客观规律的表达,将技术标准作为除“违反国家规定”之外的其他空白罪状的补充规范不会违背立法民主主义要求。用技术标准填补该类空白罪状,为刑法实现对技术微观层面的风险管控提供了可能。

刑法因果关系的立场选择和理论纠偏

在刑法因果关系中引入规范性的评价要素,一定程度上能够促进解决对复杂因果关系结果归属的认定问题。但当前我国司法裁判对因果关系的认定存在杂乱无序、见仁见智现象,原因在于众多理论学说(相当因果关系说、危险的现实化理论)将本属于规范上责任划分的领域提前到构成要件该当性层面讨论,导致因果关系的认定标准相对化、模糊化。在因果关联明晰的情况下,因果关系的判断应当回归事实判断,坚持因果关系的客观属性;在事实不清时,应当坚守存疑有利于被告原则,不能将规范判断先于事实判断、规范判断代替事实判断。

宪法学思考中的事实与价值——有关宪法学的一个哲学话题

宪法规范同任何法规范一样,不免纠缠于实存(事实)与当为(价值)的关系之中,此一关系也构成了宪法学的一个尤为重要的哲学基础问题。在注定存在价值导向的思考中,宪法学必须面对价值从何而来、价值判断何以正当的追问。一般而言,实证宪法规范的正当性可以追溯至某种根本规范,这种根本规范的变动自然会导致宪法规范的变动。问题在于这种根本规范本身的正当性又源于何处,对此,程序性商谈理论提出了一种新的思路:通过商谈程序在价值与事实之间构建一种内在自足的回路,可解决对规范正当性追问的无限递归难题。然而如果就中国当下的宪法与宪法学而言,此论所预设的前提可能仍不具备。而在学科的方法论意义上坚持价值与事实的二分,仍将构成当下宪法学的一个重要的哲学基础问题。

法治实践中价值、规范与事实关系初探

法是存在于价值、规范和事实三个不同界域中的统一体。在这三种界域当中,法律中分别以价值形态、规范形态和事实形态存在。法的这三种形态既有明显区别、彼此独立,又互相连接并互相转化。从这一基本原理出发,可以揭示出法治的新结构与新内涵,即法治是一个包括立法、守法、执法和司法及其后的反思评价三个不同阶段及其不同内容的完整统一体。

犯罪学的犯罪概念何以可能——犯罪学本体理论建设的反思性研究

犯罪学本体理论建设的前提和基础是科学界定犯罪概念。但由于犯罪学的历史使命和学科性质形成的犯罪学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的局限 ,使得犯罪学的犯罪概念仅具有认识论上的指向性 ,这决定了将犯罪概念提升至本体论的高度既无必要也无可能。对于犯罪概念 ,犯罪学所能回答的仅仅是“犯罪是一种客观事实”。

公共政策价值导向性的政治哲学分析

随着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价值中立性遭到广泛质疑和深入批判,公共政策的价值导向性问题呈现出来。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来看,公共政策不仅是对个体行为的消极约束与限制,更是对蕴涵价值追求的公共行动的积极确认与鼓励。公共政策的价值导向性展现在对经验性事实的客观描述和对理想性规范的主观追求之中,并突出了公共政策内涵的问题意识和所发生的公共境遇。民主化时代的公共政策在制定、执行和评估过程中应都体现出强烈的民生价值导向,由此才能真正实现公共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

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罪的教义学检讨

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罪的保护法益是商誉——企业和商品的社会评价。将"捏造"作为构成要件行为存在明显疑问,"散布"才是本罪唯一的构成要件行为;在消解法条表述障碍时,可将"捏造"理解为"明知"的特定内容。将向特定的少数人传播但偶然地造成不特定人或多数人获悉的情形理解为"散布",是结果责任的判断逻辑;从重视行为的角度出发,"散布"应当限定为:行为样态自身就具有使不特定人或多数人获悉的高度危险。"虚伪事实"是规范的构成要件要素,应解释为未达到客观上有相当的材料、根据而叙述的事实。"他人"必须是具体的、特定的人或单位,不包括某类行业、产品。"严重情节"属于犯罪构成要件,彰显不法程度的提升,还可以进一步类型化为行为不法与结果不法。通过财产损害以及散布广度,可以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商誉受侵害程度。散布广度的大小体现行为不法的高低,财产损害的轻重反映结果不法的高低。

“事实”与“规范”的关系:一个哲学问题的政治—法律含义

“事实”与“规范”的关系既是现代哲学的重要理论问题,也是现代社会的重要实践问题,更确切地说,是一个具有重要的政治—法律含义的哲学问题。从讨论“事实”与“规范”的关系(或“事实性”与“有效性”)的关系入手,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提出了他所谓的“商谈的民主理论”和“程序主义的法律范式”,并设法在这个新的基础上批判资本主义现实、辩护社会主义理想。厘清哈贝马斯的政治—法律理论的复杂论证,研究这个产生于特殊语境的理论的可能的普遍意义,有助于我们思考什么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

社会组织党建中的“事实”、“规范”与“价值”——基于新时代视角对现有研究的进一步探讨

学界对社会组织党建研究近二十年的研究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对社会组织党建工作开展情况的研究,即对"事实"的研究。这种事实因为研究对象的多样性而呈现出多样性,并形成不同判断。二是社会组织党建工作应该如何更好地开展,即对"规范"的研究。这种"规范"主要是认识层面上的规范(应该怎么看)与实践意义上的规范(应该如何做)。三是社会组织党建工作的客观功能与主观目的,即客观与主观价值的研究。进入新时代社会组织党建研究需要继续深化。这可以通过加强与拓展对社会组织党建中"事实"与"价值"研究,以及正确处理研究中"价值中立"与"历史使命"关系来实现。

从事实到规范:犯罪化立法原则层次论

作为犯罪化立法原则,英美法系的危害原则和大陆法系的法益侵害说与我国的社会危害性理论在内涵、地位、功能上具有同质性。单一的犯罪化立法原则缺乏足够的适用性,多元的犯罪化原则缺乏一条主线贯穿其中。我国犯罪化立法原则体系的构建应当以犯罪的概念为基础,将社会危害性作为犯罪化的逻辑起点,应受刑罚惩罚性作为犯罪化的应然补充,但应受刑罚惩罚性自身有循环定义之嫌,可以从刑罚的必要性、有效性、经济性对其做进一步的说明,刑事法定性作为犯罪化的最终归宿。如此沿着从事实到规范层层递进的思维路径,方能合理划定刑法的界限。

事实与价值:罪过评价的二元视角——论传统罪过理论的缺陷与期待可能性理论

传统罪过理论的缺陷在于只注重心理事实的判断而忽视规范价值的判断(对过错是否具备刑法非难价值的判断),本文试图将大陆法系刑法理论中的期待可能性理论引入我国的罪过理论中,从而在罪过的概念中增加规范价值评价的因素,以使我国的罪过理论更加完善。

价值概念的逻辑结构及语言表达

价值概念是哲学中非常重要也是充满张力的基本概念。价值是价值评价主体所认为的价值客体对于价值主体所预设之价值目标的满足作用;价值的表达既有完整表达式也有简单表达式。价值概念的研究不但可以帮助人们解决价值冲突、建立和谐的生活秩序,也可以为价值哲学的理论建构带来新的契机。

事实命题、价值命题、规范命题及其逻辑

真假是命题的基本特征。莱布尼咨最先把命题的真区分为必然真和事实真,其后休谟把命题划分为事实命题和价值命题。价值命题的认同产生各种各样的社会规范,逻辑学家对规范和规范命题的研究形成了规范逻辑(道义逻辑)。规范逻辑近半个世纪正在从静态逻辑走向动态逻辑。

当代法哲学视域下的墨家法律观

当代法哲学视域下,墨家法律观首先在事实性的有效性向度上,认定和证成了法律的文本性、符号性、行动性、规则性、规范性、普遍性以及强制性等事实性的张力;其次,在法律有效性的规范性向度上,墨家以法为天,认定法源自于天,法是天的根本意志的体现,而天的意志的实质乃是--具有正义、平等、实践三个显著特点的--兼爱利民;其三,在交往理性的向度上,墨家把法的产生和生成、法的有效性及其实现,置于"从事"、"说书"尤其是"谈辩"的世界里,提出了语用谈辩的交往法律观:把法的有效性标准及其检验看作是,透过"古者圣王"、"百姓耳目"、"百姓人民"中的谈辩--即经过多主体的交往理性,而达成的"中效"或"共识"。墨家的交往法律观主张通过多主体之间的平等"谈辩",来化解"事实性"与"规范性"之间的紧张关系,从而实现"兴天下之利"的良性互动。

论法律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

崇尚法律的确定性,是西方法学界一个悠久的学术传统。20世纪以来,西方法学界关于这一问题的立场发生了根本转变,转而强调法律的不确定性。在法律运行的过程中,存在着多种不确定性因素,包括法律标准的不确定性、事实认定的不确定性、司法人员个性的不确定性和其他社会因素的不确定性等四个方面。无论是法律的确定性,还是法律的不确定性,都是相对的,而且,二者都蕴藏着一定的社会价值。

伦理规范:制度性事实与应该——对伦理规范作为制度性事实的批判性反思

是与应该、描述与规定之间的连接和过渡问题是道德哲学与伦理规范基础研究的根本问题,也是迄今为止最为棘手的难题之一。塞尔试图通过制度性事实理论解决这一问题,但他获得的只是构成性或制度性的应该,对于伦理规范这样的制度性事实,需要的是对于其"应该性"的"证成"。

刑法因果关系中事实判断与规范评价的区分

在刑法因果关系中引入规范评价的因素有利于解决复杂因果关系的结果归责问题。事实判断因素与规范评价因素表现为评价对象与评价标准、客观判断与主观判断的关系,同时,两者采用不同的部门法判断标准,应予以严格区分。在理论界和在司法实践中,出现了规范评价对事实判断领域的侵袭现象,主要表现在合法替代行为的因果关系、择一的因果关系和概率型的因果关系中,这既有违背罪刑法定原则之嫌,也有损程序正义的基本要求。因此,应建立区分标准以严格区分刑法因果关系中的事实判断和规范评价,防止将某些事实因果判断不清的问题纳入规范评价领域解决,使刑事追诉活动在实现打击、预防犯罪的同时,以看得见的正义实现。

伦理规范与集体信念?——制度性事实视域中伦理规范的“事实性”与“规范性”

伦理规范与信念之间的关系不同于原始事实与信念的关系,这根源于伦理规范作为制度性事实的本体论特征。塞尔的制度性事实理论和图梅勒的集体接受理论说明,伦理规范与集体信念之间具有本质联系,集体信念是伦理规范的构成性条件,伦理规范的"事实性"及其"规范性"特征是以集体信念为基础,因而是"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的。这一论题对伦理规范的基础以及现代性条件下伦理规范时代性问题的研究和思考具有重要理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