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成式人工智能算法备案的法律属性与控制路径

生成式人工智能算法备案是应对“算法泛在”而创设的新型备案制度。基于破除算法不可解释性的现实需要、算法创新与安全的价值平衡、传统合规模式的加速转型以及扁平化问责的规则改进,生成式人工智能算法备案具有进一步适用的必要性与可行性。算法备案有效实施的关键在于其法律属性的廓清,算法备案与行政许可、行政确认等行政行为存在内容、结构及性质层面的显著区别。质言之,算法备案于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而言,均无法产生直接的法律效果,其法律属性应认定为程序性事实行为。基于此,生成式人工智能算法备案的控制机制应考量生成式人工智能算法的内容敏感度、算法风险等级以及算法备案机关专业能力等因素,明确算法备案的适用范围;将民主性、合理性与严谨性作为形塑算法程序的价值理念;立足算法备案资料报送阶段、事中“责令改正”阶段以及事后执行罚阶段的内容与特征,实施差异化的救济手段。

标准必要专利FRAND承诺之法律性质辨析

民法的平等原则派生义务自主原则,主体只能为自己设定义务,不能为他人设定义务。缔约行为的本质即主体在相对关系中为自己设定债务。缔结双务合同,即缔约双方分别为自己设定债务,以此作为交换条件。“我将公平、合理、无歧视地授予许可”,虽然“公平、合理、无歧视”的含义并不明确,但可以明确的是,许可不是无条件的,而是有偿的。作为许可条件的费用,理应是标准必要专利的实施者为自己设定的债务,当此交换条件还不明确时,标准必要专利权人不可能作出授予许可的意思表示。标准必要专利权人向标准化组织所作的FRAND承诺不含效果意思,非法律行为,而是要约邀请、事实行为。标准必要专利权人并未因FRAND承诺而为自己设定任何债务,标准化组织或潜在实施者也未因FRAND承诺而取得任何债权。“利他合同”是由本合同与本合同债务人向第三人单方允诺而缔结之单务合同的“组合”,而标准必要专利许可使用合同为双务合同、有偿合同,因此,标准必要专利权人与标准化组织之间不存在“利他合同”关系,潜在实施者不构成“第三方收益者”。根据义务自主原则,即使法律能够推定标准必要专利权人通过默示意思表示为自己设定容忍潜在实施者使用标准必要专利的义务,也无法推定标准必要专利权人通过默示意思表示为潜在实施者设定支付许可费的义务。默示许可规则只能推出无条件许可的结果,与标准必要专利权人追求对价的目的相冲突,与标准必要专利许可使用合同的双务、有偿的性质相矛盾。标准必要专利权人作出FRAND承诺后,与潜在实施者仍是不特定人之间的关系,并不存在“先合同义务”。潜在实施者也不享有任何类似狭义形成权的优势地位,不得为标准必要专利权人设定承诺义务、缔约义务,否则意味着实施者可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标准必要专利权人,违反民法的平等原则。

行政事实行为救济制度研究

行政事实行为是公权力行使的一种方式,有关行政事实行为的相关法律规定较少,其规制和救济的渠道更是严重匮乏,在界定行政事实行为和考察域外制度的基础上,提出完善行政事实行为救济制度的建议:纳入行政诉讼的范围、明确审查内容和要件、确立判决形式、建立合意解决纠纷机制。

对债权让与通知传统理论的反思

我国学界长期以来关于债权让与通知的传统观点有检讨的必要。让与通知并非是债权让与合同的生效要件,而是对债务人产生拘束力的要件。让与通知是使债权实际发生移转的事实行为,而非准法律行为。在债权让与对债务人生效要件这一问题上,所谓的"自由主义"实际上是对德国法相关规定的误解。债权让与中的"对抗"只能是针对交易第三人;对债务人只存在是否发生效力的问题。因此,我国学界长期存在的"债权让与合同有效成立,债权让与即生效只是不能对抗债务人"的说法应予以纠正。

行政事实行为概念考

行政事实行为是与行政法律行为相对而言的一类行政行为,对外不具有法律效力,但是可能对行政相对方的权利和义务造成实际的影响。从外延来看,包括行政机关的日常建设和维持行为、执行性行为、咨询和通告行为、非正式行政行为和违法的暴力侵权行为。

论行政约谈的法律意蕴与救济

行政约谈是指行政机关为厘清真相并形成确信,预防可能发生的违法行为或纠正业已发生的违法行为,约请相对人到场并通过法规宣导、诫勉谈话、协商谈判等方式以获得相对人的协力之行政事实行为。行政约谈是将协商机制与契约精神引入行政执法场域的一种新尝试,研究行政约谈的法律问题必须对其展开类型化分析,行政约谈的类型化可以从其功能、目的、对象等不同的视角予以展开。行政事实行为属性决定了行政约谈的法律救济问题必须纳入行政事实行为的救济框架中予以具体分析。

证券监管中的行政备案研究——基于证券公司向证监会派出机构报告及备案事项的分析

作为一种相对缓和的监管手段,行政备案在各监管领域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在证券监管领域,证券公司向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进行备案或者报告的事项达八十余项。实践中存在着备案事项边界不清、备案程序缺乏规范、备案的法律效力不明确、备案中的权利义务及法律责任不明晰等问题。应当从理论上划分行政备案的边界,重新梳理现有的行政备案事项;完善行政备案的程序;明确行政备案中各方主体的程序义务及其法律责任。

交付原则下交付的功能重释

交付通常被称为公示方式,一般将其理解为外部展示的可识别性,这是基于物权为绝对权的对世性而做出的误解,物权的本质应为支配权。基于实现支配权效果的目的,在“名义加形式”物权变动逻辑结构中,交付的功能不在于公示也不在于证明或者确认合意的存在与效力,而在于其独立判定物权变动的依据。据此,“债权合意加交付”的物权变动模式应解释为,仅须借助债权合意的性质(名义)考察交付(形式)的目的,并将债权合意的效力排除出物权变动的要素,从而明确交付原则对于物权变动独立适用的地位。

依法行政理念下的行政事实行为研究

在对行政事实行为进行界定的基础上,分析了行政事实行为与法律优位原则、法律保留原则、比例原则与信赖保护原则的关系,阐释了现代法治国家要求包括行政事实行为在内的任何行政行为皆必须服膺依法行政的要求。

行政事实行为的理论缘起

行政事实行为理论作为行政行为研究的基本组成部分,在与其有着"姊妹"关系的行政法律行为理论比较中显得十分薄弱。在我国,随着改革开放及政治民主化、法制人性化、经济市场化、社会自治化的程度不断深入,呼唤着行政事实行为对国家作用的发挥。"行政事实行为"这一学术概念,起源于德国学者耶利.纳克(WalerJellinek)所谓的"单纯高权行政",丰富于法、德两国学者适应于现实制度需要的理论创新,得益于世界各国学者积极的实践探索。

论行政事实行为救济制度的构建

行政事实行为的出现源于行政职能的变化。行政职能从以管理为主转变为以服务为主 ,导致行政事实行为这种新的行为型态产生。行政事实行为较多表现为行使职权过程中的侵权行为 ,急需对之进行规范。基于此 ,从行政复议、国家赔偿、行政诉讼等方面 。

再论事实婚姻的性质

我国立法对于事实婚姻的定性一直都很模糊,这是因为民法学界未明确法律行为的成立和生效的区别,民法中关于法律行为成立和生效的基本原理和刑法中关于事实重婚的规定都表明事实婚姻的性质是无效婚姻。

黄色交通信号灯的法律性质及其救济

交通标识主要有指示性、警告性和禁令性标识三类。指示性标识与警告性标识对人的效果一般属于行政事实行为,禁令性标识则属于单方行政法律行为。黄色交通信号灯是种特殊的交通标识,在域外一般是禁令性标识,但在我国则根据对法律的不同理解,特定情况下可以分别被视作警告性标识和禁令性标识。法律性质的不同导致救济方式不同。因黄色交通信号灯而造成的侵权,相对人一般可以通过行政诉讼、行政复议的方式寻求救济。但在国家赔偿方面,由于黄色交通信号灯的法律性质未定,因此存在一定的难度。

债权形式主义下物权行为有限存在之三维分析及立法建构

民法学界关于物权行为的讨论并未系统、深入,从事实、规范、价值三维角度分析债权形式主义下 应有物权行为的有限存在空间,且和债权行为一样均可单独引发物权变动,但不存在独立性与无 因性问题,并提出了立法建构模式。

重构民事行为制度体系

法律行为概念作为近代民法理论最为显赫的成就 ,对我国的立法实践有着深刻的影响。然而由于我国法理学和民法学以及其他部门法学共同使用这一概念 ,造成民法中关于法律行为的制度体系和分类标准相互冲突 ,给法学学习和立法实践带来极大不便。本文以民事行为作为统帅全部涉民法行为的总概念 ,尝试对民法中的行为体系进行重构 ,以期能澄清被普遍误解的关于法律行为、民事行为。

对买卖合同中交付的几点认识

标的物的占有发生转移即为交付,买卖合同中交付有四种类型,即现实交付、占有改定、简易交付、指示交付。交付是物权变动的一种方式,对于其性质有不同认识。其实交付是一个事实行为。从合同法中可以看出我国立法者也倾向于这种观点。

论行政训诫行为的法律性质及其规制

当下关于行政训诫行为的法律性质判断尚存争议。结合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裁定,在确定行政训诫行为是行政事实行为的基础上,将其界定为综合性的行政指导行为。针对行政训诫在实务中所产生的问题,提出厘清行政训诫主体和适用范围、完善相关程序制度并准许一定程度的事后救济等措施。

违法信息披露:一种全新的行政实效性确保手段

市场经济中信息本身是不对称的,在这种市场失灵的情况下如何进行政府规制成为长期以来的研究重心。传统做法是对扰乱市场经济秩序及破坏安全、环境的行为进行经济性规制或社会性规制,但随着实践中行政不法现象越来越复杂,传统做法的高成本缺陷逐渐暴露。在此夹缝及信息公开的大背景中,违法信息披露作为一种全新的规制手段找到了一席之地,并被广泛运用于道路交通、产品质量、食品安全、环境保护等领域,发挥传统规制手段无法企及的优势。但目前对该手段的认识与应用呈现出杂乱无章的局面,尤其是有关违法信息披露的性质问题,既有事实行为说,又存在各种不同形态的法律行为说,这些观点并未从该规制手段的内部法律关系角度进行认定,导致了认识的片面化。关于违法信息披露的粗线条、点状式规定与研究路径很可能为行政主体权力滥用提供新的契机。为高效挖掘此规制手段之作用,有必要从大处着眼,改分散性研究为整体框架式研究,从性质、合法性、正当性、具体应用与法律限制的角度规范性地把握此问题,使其在现有行政法中找准自己的位置,以更好地与行政法框架下其他理论和制度相衔接,真正为行政规制目标之实现而发挥强力。

行政登记的再思考

行政登记是行政机关经相对人申请或按照授予的职权,依法对需要登记的事项进行审查和判断,并将这些事实和情况记载在登记簿上的行为。根据行政法律行为理论,行政登记是行政法律行为和行政事实行为的结合。它分为产生审批赋权效果的许可性登记、产生私域认可效果的确认性登记和产生信息保存效果的事实性登记三种。

算法辅助行政的理论澄清与法治因应——以“健康码”赋码行为为例

“健康码”机制作为算法辅助行政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赋码行为法律属性不清、相关制度缺位的问题影响“健康码”机制的稳定运行。由于规制属性欠缺,赋码行为当属行政事实行为,不是行政行为,也并非过程性行为,当前主张赋码行为系行政评级行为的理论存在无法界定结果申诉行为性质及无法支持救济渠道设计两项缺陷。为使“健康码”机制在法治化轨道上运作,应当认定赋码行为属于行政调查行为,将申诉行为视作相对人参与行政调查的社会合作规制行为,并在此基础上引入行政复核程序作为适用于算法辅助行政的独立救济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