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评论的“事理”与“情理”

文艺评论的“事理”,是文艺作品、文艺创作和文艺活动等的存在事实,“因事循理”的批评意识则是文艺评论进行价值判断的关键。同时,文艺评论隐含着主体情感意识的作用,“情理”内在地结构了文艺评论的判断立场。这也是文艺评论能够不拘于一般事实描述,必定从文艺的具体“事理”中见出更深一层意义、更高一层价值的特殊性所在。面对互联网世界扑面而来的各种感性喧嚣、快意消费,文艺评论尤其需要不断完善评论者的批评理性,强化评论者的价值建构意识,从“事理导向情理”的评价原则和“情理见诸事理”的评价方法两个方面,现实地把握好文艺评论的具体尺度。

面向司法对话性的裁判理由建构

在现代法治社会,对话性已成为司法活动的基本特征,司法结论的论证立场凸显了裁判理由的重要作用。在司法对话性的视角下,裁判理由作为对司法推理复杂过程的展示具有决疑色彩和论辩属性,其将法官裁判思维的运作与判决结论的推导环节以更加理性的方式呈现出来。争议焦点凝聚了诉讼当事人的主张及理由,解决案件争点是司法裁判对话的主题,裁判理由的建构应当以确认争议焦点为前提。由此,裁判理由的建构需要遵循判决结论作出的司法逻辑,它包括事实理由与法律理由的双重建构。事实剪裁与文本阐释是裁判理由建构的两种具体路径,它们帮助法官在司法裁判中形成相应的裁判事实与裁判规范,也是法官针对判决结论讲清事理、释明法理的法律方法。面向司法对话性的裁判理由建构能够让人们更容易识断法律适用的机理,增强案件裁判的可接受性。

理由事实主义与错误情形问题

针对“行动的理由属于哪类事物”这一问题,标准观主张行动者据以行动的理由(即驱动性理由)是心理状态(比如欲望和信念)。近来,理由事实主义异军突起,大有取代标准观之势。事实主义者认为标准观并不成立,主张驱动性理由是事实或事态。然而,这一立场面临一个严峻的挑战,即错误情形问题,有些时候行动者据以行动的东西乃不实之情。通过考察事实主义阵营提供的三种代表性解决方案表明,事实主义者未能令人满意地解决错误情形问题。就此而言,事实主义的一般性主张是否成立,依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司法裁判中的推理与说理

推理和说理可以进行狭义上的界分。司法裁判既要进行严缜的推理,也要展开有力的说理。推理关注的是裁判的有效性问题,要求将法理和事理相结合,合乎逻辑地推导出裁判结论。演绎推理和类比推理都需遵循一定的步骤和推理规则,在推理展开的每一个环节中都必须阐明事理、释明法理。说理关注的是裁判的说服力问题,要求讲明情理、讲究文理,彰显司法的人文关怀。说理也要服膺于法律论证的基本要求,即做到目标清晰、逻辑严密、言辞有度。法理和事理是司法裁判的基础,而情理和文理则是对它的补强。

国际法中的“反事实推理”:作用与局限

时间的流逝使法学家和实践者面对两个相互联系的问题,即因果关系的证据问题以及根据反事实推理,如果原先的非法行为不发生,现在看来会是怎样的合理性问题。虽然心理学、历史和国际关系等多个学科越来越多地利用反事实推理,但国际法在很大程度上忽视或忽略了该方法。反事实推理可增加国际事件可被感知的法律意义。反事实推理能让我们评价因果关系,这对于在国际法律体系中伸张正义来说尤为重要。反事实推理是贸易救济中一种有用的方法。反事实推理在评价国际法的有效性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但由于其假设性的本质和社会事件的复杂性,反事实推理只应被视为其他方法的补充。

产生式规则专家系统的原理与实现

不确定的知识表示与知识推理是专家系统研究和开发的难点。本文利用“目标驱动”方法中控制模块、规则库和事实数据库的操作原理,使用SQL Server2000和Delphi 6．0作为开发平台,通过数据格式和算法的设计构造并实现了一个产生式规则专家系统。该系统实现了不确定性知识表示和知识推理的计算机化,用户只需要为系统提供足够的已知数据,就可以获得专家水平的结论。

经济公益诉讼制度探析

传统诉讼法理论将原告资格限制在申诉人须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对于社会经济公益,公民被认为不具有直接利害关系,其原告资格不被承认,公民也无法通过司法手段来维护这一公益。经济公益诉讼制度的出现,既是诉讼法对只顾及保护私人利益的狭隘性的突破,也是对传统诉讼法律制度的超越。

网络犯罪定量证明方法研究

网络犯罪衍生的批量犯罪行为、海量证据造成了侦查机关的取证难与刑事证明的客观具体印证难。出于打击犯罪的需要与解决证明困难等目的,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存在着犯罪数额综合式认定、底线式证明、抽样取证等情形。这些证明方法虽有益于解决网络犯罪“定量难题”,但方法不当适用会带来证明合法性的风险。为此,应构建综合认定法、抽样取证法为基础,底线证明法为补充的适用路径,并以“排除合理怀疑”与允许反证规则予以限制,最终实现网络犯罪定量问题刑事证明的有序性。

民事实体性再审事由与法院诉讼责任范围

因法官认识局限而导致的裁判错误或其他不当诉讼行为,在性质上不同于枉法裁判。针对此类行为,应在划清诉讼责任范围的基础上强化审判主体程序内的诉讼责任,尽量避免在程序外追究法官个人责任,这对减轻裁判压力和规范诉讼行为具有明显的现实意义。《民事诉讼法》细化了再审事由,具备划分诉讼责任范围的功能。在实体再审事由中,事实性事由强调了法院的裁判责任:裁判者应对其选择事实认定方案的恰当性负责,但原则上不承担查明事实的责任;诉讼请求性事由强调了法院被动裁判原则,诉讼请求实体内容的恰当性不属于法院负责的事项,但裁判者仍需主动地探明诉讼标的(诉讼请求)的程序要件,以保证审判权运行的正当性。

论小说中的实体

剖视小说中的对象、事实、环境、情理四维实体构成,其中对象、事实、环境属形象实体,情理属抽象实体。

论古代小说批评对史学“实录”意识的接受

中国古代小说具有崇实黜虚的民族特征,表现在对史学“实录”意识的接受。从文学接受角度看,中国古代小说批评在接受史学“实录”意识的历程中呈现出一定的时代特征。这种现象的发生,有其深刻的文化原因。

股东出资“合理怀疑”规则的检视及程序展开——基于《公司法解释三》第20条的实证分析

《公司法解释三》第20条建立了对股东出资情况的“合理怀疑”规则。这一规则与民事诉讼证据制度力图查明事实的功能定位不同,与解决证据偏在问题所设定的两项具体规则衔接并不顺畅。规则本身未确定“合理怀疑”的实体判断标准,规则适用的程序节点不明确,以致司法实务效果欠佳。法官应参照“合理怀疑”的实体判断基准,以现行民事诉讼程序为基础,在庭前会议、证据调查环节,通过原告事实主张具体化,适时对被告科处事案解明义务,并在此基础上确定相应举证责任承担主体。

行动的理由

行动者做他所做的理由是什么?自戴维森以来流行的看法是,行动的理由是欲念和信念。近来兴起的一种针锋相对的观点是,行动的理由是事实。但两种观点都有难以克服的困难。心理主义的困难是难以保证行动的世界相关性,事实主义的困难是难以解释坏情形中行动者的行动。造成两种观点陷入困难和对立的根源是威廉斯—丹西原则。这个原则默认行动的理由在好坏两种情形中是一样的。但这个原则并未得到很好的论证。假如我们去掉这个原则,我们就得到了关于行动理由的析取论。析取论兼具心理主义和事实主义的优点,又不会招致其他问题,是个合意的行动理论。

经验法则适用的两类模式——自对彭宇案判决说理的反思再出发

以反思十年前作出的彭宇案一审判决书及其说理为契机,认真对待经验法则,为案件中盖然性较低的经验法则之处理提供理论工具。实务中对经验法则的适用,可以分为常规和弱化两类模式。经验法则的适用以社会上典型的事件经过为核心,根据盖然性高低,通常需要达到日常生活经验法则的标准。在相关经验法则的盖然性不强时,法官有必要通过理论上作为例外的弱化模式,满足其对事实认定确信的说理义务。法官应寻找案件中其他可能的事实线索,只有在排除其他可能时才能依弱化模式认定案情。此时,本证方应就不存在其他可能性提出主张,并且以相对优势标准举证说服法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