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信仰何以可能--康德道德信仰的理性基础及其现实性重建

与宗教信仰相对立,康德试图要在主体自身理性的基础上确立起对道德的信仰。主体自身"纯粹的实践理性"是康德道德信仰的理性基础。但是,"纯粹的实践理性"存在着现代性道德困境,如果不能化解这一悖论,那么"道德"就难以成为理性存在者的普遍信仰。为此,康德试图以制度公正作为现实中的上帝来确保建立"善恶因果联系"的理性法则。因此,康德的道德信仰的理性基础包括个体的道德理性和制度的道德理性两个方面。尽管由于康德的矛盾心态和他所处的社会现实,他的政治与道德一体的实践哲学最终是不彻底的。但康德的意义无疑可以帮助我们把对道德信仰的思考从"纯粹的实践理性"导向更加理性和成熟的"实践的理性"。

信仰:内在形而上学的实践能力——康德《实践理性批判》中的一个根基性问题

形而上学是人类的自然倾向。根据形而上学对象——"绝对"对于人类认识和实践活动来说是"超越"的还是"内在"的,形而上学应该被区分为"外在形而上学"和"内在形而上学"。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确立的是外在形而上学,而《实践理性批判》确立的则是内在形而上学。作为内在形而上学的自然倾向,其实践活动最终落实在"信仰"上面。信仰作为人类满足内在形而上学要求的活动,是通过信仰的实践来完成的,它不必把"信仰"变成"知识"的理论活动来完成关于"绝对"的思辨知识。在这个意义上,"信仰"的最高意义仅仅在实践理性之中,而不在理论理性之中。

论当代西方天主教新自然法理论

新自然法理论是当代西方天主教最重要、最有影响的伦理学思潮之一。新自然法理论的主要内容包括其关于实践理性的第一原则、基本人类善、道德第一原则和居间原则(责任模式或实践理性的基本要求)以及道德规范等方面。新自然法理论是建立在阿奎那的自然法学说之上的,是对阿奎那有关观念的重新解读与具体的阐发。

对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基础的追问及存在论意义上的超越

康德的道德哲学与其政治哲学是逻辑一致的,康德认为正义的优先性在于人先天的自由,而自由的主体坚持正义和遵从道德,则在于人的实践理性自身具有的善良意志,康德就这样通过自由、实践理性、善良意志等概念为道德奠定了基础。然而它仍然是先验的、空洞的,唯有从道德是人存在的方式这一存在论的根基处入手,才能理解道德并使其获得自身存在的坚实根基。

亚里士多德论实践理智与道德德性

亚里士多德在古希腊德性思想的发展历程中首次明确将人的理智区分为理论的理智与实践的理智,将实践理智引入到对人的道德德性的说明当中。这样,亚里士多德一方面继承了苏格拉底、柏拉图的理智主义德性论立场,克服了智者技艺德性观对德性的外在化、工具化和功利化,捍卫了人的德性的内在性和自主性。另一方面亚里士多德又在某种程度上化解了知识德性难以进入现实生活、实践活动的问题,保证了道德德性的现实性和实践性。他认为实践的理智是运用于人的现实生活、实践活动中的理智,它能够为人的实践活动提供好的考虑,因而可以让人有"好"的实践,让人在"好"的实践活动中成就严格意义上的道德德性。同时,实践理智的发展和作用发挥又离不开道德德性的作用。实践理智和道德德性在亚里士多德这里是一种既有所分别,又相互支持、相互成就、共同发挥作用的关系。

论应用伦理学的双向反思

应用伦理学既应具有直接的现实性又应具有理论的超越性。应用伦理学应以哲学理性去补充科学理性的不足,反思现代文明的整体性走向和危机。应用伦理学既应对现实生活进行批判性反思,又应对哲学伦理学本身进行批判性反思,这便是应用伦理学的双向反思。为重振道德,应用伦理学必须为揭示终极实在、培养超越性信仰而努力。

辩证理性与新道德规范的重构--兼论赫勒后现代视域下美德伦理学的建构

美德是美德伦理学的根本和核心概念。20世纪中叶,美德伦理学开始复兴,东欧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赫勒于20世纪末致力于建构“至善”和“美德”伦理学。赫勒提出“好人存在”的美德伦理学预设。但她并不是纯粹的美德或至善伦理学的现代翻版,而是在后现代境遇下吸收了康德的先验哲学和部分规范伦理学的精华,提出了辩证理性的概念,并将这一概念冠以带有存在主义色彩的“生成性”的特质。这种生成之物既是理性的,也是情感性的。在此基础上,赫勒提出了情感生成理论。这一理论揭示了道德情感和非道德情感中的新因素,偶然性的激情基础上形成的“善为先”观念。“善为先”构成了道德情感和非道德情感的区分以及道德心理化的基础。“偶然性的激情”借助于人们的移情、同情和仁慈等能力而触发人们关于“善”的体验,形成“善为先”的观念,并导致情感的“道德化”。赫勒的美德伦理学是“善为先”基础上的辩证理性与后现代基础上建构“道德新规范”的理论尝试,它融合了情感生成与情感道德化理论,以建构其“好人存在——他们何以可能?”的至善伦理学。

康德道德哲学中的实践理性

康德的道德哲学是个演绎的体系,完全从理性原则出发。也正是这种理性的法则完全排斥了经验的成分,因而强调它的纯粹性,其目的就是为了维护道德的纯洁性。但是,康德严肃主义的道德哲学也有其内在的矛盾性,即这种完全从自我的理性原则出发的道德实践在现实生活中必然遭遇到它的悖谬,因而可以说,康德的道德辩证法就是理性与经验的斗争法则。此外,康德为了使得这种纯粹的实践理性能够在现实中获得它的合理性,也同样允许具有合理倾向的实践经验的存在。但尽管如此,他的实践理性还是保持在原子式的个体之内。

儒家知行学说的特点与问题

与西方哲学相比,儒家的知行学说表现出一些特点,如在道德的能力根据方面并不偏执理性或情感一方,而是考虑到心与情的关系;以道义性的"气"作为从知到行的助力因素等。不过它的"知"的概念具有伦理与认知的双义性,未能将"知识"与"信念"区分开来,甚至没有产生"信念"这一概念,并且未能将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相分离等,这些造成了它在学理上的一些不足,以及相应地带来一些诸如"知识"与"道德"不分的结果。此外,儒家的道德理想主义可说是预设了一种"君子国",即人性是善的。它在以下两方面的根本问题上未予考虑:一是人的权利问题,二是对于人性恶的方面的防范。因而,这种"君子国"的预设使中华民族历史上在人权与法治等重要领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