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司法解释下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不法性质

虽然《关于办理危害税收征管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将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规定为目的犯,但目的犯说本质上不符合增值税基本原理,忽略了中间商并非纳税义务人、中间商侵吞截留所代收的税款在性质上是侵占而不是诈骗等理论。将本罪解释为由虚开行为和抵扣行为共同组成的复行为犯也不妥。本罪是抽象危险犯,只要实施了虚开行为即应定罪,不能以任何理由出罪。

论我国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侦查模式转型的价值与路向

随着技术与经济的快速转型,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行为呈现网络化、跨地区跨境、创新手段、专业化和滥用金融工具等特征,对国家财政和经济秩序造成了严重威胁。传统侦查模式存在被动侦查为主、侦查效率偏低及协作机制不畅等问题,税务侦查部门主要依赖被动获取线索,从而导致案件侦办效率不高,并且缺乏与其他部门的有效协作,难以形成整体打击力量。为应对这些新特征所造成的威胁,需要从被动型侦查转为主动型侦查,由低效型侦查转为高效型侦查,由独立型侦查转向协作型侦查,通过侦查模式转型,引入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手段,并强化跨部门协作,建立信息共享平台,解决数据保护与隐私问题,提高侦查效率和准确性。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疑难问题研究--以“张某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为切入点

在《刑法》研究领域,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自入罪之日起,其处罚界限便引起国内学者广泛研究与讨论。张某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作为最高法指导案例已突破原有行为犯立场,但亦存在值得商榷之处。实际上,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应当属于实害犯,挂靠如实开票行为应属无罪,其与逃税罪属于法条竞合。为进一步规范此罪的适用,减少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应当借助出台司法解释、明晰行刑边界、改革小规模纳税人制度、完善企业合规制度等路径形成治理合力。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犯罪属性及税收损失认定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犯罪属性究竟是行为犯、目的犯还是结果犯在司法实践中存在较大争议,这导致了司法适用不统一。从立法目的、司法解释及法院审判规则演变看,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应为结果犯,因为造成国家税收损失才能认定为犯罪,在明确结果犯基础上,还应从“整体论”的角度去认定国家税收损失。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骗逃国家税款:“行”“刑”认定与衔接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骗逃国家税款是常见多发的违法犯罪行为。税务机关与司法机关对此定性处罚存在较大差异。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骗逃国家税款的行为整体具有复合性特征,一般涵盖“虚开”“骗税”“逃税”三种性质违法行为,可能同时触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逃(偷)税罪、诈骗罪等多个罪名。在行政违法框架内,税务机关对其以“偷税”违法定性处罚,以及在刑事犯罪范围内,司法机关对其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追究刑事责任均无不当。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的分歧与矛盾主要集中在涉嫌犯罪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骗逃国家税款案件上,盖因为税务机关在“偷税违法”与“逃税犯罪”直接对应的惯性思维支配下,越权适用《刑法》第201条第4款特别规定对其“除罪免刑”所造成的。鉴于该类型行为对应于刑法上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因此税务机关的正确处理方式应是比照《刑法》第205条“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入罪标准,遵照《税收征收管理法》第63条、《行政处罚法》第37条规定,及时移交司法机关审查处理。

特殊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造成国家税款损失研究

造成国家税款损失与骗取国家税款目的一样,同属法律评价,应当进行法律分析。针对“骗取型”“代开型”“过票型”三种特殊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件类型,由于对造成国家税款损失的理解不同,在司法认定上存在分歧意见。对此应分别从“三流一致”“真实交易”“税负平衡”等方面对虚开行为造成国家税款损失进行穿透审查,以准确作出司法认定。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若干问题研究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是我国税制改革后出现的新罪名。文章从增值税及增值税专用发票展开,对如何计算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给国家造成损失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并提出了科学的计算方法,同时对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与其他相关犯罪进行了区分,对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历史命运进行了展望。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侦防对策研究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作为一种寄生于增值税税收之上的经济犯罪,严重扰乱着我国的税收秩序,危害着我国经济工作的健康运行。近年来,虚开增值税发票犯罪的危害不断扩大,并呈现出不断蔓延的趋势,对此种犯罪的打击刻不容缓。对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的打击应从侦查和防范控制两个方面进行。侦查要做好初查和正式侦查两方面的工作;防范控制应从制度设计、规则贯彻、宣传教育等方面进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新形势下实现对于此类犯罪的有效打击与控制。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客观行为的共犯论展开

《刑法》第二百零五条第四款对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客观行为方式进行了明文列举。其中,让他人为自己虚开,是立法上对必要共犯中的对向行为进行处罚的特别规定。介绍他人虚开,本属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帮助行为,本条的规定是将共犯行为实行行为化,也应认为是一种特别规定。自然人介绍单位之间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对自然人不应适用死刑。

对开、环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的法律规制

有效实施增值税制度,打击通过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方式骗税逃税的行为,是我国《刑法》第205条和相关行政法规、规章的基本目的。司法机关应当准确把握有关立法精神,对对开、环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慎用刑事追责;需要适用《发票管理办法》进行行政处罚的,应当严谨执法。实践中,此类行为往往与会计核算相结合,违犯我国《会计法》,侵犯会计管理秩序。因此,依据《会计法》对此类行为予以行政处罚,是正确的常规性规制路径。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抽象危险判断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是抽象危险犯,关于抽象危险的判断,不只是事实层面的行为、目的或经验层面的盖然性判断,必须根据犯罪构造与风险创设的方式进行规范判断。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属于抽象危险犯中的实质预备犯,其之所以被刑法归责,在于虚开行为创设了值得被刑法处罚的抽象危险。在“为他人虚开、为自己虚开”两种由行为人支配危险流程的情形中,应当以风险是否外溢为归责标准;在“让他人为自己虚开,以及介绍他人虚开”两种由他人支配危险流程的情形中,应遵循共犯从属性原理,以他人行为造成风险外溢为归责前提。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开票者犯罪认定难题探析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主体一般分为开票者、受票者和介绍者,其中以“开票者”的认定最为复杂。文章主要针对司法实践中本罪的主体之一开票者认定上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分析探讨。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法律规制问题研究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是典型的法定犯,不具有先天的犯罪性,其社会危害性往往不被重视。在对此类犯罪行为的规制方面,现有刑法理论不能够与实践中发生的涉案犯罪相适应,导致对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打击不力。我国应尽快落实税收法定原则,制定增值税法,出台明确具体的司法解释,对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做出严格法规规制,以有效防控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

从犯罪客体角度认定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虚开数额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虚开数额,不仅具有入罪功能而且还有量刑功能,是该罪社会危害性的集中体现。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犯罪客体是增值税征管秩序,由程序和实体两个方面组成。以严重侵害增值税征管秩序的程序部分或危及增值税征管秩序的实体内容为标准,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主观方面应该是直接故意,"虚开行为"应该为"虚假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并进行纳税申报或抵扣申报的行为"。在满足以上主客观条件的前提下,可将案件中增值税专用发票上记载的税额认定为虚开数额。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国家税收利益保护”观点之检视

法益认定对于界定具体犯罪处罚范围具有重大意义。对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保护法益,理论上存在着“国家发票管理秩序”和“国家税收利益”的争论。近年将本罪保护法益认定为国家税收利益的观点日益盛行,这一观点认为只有侵害国家税收利益的虚开行为才可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大大限缩了本罪处罚范围。但其在推导逻辑、认知前提、适用后果等方面存在较多问题。比较而言,将本罪保护法益认定为国家发票管理秩序的通说观点,更有利于实现打击犯罪、保障人权的刑法目的。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之“虚开”行为辨析

随着我国税制改革的逐步推进,票、税关系不断变更,实务中的"如实代开""对开"及被动接受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需要依据当下的制度环境及刑法要件理论来重新界定。立足于本罪的法益来分析各行为的危害性,不能绝对化地认定"如实代开""对开"及被动接受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如果可能造成国家税款流失时,应当认定行为构成本罪;如果行为仅是在形式上属于"虚开",但是不可能造成国家税款流失,则不应以本罪论处。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限缩适用的新路径——事实到规范的二阶限缩

司法实践中,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被过度扩张适用的根源在于,将本罪的保护法益理解为发票管理秩序,同时对构成要件作了形式的理解。制度或者秩序不具有作为法益的资格,应将本罪的法益界定为国家税收利益,之所以处罚虚开行为,原因是其对国家税收利益形成了抽象危险。抽象危险犯的适用应进行事实到规范层面的二阶层式限缩。在事实层面,行为具有被用于进一步直接侵害法益的高度可能性;在规范层面,行为处于特定个罪的规范保护目的范围内。据此,虽有虚开行为,但该专用发票没有抵扣可能性,或者对国家税收利益的威胁来源于其他行为的,不能以本罪论处。

虚开增值税发票犯罪是否属于目的犯问题研究

虚开增值税发票犯罪已在1997年颁布的《刑法》中有了明文规定,但司法争议却仍然时常出现。其中争议较大的是对本罪主观方面的认定。因该问题将直接影响此类虚开行为的罪与非罪的界定,故解决好主观问题可谓意义重大。本文将结合法律解释,对该罪进行分析,通过引入目的犯为解决司法争议带来积极意义。

我国增值税立法中纳税人抵扣权问题研究

明确纳税人对增值税进项税额的抵扣权是维护纳税人自身财产利益的基础,也是强化国家税收征管秩序的保证。进项税额抵扣征收模式能够消除重复征税,提高税收效率,并能保证征税的普遍性、连续性。抵扣权是纳税人重要的财产性权利,而我国现行法规对于进项税额抵扣的规定还不成体系,对纳税人抵扣权的保护还不够完善,应在未来全国人大出台增值税法律时加以解决。应从抵扣权与增值税纳税义务相伴产生、其行使以拥有记载相应内容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为前提等方面确定行使抵扣权的形式要件;从权利主体和营业行为等方面设定行使抵扣权的实质要件。同时,应通过立法对增值税专用发票是否为虚开的明确界定以及是否能抵扣的具体认定来实现对纳税人抵扣权的进一步保护。

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中“虚开”的认定

能否准确认定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中的“虚开”,是正确定罪的关键。以税法为中心认定“虚开”和以经营主体为中心认定“虚开”的思路均存在难以克服的困境。认定“虚开”较为妥当的方案是以抽象危险说作为进路,将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具体化为实质预备犯,形成体系化、规范化、实质化的认定标准。只有当行为满足了适格性、典型性、显著性的要求时,才能将其认定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中的“虚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