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选择实验法的国家公园周边社区农户生态补偿偏好分析——以大熊猫国家公园为例

【目的】社区农户是国家公园建立中重要的利益相关者之一,从农户偏好视角出发研究生态补偿政策问题对于缓解国家公园建立带来的保护与社区发展利益冲突具有重要意义。【方法】基于大熊猫国家公园周边601户农户微观调查数据,运用选择实验法对农户的生态补偿偏好和受偿意愿进行分析。【结果】结果表明,农户对于生态补偿的受偿意愿较高,而对生态补偿方案选择的总体积极性不高。在生态补偿属性的最优组合方面,农户对于补偿实施年限的偏好并不高,但普遍希望可以达到更高的补偿土地比例和农药减少比例。农户最优生态补偿方案为方案实施年限1年、补偿土地比例100%和农药使用减少比例40%。【结论】农户因承担了较高的保护成本,对生态补偿政策整体态度较消极,且保护带来的损失在国家公园建设初期较明显,因此农户对补偿期限偏好不高。由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不充分,农户绿色生产转型动力不足。因此,国家公园建立必须考虑周边社区农户利益,应通过科学测度利益损失、建立补偿标准动态调整机制、打好政策“组合拳”、加快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等措施,健全国家公园生态补偿机制。

养殖户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的行为响应机制阐释——基于政策刺激视角的质性研究

为了探索养殖户对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政策的行为响应机制,研究以2021年6—8月份湖南省6个地级市生猪主产区养殖户深度访谈第一手资料为基础,对原始访谈材料进行开放式编码、主轴式编码、核心式编码,运用扎根理论构建养殖户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的行为响应机制两阶段模型。结果表明:通过对原始资料进行三级编码,分析主范畴之间的关联,整合构建了养殖户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的行为响应机制两阶段模型,即养殖户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行为可以分解为养殖户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响应意愿形成阶段和意愿向行为转化阶段。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支持政策、养殖户个性特质、养殖户感知、成本收益和环保规制是养殖户响应行为的主要影响因素,但它们影响养殖户响应行为的方式和路径存在差异。支持政策是响应意愿产生的外在环境刺激;养殖户感知是响应意愿形成的心理归因;个性特质是支持政策与养殖户感知间的调节变量;成本收益和环保规制是响应行为转化的情景因素,具有加速和制约养殖户响应行为的调节作用。建议政府在宣传、服务、补贴等方面加大刺激力度;推广高效简便的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技术;加大环保督查力度,增加养殖户非环保行为机会成本。

惠农信息乡村传播中的村民信息困境及解决策略研究——以湘西保靖Y村为例

【目的】健全惠农信息乡村传播机制,使惠农信息真正实现“惠农”“利农”,为相关研究提供现实借鉴,促进乡村产业振兴和经济振兴。【方法】课题组以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保靖县Y村为例,通过文献分析法、问卷调查法和实地访谈法分析了湘西Y村惠农信息的传播现状,提出了惠农信息乡村传播中的村民信息困境。【结果】从信源、信道、信宿三个方面看,受信息需求分化与供给统一矛盾、传播模式和方式不合理、村民信息素养差异大和村干部自由裁量权大这些因素的影响,存在村民对惠农信息关注度低、惠农信息传播不到位、惠农信息不对称的困境。【结论】基于上述困境,课题组提出了优化惠农信息传播方式和拓宽传播渠道、提升村民信息素养、规范惠农信息传播内容、健全信息监督反馈机制等解决策略,以期进一步提高惠农信息的乡村传播效果,促进乡村全面振兴。

农业强国背景下粮食生产小农户家庭经营的存续优势与优化路径

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可靠供给是建设中国特色农业强国的首要课题,其中小农户始终担任着粮食生产主力军角色。这种绝对优势地位不单是对紧张人地关系的被动适应,更是源自小农户家庭经营依靠自给性劳动以内化监督成本、传承“地力常新壮”的土地利用观保护耕地肥力、吸纳非农就业收入以增加粮食生产资本投入等人地钱三大要素投入方面的内在优势。然而伴随着“虹吸效应”及“挤出效应”带来的农业生产关系领域的急剧变革,种粮收益保障机制不健全、劳动力有效供给结构性短缺和农业技术路线发展不均衡等制约因素正不断引发“谁来种粮”的时代之问。为端牢十四亿中国人的饭碗,下一步应继续以挣钱得利为导向,健全粮农收益政策保障体系;坚持育引内外并举,强化种粮人才支撑;依靠生化和机械技术双轮驱动,优化粮食生产技术路线,着力破解“愿不愿意种粮”“什么人来种粮”和“能不能种好粮”等三大结构性难题,充分释放小农户家庭经营的生产潜能,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的微观主体基础。

自然环境因素对农户选择种植作物的影响机制——以黑龙江省宾县为例

【目的】探讨自然环境因素对农户农作物选择的影响机制,为农户的适应行为提供决策支持。【方法】本研究以黑龙江省宾县为研究区域,通过当面访谈方式,获取384个农户问卷调查数据;采用频率分析方法,从气象要素和自然灾害两个方面,分析自然环境变化对农户作物选择的影响及农户种植行为的适应机制。【结果】通过分析农户认知和选择行为发现,气象要素、自然灾害及作物产量对农户作物选择有影响,农户在作物类型变更时首先考虑产量因素,其次是气候因素,再次是自然灾害因素,但在对自然环境要求高的作物类型变化中,如水稻改玉米,自然环境因素受重视程度显著增加。更换作物类型与品种、调整农时是农户适应自然环境因素变化中采用较多的行为。农户对自然环境变化的感知与实际趋势是否一致,会影响农户是否主动改变作物类型。【结论】为提高农户适应自然环境因素变化的影响,今后宜从提高农户主动适应行为入手,引导农户改善应对气候变化与自然灾害能力,在应对行为上需有更为高层次的区域布局和政策引导。

收入效应与利益分配:农民合作效果研究——基于农民专业合作社不同角色农户受益差异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对合作社本质规定的讨论,构建了不同治理结构下不同角色农户受益程度与机制的分析框架,结合我国合作社发展现实提出了合作社影响的相关研究假说,并利用对江苏等3省18个乡镇合作社全面调查获取的18家设施蔬果合作社与相关农户的一手调研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总的来说,由于我国合作社功能普遍很弱,合作社对普通成员生产和收入的促进作用十分有限;而由于成员异质性,核心成员受益程度普遍高于其他角色的农户。合作社治理结构和功能完善及其可持续发展问题都需要引起高度关注。

家庭属性对农户选择种植作物的影响机制——以黑龙江省宾县为例

【目的】微观层面的农户作物选择行为过程及其机制研究对于农业或农村政策的制定和调整具有重要意义,也是目前国内外学者广泛关注的热点问题。本文利用农户调查数据,重点分析研究农户自身的家庭属性对其作物选择和作物种植更替的影响。【方法】以中国东北地区具有典型代表性、黑龙江省的宾县为研究区域,通过实地农户调查,获取了384户农户调查数据;将调查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后导入SPSS统计分析系统,利用单变量多因素方差分析法解析农户家庭属性对选择种植水稻、小麦、玉米、大豆及其它经济作物等五类作物的影响。【结果】总的来说农户的年龄、教育程度、家庭劳动力数量、家庭人数和承包耕地类型条件等家庭属性因素对农户选择种植作物具有重要影响;年龄相对越大并且家庭劳动力较少的农户更趋向选择种植玉米,劳动力较多的农户更愿意选择种植大豆,当地种植小麦可能会对农户家庭收入有负面影响,传统的农民在耕地条件合适更加愿意选择种植水稻,家庭总人口多、劳动力丰富并且有文化的农户更加愿意选择种植经济作物。【结论】农作物实际种植过程中农户受到种植作物的工时量、种植作物所需农业知识水平、种植环境要求或资金投入产出比等各种因素影响,这些因素直接导致农户家庭属性中相应的属性因素对农户选择行为的影响。

石羊河流域农户的气候变化适应策略选择

基于石羊河流域503户农户的调查数据,分析气候变化对农户生计的影响,以及农户所采取的气候变化适应策略,并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影响农户适应策略选择的关键因素.结果表明,气候变化导致石羊河流域土地生产能力下降,水资源短缺,农户家庭支出增多,农户健康受到威胁;石羊河上游地区农户倾向于选择被动适应策略减轻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而中下游地区农户则倾向于选择主动适应策略;在影响农户主要适应策略选择的因素中,农户家庭规模、耕地面积、牲畜数量、人均收入以及对气温变化的感知是影响农户采取品种改良策略的关键因素,成年劳动力受教育水平是影响农户采取调整生产结构策略的关键因素,户主性别和受教育程度、家庭规模、耕地面积、领导能力、对周围人的信任、获得信贷机会是影响农户采取增加农牧业应急投入策略的关键因素,户主性别和年龄、获得信贷机会、农户对气温变化的感知是影响农户采取外出务工策略的关键因素.

为什么农民无法从“公司+农户”中受益

为了探究以"公司+农户"为主体的农业产业化经营蓬勃发展与农民增收乏力之间的矛盾,文章以江西省部分农业龙头企业和农户的调查资料为基础,从家庭经营规模、利益联结机制和龙头企业实力三个方面分析了导致目前农民无法受益的原因:以妇女和老人为农业生产主体的农村"空心化"现状使得参与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农户家庭经营规模偏小;农民和公司的主体地位不对称,农民难以参与农产品加工、销售环节的利润分配,农户和公司之间是松散型利益联结机制;农业龙头企业普遍是小企业,生存的压力已经令其自顾不暇,即使有心也无力让为数众多的农户参与到有限利润的分配中来。

新疆南部地区棉农生计变化影响因素分析——基于阿克苏地区阿瓦提县400户棉农的调查数据

为保证棉花这一国家战略性资源的数量和质量,确保新疆南部地区棉农生计的可持续性改善,本文试图对南疆棉农生计变化的影响因素进行深入分析。本研究运用阿克苏地区阿瓦提县实地调研和访谈数据,从户主的个人特征、家庭经营特征、家庭经营方式、自然灾害影响和政府补贴与资助五个方面对影响棉农家庭经营收入和生计变化的因素进行分析,进一步运用因子分析法等数学模型进行定量分析,得出南疆棉农生计变化影响因素的综合排名。研究结论表明:家庭经营规模,种子、农药及地膜投入,政府补贴资助量和套种数量四种因素对棉农生计变化影响较为显著。最后,建议通过政府补贴、政策制定、土地利用以及产业结构优化等方面的完善以促进南疆棉农生计变化的良性作用机制的形成。

新时代我国村落体育文化生态发展:内涵、困境与出路

村落体育文化生态作为村落特有属性的构成要素,新时代必然承载新的历史责任与使命担当。运用文献资料、系统分析和案例研究法,揭示村落体育文化生态发展内涵、困境与路径。研究认为现实场景改变迫使村落体育文化发展缺失有效载体,社会结构变迁导致村落体育文化传承方式受阻,组织职能缺位难以引领村落体育文化活动正常开展,价值取向物化催生村落体育文化价值体系发生重组。依此,指出新时代我国村落体育文化生态发展出路确立新发展理念,创设和谐发展的村落体育文化生态环境;创新工作思路,寻求形式多样的村落体育文化传承方式;立足村落实际,构建特色鲜明的村落农民体育文化服务体系;坚定文化自信,挖掘优秀成熟的村落传统体育文化价值。

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基于政策关系二重性的分析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相辅相成,二者具有内在的统一性,但也具有较强的异质性,仅分析统一性而忽视差异性或者仅分析差异性而忽视统一性,都不利于实现这二者的有效衔接。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统一性决定了二者有效衔接的可能性和重点领域,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异质性决定了二者有效衔接面临的困难和矛盾。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了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推进机制和建议,旨在加快形成全面脱贫和乡村振兴战略互动互融的良性格局,进一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提高乡村振兴质量。

城市化进程中多渠道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的比较研究

北京是中国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地区之一。文章通过考察近年来北京市农民财产性收入的发展变化,并将其与上海和全国的情况进行比较,分析了北京市农民财产性收入的现状、特点和发展趋势,提出了在城市化进程中全面推进城乡一体化的体制机制建设、改革农村土地制度等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的政策建议。

农户秸秆处理行为研究综述

随着人们对环境的重视,秸秆处理问题成为关注的焦点。首先回顾关于秸秆处理的研究,介绍秸秆处理方法有哪些。其次,根据农户行为理论,梳理农户行为选择的理论基础,为农户选择秸秆处理方法研究做铺垫。最后,借鉴有关秸秆处理行为的实证研究,总结可能影响秸秆处理行为的有关因素。

农户农业保险支付意愿影响因素研究——以福建省龙岩市413户烟农的调查为例

以福建省龙岩市413户烟农的调研数据为例,通过构建Cox比例危险模型分析农户农业保险支付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户主受教育程度、风险偏好、烟叶种植面积、农户对未来灾害的预测、近5年最严重灾害造成每亩损失金额、对政府职能的认知等因素对农户农业保险支付意愿产生正向影响,家庭人口规模对农户农业保险支付意愿产生负向影响,而务农年限、家庭年收入、灾后烟草公司补贴、保险赔偿经历等因素在实证分析中对农户农业保险支付意愿影响不显著。同时利用累计概率模型测算出千元保险金额的农业保险费率为17.95元较为合理。据以上研究结论针对性地提出了巩固农业保险市场主体与制定农业保险补贴标准等政策建议。

林农对林业科技服务的认知、满意度及需求意愿分析——基于云南省275户林农调查

基于云南省会泽县、思茅区和新平县的调研数据,分析了林农对林业科技服务的认知、需求、满意度及当前林业科技服务中存在的不足。研究结果表明:乡村留守的林农文化程度不高,对林业科技认知程度不高,但对林业科技服务有着强烈需求,其中最主要的是病虫害防治技术和种植技术。然而当前林业科技服务供给匮乏,林改后林业科技服务的供需矛盾更为激化。最后根据研究结论提出加大对林业科技服务的宣传,增加林业科技服务活动的频率和效率,加强林业科技人员队伍建设和强化科技服务网络建设等对策。

农民主体意识与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构建

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是社会转型期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的背景下提出来的,强调农民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过程中的主体性地位以及政府、市场、社会三者在公共文化服务供给过程中的协调合作。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存在农民的主体性缺失以及农民主体性实现缺乏应有制度保障、建构主体社会责任的缺失等问题,但以往研究并未对此给予足够关注。因此,可以考虑从建构主体社会责任意识强化、农民主体性实现及制度保障等角度做进一步研究。

家庭经营体制的历史变迁、规模效率及其下一步

我国家庭经营体制自始至终是与农村土地制度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新中国成立以来,家庭经营体制经历了一个从有到无、再到有的过程。具体实践与相关研究表明,我国家庭经营体制的早期激励效应显著,成就巨大,但随着经济的深入发展,其激励效应带来的利润空间不断缩小,分散小规模经营的弊端越来越明显。国外家庭经营体制发展经历显示,只有规模化经营才能扩张利润空间。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提的家庭农场是我国经济和政治发展到现阶段时的一种均衡选择,只有对现有的土地制度进行重新设计,才能给予我国家庭经营体制更大的调整空间。

农民增收与农村基础教育: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

教育能提高农民成功应对经济失衡的能力。现阶段我国农民收入与其受教育程度相关。农民教育的边际收益呈明显递增趋势,农村基础教育普及率每提高1%,可使农民整体收入增长10.25%。教育是确保农民持续增收的长效机制和可靠保证。

基于主成分和两维图论聚类分析的农村居民点整合时序研究——以重庆市璧山县为例

从经济、社会、农户后顾生计来源3个层次选取11个指标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初拟璧山县农村居民点整合时序,提取各乡、镇政府驻地经纬度坐标并结合主成分因子得分,采用两维图论聚类分析从空间角度确定璧山县农村居民点整合核心点并依据核心点辐射作用划分圈层,依据圈层核心点在主成分分析结果中排序并结合现实情境确定璧山县农村居民点整合时序。结果表明,璧山县开展农村居民点整合可以七塘镇、河边镇、青杠街道、健龙乡为核心点划分4个圈层,A圈层={七塘镇、八塘镇、大路镇},B圈层={河边镇、福禄镇、大兴镇},C圈层={青杠街道、璧城街道、正兴镇、丁家镇},D圈层={健龙乡、广普镇、三合镇};整合时序为:圈层C>圈层B>圈层D>圈层A,以圈层C核心点青杠街道为中心分别向其西北、西南、东北方向辐射圈层B、圈层D、圈层A核心点。研究结果可为农村居民点整合工作开展和新农村建设提供决策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