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家庭及社会视野中的“断亲”现象

近年春节期间年轻人“断亲”话题频上热搜,虽然尚无明确的数据统计,但至少表明目前部分年轻人正处在“欲断难断”的焦虑中。社会犹如一架巨型机器,面临时代的巨变难免会有辗转腾挪、调整适应的过程,甚或出现螺丝松动乃至零部件脱落的现象。“断亲”究竟意味着时代病症还是适应更新?为了从学术上更好地阐释“断亲”现象,《天府新论》编辑部策划了这组笔谈。顾家宁副教授认为,“断亲”现象并非意味着儒学价值的式微,反倒提示儒学传统在现代社会所面临的内在调适,“断亲”反映了朋友一伦的地位崛起,并呈现出“兄弟友伦化”的趋势。赵刘洋副教授认为,“断亲”现象折射出当代中国新的家庭伦理关系正在生成,代表着家庭伦理与个体权利的复杂纠葛,中国“正义体系”并不必然与个体权利对立,而是在实践中呈现出一种新的现代性。桂华教授认为,“断亲”现象表面上看是亲属关系的断裂,本质则是代际关系的变化,是时代巨变在代际更替上的体现,透过这一现象,可探讨乡村变迁机制与未来乡村建设的方向。笔谈根据主题需要编排次序,作者排名不分先后。

解构血缘伦理:《明智的孩子》“新式亲缘家庭”观解析

《明智的孩子》是安吉拉·卡特的代表作,作为一部备受争议的作品,它代表了一种全新的伦理观——非血缘制亲缘家庭观,即指打破以合法血缘为根基的单一家庭组合方式,构建由"友爱"的链接而自发组成的非婚姻制非血缘的新式家庭亲缘关系。本论文将在考察卡特这一新式伦理观形成原因的基础上,阐释这一伦理观如何反映在该小说的人物关系的构建与情节配置中,揭示卡特通过解构血缘制霸权来拒斥血缘制亲缘家庭的诉求,破除庸俗性血缘幻象对现世生活的维系、操控和羁绊,从而建构新的伦理规范,为解决现代人的"孤独"困境提出一条新的现世途径。

大义灭亲之疑和亲属容隐之立——先秦儒家对伦理和法律关系两难的解决

先秦儒家审慎怀疑大义灭亲,从中萌芽进而明确主张亲属容隐,以尝试求解伦理和法律关系两难(以下简称"该两难"):"大义灭亲"首见于、仅见于《左传·隐公四年》,是借用,且存疑;对后世似关乎大义灭亲的行为,远避大义灭亲这一类评价,委婉怀疑,没主张,更没提倡;主张大义必灭罪,同时尽可能睦亲不灭亲。亲属容隐从中酝酿,经孔子主张、孟子强调,经几百年制度化摸索,为汉宣帝地节四年(公元前66年)制度化为中华伦理法传统,奠定基础。认为先秦儒家主张大义灭亲,是误读;据此强行,则恶化该两难,危及社会秩序。

亲属拒证权制度与亲属伦理结构关系研究

亲属拒证权制度因有助于维护良好的亲属伦理秩序而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认可,这一制度与社会亲属伦理结构之间存在紧密联系。亲属拒证权制度是社会主流亲属伦理观在刑事证人制度中的体现;亲属拒证权制度的制度设计对社会伦理结构具有引导作用,二者之间是一种决定与引导的互动关系。应当根据我国当前亲属伦理结构现状完善亲属拒证权制度,亦应当利用亲属拒证权制度确立的契机引导良好亲属伦理结构的巩固与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