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少数民族家训在当代公民道德建设中的作用———以梵净山地区为例

明清时期少数民族家训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包含有丰富的立志勉学、勤劳节俭、明礼诚信、为善积德、孝顺父母、尊老爱幼、和乐相助、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公正清廉等内容。传承明清少数民族家训中的优秀文化对于当代个人品德的培养、家庭美德的培育、职业道德的强化和社会公德的弘扬具有着重要的作用。

明清时期白山土司官族教育的多维透视——以《白山司志》为中心的考察

《白山司志》作为一部专门记述白山司域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综合性著作,其中部分史料真实反映出明清时期白山土司官族教育的历史情形。白山司域统治者对官族子弟的教育极为重视,通过派送子弟入官学学习、培养崇文重教家风和营造人文环境等方式对官族子弟进行教育,旨在提高整个白山司域官族的文化素养,进而逐渐融入汉文化知识体系中,构建国家认同意识。明清时期白山司域官族教育的发展具有明显的社会等级特征,对官族的教育侧重提升土司承袭人的文化水平,而将科举取士作为次要目的。以《白山司志》为中心对明清时期白山土司的官族教育进行多维度探析,不仅为区域教育史研究开拓了新的领域,而且还为中华民族交流交往交融史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和微观切入点,因而具有相当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西学与新学:清末留学生的教育反哺——以杨月如等人为考察中心

晚清时期,中国社会发展内外交困,有志之士纷纷寻求扶危定乱之策,“教育救国论”一时盛行,传统教育与新式教育的矛盾日益凸显。留学生群体为促进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与革新,将西学与中国新式教育融会贯通,特别是杨月如等清末留学生对于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创办新式学堂、开办速成师范讲习所、改建小学堂、创办单级教授讲习所、传播复式教学法、改组旧学校、出书立作等等,丰富教育形式、改善教育环境,为各地教育工作者提供了新颖的教学方法,促进了单级教授法的普及与发展。杨月如等清末留学生群体的教育实践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提供了新式教育的实践模板,被同行实验、推广、应用。杨月如等清末留学生群体为中国近代教育事业的发展呕心沥血,加快了西学与中学的互融共促,促进了中国近代教育的革新与进步。

明清时期世袭家族谱牒与家族变迁——以云南蒙化左氏谱牒为例

在明代军户世袭制度和明清土官世袭制度下形成的世袭家族的谱牒有三种形式,一是记录历任世袭官员功绩履历的亲供状,二是在职官员子侄宗图,三是包括所有或某一支系世系的族谱。云南蒙化左氏是明清时期的世袭土官家族,明正德时期的《蒙化左氏家谱》以及清代的《蒙化左土官记事》均属于亲供状,记载了历任土官的功绩,均为应袭土官请袭所用,其目的在于确定应袭土官的顺序,维系应袭嫡长子的身份地位;清乾隆时期的《蒙化左族家谱》则由庶子倡修,是包括所有支系的族谱,是响应“笃宗族以昭壅睦”的结果。左氏有家庙、私祠和专祠,也支持修建佛寺。家庙是明嘉靖以前在职土官供奉四代祖先的场所,私祠是嘉靖以后左氏供奉始祖和历代祖先的场所,专祠是崇祯时期供奉庶子左重、左廷皋父子的官祠。左氏在明成化时修建寺庙,供奉亡人香火,随着私祠的出现,家庙渐废,私祠与佛寺合为一体。到清乾隆时私祠亦荒废,专祠变成家族祠堂。这些现象反映了在明清制度变化的背景下,嫡长子享受世官世禄、为祖先带来朝廷恩典的特权受到挑战,庶子亦可以通过科举进入仕途,为祖先带来封赠,进而提高社会地位。蒙化左氏谱牒所反映的家族变化,也出现在卫所军官家族的谱牒中,反映了在明清制度变化背景下世袭家族嫡长子与庶子身份地位的变化。

明清时期“阙里志”历次纂修研究

明正德元年(1506)至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间,八部以“阙里”为名的孔氏家志刊布问世。除《阙里文献考》仿典志体外,七部志书体例历经“纲目体—平目体—平纲并用体—纲目体”的发展演变,并引入“志体”体例,至康熙年间得以成熟。内容上,诸志嬗递相因,在沿用基本纂修框架的基础上各有创新。志书的编纂顺应了明清两朝奖崇师儒的文化政策,体现着孔氏编纂家史以尊宗敬祖的思想要旨。在编纂过程中,孔氏家族确立了孔氏血胤与儒家学统的正当性,实现了自我的身份与文化认同。作为孔氏续承千年的文本呈现,孔氏家志成为明清圣贤家族文化景观的重要一环。明晰明清孔氏家志的成书经过、体例、版本、断限、门类设置与内容异同等诸问题,是有效利用这套文献的前提,亦有助于推进与深化孔府研究。

家法与国法:清代闲散皇族的板责之例

在清朝前期的国家法律中,受“皇族不加刑责”的法律原则影响,没有对犯罪皇族成员实施板责的相关规定。在部分案件中皇族成员所受到的板责,多出于清帝特旨,带有明显的“家法”色彩。乾隆中叶以降,清廷鉴于闲散皇族犯罪滋事之风愈演愈烈,遂摒弃了“皇族不加刑责”的法律原则,开始逐步将对闲散皇族施行的板责之例制度化。经过乾嘉道三朝的多次修定,清廷最终完成了对闲散皇族施行的板责之例由“家法”到“国法”的转变,进而完善了皇族惩戒体系,节约了治理成本。相关条例的制定和完善,一方面对约束闲散皇族的犯罪行为起到了一定作用,闲散皇族所受到的刑罚实际上已经与民人趋同。另一方面也表明,彼时社会公共道德对闲散皇族身份特权所形成的压力已经愈来愈大。

蒙汉文化交融视域下和瑛家族的边地纪行文学

清代蒙古族和瑛文学家族以诗、文、赋等多种文学形式,结合自身经历对边疆生活、祖国统一作了多方面的反映。文章从三个维度对和瑛家族的边地纪行文学进行研究。其一,和瑛家族对边地奇特山水的刻画。和瑛纪行诗描写了仕宦之地奇特的自然地貌及当地的奇花异草,呈现出边地自然景物的壮美之风。锡珍《使东诗草》纪行诗展现朝鲜自然山川的独特面貌,表现了朝鲜山水的气势磅礴之美。其二,和瑛家族对边地独特风情的描绘。和瑛纪行文学展现了西藏、新疆等仕宦之地的风土人情、宗教习俗;壁昌纪行文学展现了新疆的民俗风情;锡珍《奉使喀尔喀纪程》《使东诗草》等纪行文学描绘了蒙古、朝鲜等奉使之地的风俗民情。其三,和瑛家族纪行文学体现了大一统的政治思想。和瑛纪行诗反映了民生疾苦及儒家治边理念;壁昌推行儒家的治边思想;锡珍出使朝鲜诗中也表现出儒家的政治思想。和瑛家族大量的边疆纪实作品为我们了解清代边地的沿革变迁、风土人情提供了形象化的资料,对考镜边地人文地理有参考价值。

清嘉定进士王元勳研究

本文综合运用方志、诗文集、家谱、诗札等传世文献和文物,钩沉发覆,考探嘉定乡贤、乾隆四十三年(1778)进士、徐州府教授、著名诗人王元勳的门第和科途、诗业和著作、师友和弟子,以期弥补史乘记载之疏略,较完整地勾勒出其一生履历和行迹,并还原其某些具体的生活片段。

论北朝家训的创作及其儒学意蕴

家训作为一种特殊应用文体,在中国古代有着深厚的根基和悠久的历史。具体到少数民族统治下的北朝家训,其变化与发展又具有鲜明的地域和时代特征,既缘生于聚族而居的生活方式对礼法制度规范的渴求,也脱胎于动荡难安的政权所催生的士族保家安族的心态。北朝家训在教子立身方面注重个人品德修养的锤炼,在睦亲治家方面注重家庭伦理秩序的建立,其自身所蕴含的丰富的儒学思想,进一步推动了家训在基层社会的普及,巩固并夯实了社会统治的思想基础。如若通过汲取与剔除、继承与扬弃,完成批判性的当代价值转换,则又可以发掘其现代意义。

论宋代户绝之家的财产继承——以《名公书判清明集》为中心

宋代户绝继承法在继承前代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户绝之家财产继承制度不断趋于完善与严密。结合《名公书判清明集》中案例分析可知,依身份不同,寡妻、女儿、继子等享有不同的继承权。寡妻改嫁丧失对亡夫财产的继承权,但嫁妆除外;寡妻守志享有不完整的继承权。继子的财产继承权受身份影响,立继子继承权等同于亲生子,命继子继承权受到比例与数额限制,且在有女儿时进一步受限。在室女、归宗女与出嫁女的继承权依次递减,且在有命继子时被进一步削减。

从乔家大院晋商风貌窥见清末至民国时期女性服饰变革分析

皇家看故宫,名宅看乔家。晋商作为十大商帮之首,其中山西祁县乔家大院是为晋商之瑰宝,是中国古建大宅院里保存最完整、最经典的一座具有社会性的院落。严谨的家风家规,重义轻利的经商之道,处于时代变革风潮中的乔家大院经历兴衰,是独树一帜的文化代表。该时期晋商女性有其进步性和落后性,本文从三晋服饰文化出发,从政治、思想、地位的转变展开对清末民初女性服装的变革分析。

“中华法系”辨正

“中华法系”是近代比较法研究中出现的概念,其最初是近代学者对中国古代法的一种阐释,清末变法修律后,中华法系瓦解。民国时期,学界在对中华法系的研究中见仁见智,未能形成共识,致使一些学者力倡的“复兴中华法系”“建树新中国法系”的主张不了了之。20世纪50年代后,有关中华法系的研究多回归学术,对中华法系去芜存菁,继承其优秀成分成为现实法治建设与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

1756年衍圣公请废告子从祀裁减庙户案辨析

1756年,孔子第七十一世孙衍圣公孔昭焕向清政府提出废除“告子”从祀及裁撤孔府庙户的请求,却遭到乾隆皇帝严厉批评,甚至险些失去爵位,使孔府一时人心惶惶。通过此案件的分析,还原其来龙去脉后,可知孔昭焕请废告子从祀有其理论根据,并非不符礼制。但乾隆皇帝仍借庙户问题,严惩孔昭焕等人,并趁机收回孔府选任曲阜知县的人事权,借以打压孔府势力,贬低其道统地位,而清政府也借此以更好地维护自身在地方管理中的权威及其礼教上的正统地位。

清代都邑社会与蒙古文学家族的转型

清代八旗文学家族多兴起于北方草原及东北的白山黑水之间。在大清定鼎中原的过程中,满蒙汉军八旗作为政治共同体,发挥了巨大作用,并一起进入京师,后因八旗驻防制度的颁行散布于都邑社会中,八旗家族生活重心也因之而由游牧地带迁往京师及重要驻防城市。生活地理空间的变化导致八旗家族在社交范围、价值观念、仕宦途径等方面都和早期成员有所不同。即以蒙古文学家族而言,作为个体的蒙古家族士人兴起、繁盛,家族成员心理基质发生变化,家族文化或由武转文或文武并重,鲜见单纯重武者。这些变化直接反映在了他们关于家园变迁的文学书写中。随着时代发展,清代蒙古家族的民族个性趋于模糊,他们在文化认同书写中建构并铸就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家国情怀得到深度展示。

明清女教类善书传播与戏曲中女性形象研究

明清时期劝善书集中编撰,流布传播深远,形成了规模浩大的劝善思想文化运动。以“女四书”为代表的明清女教类善书在编撰和传播上出现新的形式,思想上传递出新的涵义,以德为本、孝贞节烈、因果报应等原则与观念影响着明清戏曲中女性形象的创作。精英阶层家庭的女性在箴规内则的教育外,接受了多元文化艺术教育。规训与觉醒的矛盾与调和鲜明地体现在明清传奇戏曲女性形象的塑造中。

论土司史料的发掘——以元明清时期唐崖覃氏土司为例证

以元明清时期唐崖覃氏土司为例证,从土司及其史料发掘、土司史料发掘存在的问题、土司史料发掘的对策等3个方面,对土司史料的发掘进行了讨论。认为虽然对元明清时期唐崖覃氏土司史料发掘取得了一些成绩,但问题依然存在。建议在发掘史料目的性、发掘史料真实性、发掘史料完备性、培养史料共享意识等方面做出努力,期望能为土司学界在相关领域进一步发展提供到助力。

返本开新:以明清家训文化涵育新时代德育工作的实践进路

构建新时代德育工作体系不能摒弃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亲缘关系,要以明清家训“修身之道”涵育个人健全人格、以“齐家之道”涵育家庭美德、以“处世之道”涵育和谐人际关系。受到特定历史条件和封建制度的制约,明清时期的家训文化也呈现出良莠不齐的状态。因此,以明清家训涵养新时代德育工作要坚持去伪存真、古为今用、知行合一的基本原则,在返本开新中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构建新时代中华民族价值共同体,增强德育工作的吸引力、感染力、亲和力,从而为新时代高校德育工作找到一条具有可操作性的实践路径。

清代礼俗音乐文化的历史溯源

礼俗音乐包括官方礼仪中的仪式音乐和民间礼俗活动中的音乐。文章考察了清代释奠礼乐,论证其官礼乐制是对宋明礼乐的继承和发展,有守成之制,也有务实整合创新,一脉延续中华治国之礼乐思想;其民间礼仪深受“朱子家礼”的影响,可追溯至北宋“礼不下庶人”的历史渊源;其宗族家礼仪式用乐中,也可管窥到上古《诗经》歌曲,如“二南”等对后世的深远影响。

明清沁樊文人以诗传训的家训方式及思想内涵阐析

明清时期,沁樊文人常用的家训方式是以诗传训。他们留存下来的大量的家训诗呈现出丰富的思想内涵,主要表现在以耕读传家为主,同时又重立志、淡名利、奉勤俭、择善友等。究其原因,与中国传统农耕文化的育养和儒家文化的浸染是分不开的。这种便捷的、春风化雨般的家训方式默默地滋养着沁樊后人,终于造就了明清沁樊地区文化的辉煌。

风清气正:中国传统优良家风的历史经验——以明清常州庄氏家族为例

家风是一个家庭价值观的体现,是社会美德的一种表现形式。新时代的家风建设起到了塑造人、培养人的重要基础性作用。该文归纳了中国传统社会包含的重视忠诚立家、从严治家、修身齐家、耕读传家、勤俭持家、实干兴家的优良家风;并分析了明清常州庄氏家族的优良家风内涵;最后总结了明清常州庄氏家族,作为文化世家,为今后社会塑造、培养优良的人才提供的借鉴价值,也为新时代家风建设提供丰富的历史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