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举家迁移对教育支出的影响研究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和实地调研发现:存在子女随迁现象的新生代农民工家庭均为举家迁移。举家迁移显著增加家庭教育支出,随迁子女数与家庭教育支出显著正相关。家中既有男孩又有女孩的举家迁移家庭教育支出显著增加,家中只有男孩的家庭教育支出显著高于家中只有女孩的家庭。相比中部和东部,西部新生代农民工举家迁移显著增加家庭教育支出。建议积极落实“两为主”“两纳入”“两统一”“同城化”等随迁子女教育政策,切实减轻农民工家庭教育负担;统筹义务教育资源均衡配置,努力缩小教育区域化差异;完善户籍制度和流动人口服务体系,衔接城乡有关社会保障与福利政策,促进农民工随迁家庭整体市民化。

家庭资本对返乡创业农民工进城定居意愿的影响研究

促进返乡创业农民工进城定居对提高新型城镇化水平具有重要作用。本研究基于西部地区脱贫县388名返乡创业农民工的调查数据,采用熵值法赋权家庭资本各维度指标测算综合得分,实证研究返乡创业农民工家庭资本对其进城定居意愿的影响。分析发现丰裕的家庭资本显著正向影响返乡创业农民工的进城定居意愿。进一步研究发现,家庭资本丰裕的返乡农民工通过提高创业收入进而增强他们的进城定居意愿。此外,创业经历缩小了不同家庭资本存量的返乡创业农民工之间的进城定居意愿差异,即创业经历在家庭资本和返乡创业农民工的进城定居意愿之间存在负向调节作用。据此,本研究分别从提升返乡创业农民工家庭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经济资本以及优化创业环境等四方面提出可操作性的建议,促进返乡农民工创业绩效提升,助力其实现进城定居意愿。

新生代农民工的家庭再生产与乡村发展——基于打工地和输出地的城乡多点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离土出村”之后,其家庭再生产安排深刻影响乡村发展。基于打工地和输出地的城乡多点研究发现,由于打工城市的排斥,新生代农民工将家庭再生产嵌入乡村社会,形成代际联系紧密的直系留守家庭,通过拓展留守家庭经营、为下一代加盖房屋等促进了乡村发展。然而,近年来农民工输出地的县域城镇化提供了新的家庭再生产空间,很大一部分新生代农民工的家庭再生产发生上移,家庭劳动力和家庭经济资源从乡村抽离,造成留守家庭规模锐减、经营萎缩、盖房停滞等乡村空心化现象。与此同时,大量新生代大龄单身男工因难以实现家庭化而陷入家庭再生产残缺,与留守家庭的联系逐渐疏离,不愿参与留守家庭经营和房屋营建,导致农地抛荒、房屋破败、照护危机等乡村发展困境。本研究有助于修正新生代农民工“离土出村”造成乡村空心化的线性变革观点,突显家庭再生产分析对理解其与乡村发展的复杂关系的重要意义。

家庭化迁移对农民工相对贫困的影响研究

劳动力迁移与贫困之间的关系已被广泛讨论,但是鲜有关于家庭化迁移与农民工相对贫困关系的研究。采用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综合运用计量分析模型讨论家庭化迁移对农民工相对贫困的影响。结果表明:家庭化迁移会显著提升农民工相对贫困的程度;家庭化迁移可能会导致农民工在就业方面陷入不利状况(就业不稳定、工作收入低),进而影响其相对贫困的程度;家庭化迁移对农民工相对贫困的影响在不同性别、出生世代和受教育程度中存在明显的异质性。因此,需要从整体提升农民工家庭的家庭发展能力和重点改善农民工群体的就业状况两方面出发,以缓解家庭化迁移对农民工相对贫困的不利影响。

家庭规模、子女状况与农民工幸福感

为了考察农民工家庭规模、幸福感的关系,以及子女状况在其中的作用,基于2021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CGSS)的微观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家庭规模、子女状况、幸福感之间存在两两正相关关系;子女状况在家庭规模与幸福感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因此,提高农民工幸福感可以从扩大农民工家庭规模,支持农民工家庭子女数量增加的角度入手,也为减轻社会老龄化造成的负担提供了有力支持。

低收入流动女性劳动者的时间贫困及其影响因素

城乡二元制下的低收入流动女性劳动者面临养家糊口和照料家庭的双重压力,她们不得不牺牲个人时间以兼顾工作与家庭,易陷入时间贫困。文章采用解释性混合研究方法,基于2020年CFPS数据,测算三类时间贫困指标并分析影响因素;深入访谈低收入流动女性劳动者,探寻其对于时间贫困的主观感受。研究发现,低收入流动女性劳动者的时间贫困是社会结构和群体特性综合作用的结果,劳动市场的不公平待遇、无酬工作的“隐形”和家庭内部的角色固化、个人主体意识的缺失使其更易陷入时间贫困。由此提出规范有酬工作时长、实施发展型家庭支持政策、完善兜底保障体系等政策建议,模拟政策改变后的积极影响,以期改善低收入流动女性劳动者的时间贫困问题。

SPECIAL ISSUE： MIGRANT WORKERS IN THE COURSE OF URBANIZATION The upbringing and educ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children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随着过去20年来中国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大规模转移，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多数都把子女留在家乡，部分子女跟随父母到了城市。无论是“留守”还是“流动”，这些农民工子女的抚育和教育问题一直都是社会和学界关心的重要问题之一。本文试图通过对2006年“珠三角”3000多名农民工的调查资料中反映的有关农民工子女的抚育和教育方式的分析，理解农民工子女“留守”家乡和“流动”到城市的影响因素，发现在控制了农民工个人和家庭因素之后，农民工来源地的区域差异仍然是影响他们的子女“留守”或“流动”的重要因素。“地区性壁垒”存在的原因和机制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的问题。

家庭视角下县域城镇化的实践路径——基于新生代农民工的多点调研

县域城镇化表现为进城购房的刚需化、子女教育的城镇化以及生活方式的中产化。当前农村家庭正在经历城镇化目标转型,由此形成了“一家三制”的家计模式,其中代际支持起着重要的作用,包括直接的财富转移(购房、彩礼)、老漂、城乡两栖、自我养老等多种形式。农村新三代家庭的家庭再生产由此在“城—县—乡”之间进行拆分,并形成多种分工组合,呈现出流动性、碎片化、离散化的特征。因此,中西部地区的县域城镇化具有消耗性、过渡性、符号象征性等特征,它仍然是一种半城市化。

促进抑或抑制:农民工就业质量对土地流转的影响

农民工就业质量对土地流转的影响尚未得到足够关注,但其比就业数量的影响更为重要。本文基于2017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从土地流转和土地流转租金两个维度考察了农民工就业质量对土地流转的影响及其机制。采用CRITIC方法对农民工就业质量进行了测度,并通过IV-Probit和2SLS模型,解决内生性问题。研究发现,总体上,农民工就业质量对土地流转的影响显著为负,对流转租金的影响显著为正,经过内生性检验和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深入考察异质性后发现,在配偶随迁和配偶子女同时随迁两种情形下,农民工就业质量对土地流转的影响显著为负,当农民工家属全部随迁后,影响效应已不显著。机制分析发现,农村拥有宅基地对土地流转具有遮掩效应,城市购买住房对土地流转具有中介效应。本文的政策含义在于,为农民工家庭融入城市提供必要支持,规范土地流转市场化建设,推动进城落户农民承包地有偿退出。

城镇化路径对农民工城市化质量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家庭团聚与迁移稳定性理解农民工城市化质量,并采用“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评估异地城镇化和中心城市城镇化路径的影响。研究发现:(1)中心城市城镇化对农民工家庭团聚与迁移稳定性有积极影响,异地城镇化路径不利于城市化质量的提升;(2)基于中西部子样本进一步分析发现,中心城市城镇化路径显著提升了农民工城市化质量,而异地城镇化则导致家庭与生活的紧张关系;(3)使用工具变量处理内生性问题后,结论依然稳健。在此基础上,提出以农民工家庭迁移与稳定性为目标的多元城镇化路径的建议。

中心城市迁移对农民工城市化质量的影响

既有关于农民工迁移的“大城市偏好”研究主要关注其经济收入回报,忽视了中心城市对迁移家庭的非经济福利影响。经济福利是家庭核心成员迁移阶段关注的基础目标,而最终目标是追求家庭“生活质量”。通过搭建城市化质量框架,分析中心城市迁移对已婚农民工城市化质量的影响,关注中心城市迁移对自主迁移农民工以及随迁者收入等经济福利的影响,同时也关注中心城市迁移对农民工的团聚——夫妻共同迁移和子女随迁的家庭迁移等非经济福利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心城市迁移优势不仅体现在经济福利上,同时还体现在家庭团聚与稳定性等非经济福利方面,在农民工不同阶段迁移决策过程中,中心城市的优势均得到了有力支持。因此,无论是从提升农民工收入的角度而言,还是从关注未成年子女教育与发展的角度,均应强调在中心城市优先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改革,促进农民工家庭迁移。

家庭生命周期视角下珠三角农民工的居住选择及影响因素

以2017年珠三角6大核心城市1270份农民工抽样调查问卷为基础数据,采用交叉列联分析和无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方法,探讨处于家庭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4类农民工家庭(Ⅰ未育夫妻家庭、Ⅱ夫妻和未婚子女家庭、Ⅲ未婚者与父母家庭、Ⅳ空巢家庭)的基本特征、居住选择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4类农民工家庭的平均年龄、迁入地居住时长、受教育水平、月均收入和人均居住面积出现了有规律的分化。②4类农民工家庭的居住选择以城中村为主;Ⅰ~Ⅳ类农民工家庭分别在工厂宿舍区、城中村、商品房社区、保障房社区中选择的概率最高。③农民工居住选择的主要影响因素有家庭类型、个体因素、农村因素、迁移因素和区位因素,部分农民工的居住选择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工厂宿舍区-城中村-商品房社区的空间转移,体现了古典同化主义思想。本文基于研究结论,提出以社区为主体的政策建议。

城乡融合发展与高龄农民工“返县就业”——基于家庭策略的视角

近年来,随着城乡融合与县域经济的发展,许多被大城市劳动力市场排挤出来的高龄农民工并没有直接返乡,而是选择“返县就业”。从家庭策略视角出发,高龄农民工“返县就业”一方面体现为一种以“进城”为取向的流动经济策略,通过继续在县城务工,帮助子代家庭向上流动;另一方面体现为一种以“返乡”为取向的生存经济策略,通过县域内城乡双向流动,保持与乡村的社会经济关联,为自己返乡养老和子代城镇化失败保留人生退路。通过这种方式,高龄农民工创造性地将城与乡的结构性制约力量,转化为一种服务于家庭发展策略的能动性资源,在避免大规模失业风险的同时,进一步推动城乡融合发展。

农民工自雇就业与举家迁移

利用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探讨农民工自雇就业对其实现举家迁移的影响。研究发现:自雇农民工比受雇农民工更倾向于举家迁移,这一现象在女性、新生代、未受过高等教育、跨省迁移和高收入的农民工身上表现得更为明显。在运用工具变量控制潜在内生性、采取倾向得分匹配法纠正选择性偏误后,上述结论仍然稳健。同时,自雇就业也有利于农民工选择其他家庭化迁移程度较高的迁移模式,自雇就业对农民工家庭化迁移的正向影响随着家庭化迁移程度的提高而提高。农民工自雇就业促进举家迁移主要是通过城市独立居住和农村土地转出的家庭空间资源再配置机制实现,而配偶不工作和老人随迁等家庭劳动力资源再配置机制的作用相对较弱。研究结论表明,通过积极扶持自雇就业等灵活就业形式可以有效促进农民工实现举家迁移,为自雇就业农民工提供城市居住、农地转出等方面的便利有助于这一机制的实现,而城市则应针对性地制定符合自雇就业农民工特点的公共服务政策。

珠三角农民工的社区选择与社会融合

基于2017年珠三角农民工抽样调查数据,采用因子分析等数理统计方法探讨处于家庭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四类农民工家庭的社区选择与社会融合。结果表明:(1)珠三角农民工的社区选择有工厂宿舍区、城中村、老街区、保障房社区和商品房社区5种类型,其中以选择城中村为主,五类社区选择比例最高的农民工家庭分别是未育夫妻家庭、夫妻与未婚子女家庭、未婚者与父母家庭、空巢家庭;(2)居住在老街区的农民工整体社会融合最高,其次是商品房社区、保障房社区、城中村、工厂宿舍区;(3)老街区的文化和心理融合最高,商品房社区的经济融合较高,保障房社区的心理融合较高,工厂宿舍区和城中村的经济、心理融合较低,社交融合在五类社区中的差异较小。最后,提出以社区为单位推动农民工市民化和新型城镇化的策略。

家庭化迁移对农民工健康的影响机制研究——基于CMDS2017数据的实证分析

通过2017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在家庭压力理论的基础上引入生命历程视角,分析家庭化迁移对农民工健康的影响及其产生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家庭化迁移对农民工健康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其发生的中介路径在于家庭化迁移导致就业不稳定、子女上学难和工作收入低等家庭不平衡因素的形成。同时,家庭化迁移对农民工健康的负向影响,会因为较好的人力资本、职业地位以及家庭经济状况而得到缓解。进一步研究表明,不同家庭迁移模式对农民工在生命历程不同阶段的健康状况产生不同程度的负向影响。因此,需要推动农民工健康促进政策从“个体化”向“家庭化”转变,并注重农民工的群体差异性,以系统化的视角切实提升农民工的健康水平。

中国流动人口带眷系数及其影响因素

中国流动人口家庭由于空间分隔,家庭成员居住生活在不同地域,其家庭结构不同于通常家庭的结构。基于对流动人口家庭结构划分、迁移人员及其序次的分析,本文使用2010年下半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界定了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的带眷系数概念及其表现形式,分析了劳动年龄流动人口的人口学因素、流动居住因素、在居住地的收入消费等因素对流动人口带眷系数的影响,总结得出促进和阻碍流动人口合理流动的一些主要因素。

中国农民工的长期保障与回流决策

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农民工回流一直是影响我国城市化和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如何引导大规模农民工顺利流向城市并融入城市是当前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而农民工的回流使问题更加复杂化。以往研究主要关注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制度环境对农民工回流的解释,显然忽视了农民工城乡长期保障的影响效应。本文希望建立一个理论框架用长期保障解释农民工回流现象。首先根据已有文献对农民工回流原因的研究提炼了长期保障的涵义,将其划分为城市长期保障和农村长期保障;然后构建了一个基于长期保障的农民工回流决定理论模型,并在此基础上利用2013年全国8个城市农民工调查数据通过logistic模型进行计量分析和稳健性检验,验证了这一模型;最后根据理论和实证分析提出了城乡长期保障对农民工回流意愿的影响机制。在当前中国,长期保障才是农民工回流农村问题的关键。分析结果显示,城市长期保障的缺失是导致农民工回流的重要因素,且对农民工的远期回流意愿影响更显著,对就业身份为雇员的农民工影响更明显。城市长期保障对农民工的回流意愿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与用工单位签订劳动合同、住房性质为自购自建或者有城镇居民医保的农民工更倾向于留在城市;农村长期保障对农民工的回流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户籍地有耕地、有新农合或者上一年寄回老家钱物越多的农民工回流意愿更强烈。因此,健全劳动合同关系和城镇居民医保体系,解决农民工在城市的住房问题,有利于减弱农民工的回流意愿。

四川省凉山州彝族外出务工人员及其家庭成员艾滋病知信行现状调查

目的了解四川省彝族地区外出务工人员及其家庭成员艾滋病知信行现状调查。方法采用方便抽样的原则，问卷凋查四川省西昌市和昭觉县8个村的外出务工人员及其家属311人。结果共调查彝族外出务工人员及家庭成员311人，其中流动人口178人（57．2％），家庭成员133人（42．8％）。男性241人（77．5％），女性70人（22．5％）。平均年龄35．8±9．8（16～58）岁，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者占81．O％。外出务工者外出期间从事行业前3位依次为建筑业130人（42．0％）、个体经营82人（26．4％）和餐饮、娱乐等服务业29人（9．6％）。流动人El和家庭成员艾滋病平均知识知晓率分别为79．1％和64．9％，UNGASS5个关键问题平均知晓率分别为70．2％和59．1％，国艾办8个大众艾滋病基本知识平均知晓率分别为76．8％和64．4％。调查对象对婚前性行为、婚外性行为和多性伴持“肯定／无所谓”态度比例分别为42．9％、23．3％和26．3％，72．9％的人明确表示不愿与艾滋病感染者保持交往。18．8％的人有过多性伴行为。艾滋病相关知识主要来源于村干部（70．2％）、村医（65．2％）、电视（57．3％）和家人／邻居／朋友（55．3％）。喜欢的艾滋病传播材料类型主要为扑克牌／纸杯子等生活用品（68．0％）、海报／挂图／张贴画（58．2％）、传单（27．5％）和年历（27．1％）等。结论彝族地区外出务工者的家庭成员艾滋病知识知晓率普遍偏低，艾滋病相关危险行为高，艾滋病歧视严重。

已婚女性农民工的职业流动与收入效应——基于辽宁省的实证分析

以辽宁省的实地调研数据,从职业流动频率、流动方向、流动动因三个方面分析了已婚女性农民工的职业流动特征及其收入效应。结果表明,已婚女性农民工的职业流动频率不高,明显低于男性农民工;职业流动质量不高,多处于平行流动或未流动状态,向上流动较少;职业选择上处于劣势,多是被动流动。频繁的职业流动及向上流动对已婚女性农民工收入增长影响不显著,但主动流动有利于已婚女性农民工收入的增长。与已婚女性农民工相比,流动频率和流动方向对男性农民工收入增长影响显著,而主动流动对其收入增长影响不显著。因此,稳就业、增收入要重视已婚女性农民工的异质性特征,避免其陷入频繁流动和收入不增的恶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