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权诉求、宅基地流转与农村劳动力转移

当前城乡统筹发展实践中农民地权诉求常被忽略,而地权诉求是理解宅基地流转和劳动力转移的关键。本文基于5省11县2192份农户调查问卷数据,采用双变量Probit模型实证分析地权诉求对宅基地流转和劳动力转移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地权诉求对宅基地流转和农村劳动力转移具有显著影响,其中地权诉求强度具有正向激励作用,地权诉求越强的农户,其宅基地流转和劳动力转移意愿也越强。地权诉求结构作用显著,其收益性诉求起正向激励作用,而保障性诉求起负向激励(抑制)作用。宅基地流转和劳动力转移存在相互作用,而地权诉求是其共同影响因素。论文研究对未来的宅基地流转政策具有参考意义,通过充分理解和尊重地权诉求,构建与地权诉求激励相容的政策方案,共同推动农村宅基地流转和劳动力转移,可实现宅基地流转及其与劳动力转移的和谐性。

共有产权经济适用房的退出机制研究

文章分析了完善现行经济适用房退出机制的必要性。经济适用房退出的关键是对其产权进行科学界定,从根本上解决经济适用房的利益分配问题。共有产权制度运用到经济适用房制度中,从产权理论上给出了构建退出机制的基础。在共有产权制度下构建的退出机制解决了经济适用房上市增值收益分配的问题,体现了其巨大的优越性。

县城郊区村落非正规住房的人口流动和乡村城镇化效应——基于福安市三个城郊村落的案例研究

当前中国乡村地区正在发生着新一轮的自下而上的非正规城镇化进程,孕育于乡村集体土地上的非正规产权房是其中的一股特殊力量,但往往由于其“非正规性”而被忽视。文章基于福安市3个典型城郊村落的调研,揭示非正规小产权房的人口流动和乡村城镇化效应,并探讨其潜在问题。研究表明:(1)小产权房的发展使得乡村在就业结构、土地利用、物质景观和经济业态等方面历经了向非农化、城镇化和多样化的转变;(2)以小产权房为媒体吸引外来人口定居并在县域内形成链式和递进式的流动路径,本地村民通过建设/出售小产权房实现土地变现,并迁居城镇,提高了官方城镇化水平。研究认为,以小产权房为载体而带动的人口流动和城镇化效应,在现行法律约束和制度管理下存在发展和治理问题,如何有效应对是中国城镇化高质量发展进程中面临的一项重要挑战。

论我国居住权立法之必要性及以物权性为主的立法模式——兼及完善我国民法典物权编草案居住权制度规范的建议

我国民法典物权编应否规定居住权,取决于是否存在较大的现实需求。我国社会老龄化日趋严重,单从以房养老的视角即可证明我国具有确立居住权之充分必要。居住权立法应区分居住权本体和表征,处理好居住权的传承与变革之间的矛盾。我国民法典物权编草案将居住权定位于人役权,并规定居住权不得转让和继承,居住权期限限于居住权人生存期限,人为地限制了居住权适用范围,不利于发挥居住权在房屋多元利用中的优势。我国民法典应确立以物权性为主的居住权规范体系,"物权编"仅调整居住权的物权性关系,规定居住权一般规则;"亲属编"则兼顾居住权之人役性,规范特定亲属间基于保障性需要而产生的居住权。

关于《婚姻法司法解释(三)》有关房屋权属规定的思考

《婚姻法司法解释(三)》关于房屋权属的规定,引发了激烈的争论。随着解释的实施,人们的择偶观、婚姻家庭关系发生了变化。应当正确看待《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的效力、实施与作用,司法解释的适用应建立在正确、全面把握《婚姻法》基本精神和具体规定的基础上。最为重要的是,婚姻当事人需要加强自身的道德约束,树立正确的婚姻家庭观念,认真、严肃地对待婚姻家庭关系。

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关键问题、产权保障与重点突破

宅基地的公平取得、有偿利用、自愿退出和科学规划是土地供给侧改革赋予新时期我国农村宅基地制度优化的主要任务。推动农村宅基地布局结构调整和土地供给迈向中高端的关键是坚持和落实"一户一宅"制度。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推动现行宅基地制度自我优化的关键是必须建立定额使用、超额认缴、依法取得、合法占用的宅基地利用制度,而核心是通过构建市场化的自愿退出机制与逐步扩大的宅基地"两权"来有效维护农民权益。当前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需要重点突破的是小产权房乱象,破解遗留已久的小产权房问题,必需谨慎选择小产权房逐步实现合法化的推进策略,才能最终建立起宅基地存量与增量入市相统一的规划监管制度。

住房、家庭与流动——中国住房对人口家庭化流动和流动家庭的影响

基于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和2017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构建二元逻辑回归模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以及刻板序次回归模型,探讨了住房产权和住房支出对人口家庭化流动、流动家庭规模与结构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在流入地拥有住房产权的流动人口更倾向于家庭化的流动方式,其在流入地的家庭规模更大,家庭结构更完整;住房支出越高,流动人口发生家庭化迁移的可能性越大,其在流入地的家庭规模也越大,家庭结构越完整。

论住房的双重性质 基于家法则与契约自由原理的观察

在我国宪法与法律中,“房屋”是个财产性的概念,“住宅”与人格直接相关,是个人格性的概念。有一个自己的家,同时拥有一定的财产,是中国人民在不同历史时期为之奋斗的基本善,也是宪法上的人身权与财产权保护的对象。在计划年代,城镇居民的住房是以社会总产品为后盾并参照家法则配置的住宅;住房制度改革后,住房转而逐渐成为基于契约原理形成的房屋财产。家法则与契约自由原理形成双重可变的复杂关系。“房住不炒”是以人民为中心的住房理念,是恩格斯住房观的中国化。贯彻“房住不炒”,既要反对市场家庭化,也要反对家庭市场化。建设更好的市场需要对不完全契约进行修正,而家法则作为“隐秩序”,可以托庇在较好平衡了契约自由话语与公共服务属性的非商品化公租房合同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