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储欣《唐宋八大家类选》对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的继承与发展

作为首部广泛流传的八大家选本,茅坤的《唐宋八大家文钞》自刊刻以来,对文人学者在唐宋文接受及唐宋文选本编选方面都产生了一定影响,清初储欣就是其中之一。储欣编选《唐宋八大家类选》,在选篇、体例、思想上继承茅坤《文钞》。但因受明末清初意识形态、文体流变等因素的影响,承中又有变化,体现了文学观念、学术思想流变对古文选本的影响。

承古、远古与变古适今:唐宋时期的家礼演变

唐宋家礼有一个逐渐发展演变的过程。唐代家礼以"承古"为主要特征,按据经典旧仪撰著礼文;北宋虽亦以《仪礼》旧文为基础并承袭前代家礼仪制,但是参以时宜、折衷古礼传统的"远古"倾向已经变成北宋家礼的主旋律;至于南宋,家礼修撰呈现出新的面貌,"变古适今"原则在家礼中充分凸显出来。由唐至宋,家礼的发展过程,是家礼从集中于世家旧族之中逐渐扩展到科举官僚士大夫家族之中,再渐趋外延到广泛层面的士庶家族的过程,也正是在此过程中,家礼影响在不断扩大。

唐宋时期从“村坊制”到“城乡交相生养”

李唐王朝建立后 ,吸取隋炀帝施政失败的教训 ,尊重当时的城村各居的事实 ,推行了村坊制 ,即村自村、坊自坊的以土断之的管理方法 ,有效地维护了政权的稳定。“乡村户”与“坊郭户”出现的直接原因是由于国家财政对货币的大量需求 ,随着国家财政对货币需求量的不断增长 ,政府逐步放宽商业政策 ,提升工商业者地位 ,刺激了城市的发展 ,标志着真正意义上的“城市”与“农村”的形成 ,这个过程相伴随的则是城乡差别的出现并进一步拉大 ,宋代出现的“城乡交相生养”则是其具体反映。

唐宋家训发展演变模式探析

唐宋是中国古代家训发展繁荣时期,唐宋“诱导型”的文化垄断,家训自身的理论化、系统化,印刷术的发展三者促进了唐宋家训由上而下的发展;家训文化的源起,社会阶层的半开放式流动,平民化宗法制度的兴盛促成了唐宋家训由下而上的完善,并最终走向繁荣。

唐宋祆祠庙祝的汉化——以史世爽家族为中心的考察

文章考察了史世爽先世受牒的历史,认为唐代萨宝府下的祆正、祆祝,专为管理胡人信教而设,属中央王朝的职官体系。经历了安史之乱和会昌灭法后,祆祝的任免权已转归地方官,其祆教色彩渐淡。至宋代,祆祠更纳入中原王朝的祭礼,成为地道的汉人信仰。唐宋之际祆祠庙祝任免权的变化,正反映了这一外来宗教如何逐渐融入中土社会。

唐代高门士族入宋后裔考略

唐宋时期的社会变革,在各个社会领域均有不同的表现。门阀士族退出历史舞台,应算是阶层变动中的明显特征之一。崔、卢、李、郑是唐代最具代表性的高门士族,至宋朝时,这些家族的社会地位发生了很大变化,其后裔已难以再凭借门阀而"显著",亦难以像先朝一样以门阀相矜。但是,某些适应宋代社会环境的支系,仍然可以不断培养出仕宦成员,成为两宋世家大族的组成部分。

试论唐宋家训文献的转型与特点

传统家训是我国古代社会形成和繁盛起来的以治家和教子为目的的文化形式,它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到了唐宋时期,由于受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因素的影响,家训文化也进入了一个成熟和繁荣的发展时期,传统家训从内容到形式都较前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并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点。

唐宋之际亲情诗的变迁与士人家族观念的转型

唐宋之际的亲情诗可分为思亲诗、家居诗、训诫诗三类。思亲诗的衰弱与家居诗的壮大,体现了亲情诗抒情性的降低和叙述性的增强;训诫诗内容的变化,则体现了士人家族观念从"家园"转为"伦理",从精神性转为实践性;而士人家族观念的转型,从根本上决定了亲情诗的变迁。

论唐宋时期女儿对家庭财产的占有权和支配权

唐宋时期,有子嗣人家的女孩子不能参与财产的直接继承和占有。女儿所能得到的娘家家产只有少量的私财和奁产陪嫁。民间通行的女儿占有和支配娘家家产的方式主要有:奁产陪嫁、招婿入赘、立嗣外甥外孙、遗嘱继产等。

唐宋逃户与社会流动关系研究

逃户问题历来是我国封建社会普遍存在的一个社会现象。唐宋时期逃户现象依然十分严重,但这一时期的统治者迫于形势,在民户逃移政策上已由原来的政治强制为主转变为经济鼓励为主,在户籍制度上也做了相应的调整。正是基于此,民户的迁徙自由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实现,使社会流动成为可能。

“画荻和丸”:唐宋科举家教下的母训书写

母训是中国传统社会家庭教育的重要方式。唐宋推行科举考试以来,受到功利思想的影响,母亲也成为家庭科举教育的主要角色。特别是在男性缺位的单亲家庭,母训更是子辈学习科举的动力。在这些女性的训导下,子辈们大多能考取功名,并且很好地延续了家风。她们教育的方法和效果也得到了社会的认同,很多作品就真实地反映了母训在家庭科举教育中的作用,充分体现了古代女性社会角色的重要性。

唐代士族家训探析——以柳玭家训为重点的考察

唐代是士族的转型期,传统士族逐渐走向衰落,其政治优越性日渐消衰,而文化传统和文化优越感则仍绵延不绝。以家训为标志的柳氏家风家教,是河东柳氏在政治地位衰落后继续保持文化高门的保障。其家训内容凝聚着唐代士族的家训理念,与六朝士族家训和其后的宋代士大夫家训既有承传,也体现出时代和家族性质的差异性。

我国隋唐史研究的现状与展望——以2005年大陆地区的研究成果为主

隋唐史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热点,近年来,每年发表的学术论文都有数百篇,著作数十部,要对如此之多的研究成果进行评述,并非易事。本文主要对2005年我国大陆地区隋唐史研究的成果进行了评述,在正确评估当前研究现状的基础上,对我国隋唐史研究的发展趋势和研究方法进行了评介,并对今后一段时间内隋唐史研究的发展做了展望,对当前研究中存在的种种问题也进行了剖析。

唐宋时期“同居合活”家庭简说

弟兄们分家以后又合在一起生活的家庭,称为"同居合活"家庭。唐五代时存在的这种特殊家庭源于兄弟互相关照的需要,一旦这种相互关照不需要了,或者没有能力继续关照了,"同居合活"便自然终止。宋代兄弟家庭的"同居"从原来的生存需要变成一种孝悌精神的追求,甚至变成一种博取"义居"名誉的方式。"同居合活"家庭的存在反映了历史上家庭形态的复杂性、多样性特征。

从“尚阀阅”到“贵人物”——唐宋官宦世家婚姻价值取向的比较

唐宋时期,官宦世家缔结婚姻的价值取向,发生了比较明显的时代转变。唐代官宦世家婚姻的主流价值取向是崇尚阀阅,表现为旧门间互通婚姻、新贵攀附旧门以及新贵间互通婚姻。宋代官宦世家则崇尚人物,表现为对婚配对象的才能、修养、资财和家世的重视。这种转变是与唐宋时期社会结构的变迁相一致的,其核心取向仍然是人们的社会地位。

《袁氏世范》与宋代民间社会建设

民间社会建设的实质在于以“礼”化“俗”,在这一进程中又包含两个层次,即“以礼训俗”和“由礼变俗”,前者是由上而下的教化,后者是民间社会的自我“礼”化。宋代民间社会发展的核心机制是由“礼”转向“俗”,这一过程是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科举制度昌盛带来的人才外溢效应而实现的,以往为上层社会掌控的“礼”逐渐下渗,民间社会主动将其吸收,转变为适合基层发展的“俗”。家训作为一种重要规范,在民间社会的发育中起着重要作用,是民间自我“礼”化的重要方式。而《袁氏世范》作为一部训俗的家训,不仅是家训由“礼”转向“俗”的重要表征,更是宋代民间社会建设的范本。

陆游与唐琬婚姻考--兼论宋代婚姻制度与习俗的若干特点

陆游和第一任妻子唐琬系中表婚,但陆母唐氏与儿媳唐琬并非直系的亲姑侄。中表婚是宋时社会流行的缔结婚姻的方式。绍兴十四年,20岁的陆游与唐琬一起,元夕节在临安一起赏灯;秋季菊花盛开时,夫妇二人共做菊枕。概言之,成婚于当年的陆游与唐琬,感情甚笃。绍兴十四、十五两年陆游未参加科考,成为陆母不喜儿媳的重要原因。但陆家出儿媳的合法理由,是唐琬不能生育。男女社会地位差别明显的宋代,男子出妻不少时候是从家族角度考虑,在此情况下妇女极为被动。唐琬再嫁的赵宋士字辈宗子,此前当有过婚姻,并留有若干名子女。带着“世情薄,人情恶”的幽怨,唐琬过早地香消玉殒。与陆游的长寿相比,唐琬的境遇令人唏嘘。生活空间局限于家庭的妇女,不幸婚姻对其的影响,远大于有仕途的男子。

唐宋时期家训文本的家庭教育思想探究

唐宋时期是家训文化由成熟至繁盛的集大成期,受到这一时期经济发达、民族融合、文化大同、风气开化的社会背景影响,家训文本流传度较高,内容系统、类型丰富、思想开放,成为记录各阶层民众家庭教育思想内容的重要来源。这一时期的家庭教育思想内容以人的社会属性为依托,注重人与自我、人与社会、人与天下的关系,凸显尊儒学、重科举、讲实用的基本特征,在树立价值立场、培养生活技能、明确教育内涵等方面,对当代家庭教育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唐宋国家礼乐机构变迁考

古代中央王朝素重礼事,有“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观念。由唐至宋,国家礼乐机构职能关系几经迭变,其原因关涉社会实际需求的变迁,以及中央官制的调整,尤与尚书六部体制的调动关系密切。礼部、太常寺共掌礼事的格局是建立在尚书六部政务运行体制下的,当尚书省地位下降,职权被剥夺时,会有新机构代替礼部、太常寺行使礼乐职权;只要尚书政务运行体制存在,礼部、太常寺共掌礼事的格局就不会被打破,即使在不同时期仍会有一些临时性的礼乐机构,但这些机构无法对礼部、太常寺权力造成分割。

“别是一家”与“自是一家”——唐宋词论之“本色论”辨析

"本色论"是中国词论史上的一个重要理论命题。晚唐五代是"本色论"的奠基期,集中表现为"词为艳科"。北宋是"本色论"的争鸣期,表现为以苏轼为代表的"自是一家"之论与以李清照为代表的"别是一家"之论两条线索的争鸣。南宋是"本色论"的补充发展期,王灼、胡寅的"情性论"是对苏轼"以诗为词"论的发展,张炎的"雅正""清空"是对李清照"别是一家"论的发展。唐宋词论中的"本色论"是两条线索的不断争鸣、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