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代军人的抚恤优待政策

抚恤优待包括精神鼓励和物质奖赏两个方面,是社会保障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明朝针对军人采取了一系列抚恤优待政策举措,如褒扬阵亡将士,厚恤其遗属;抚恤伤病残军人和老年军人;优待现役军人军属等,并上升到法律制度的高度,成为稳定军心、安邦定国的良策,是其维护统治的重要政策支撑,对后世的抚恤优待制度建设有一定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重命”与“伪道义”:东晋南朝“荒政”制度新论

由于“天灾”“人祸”的双重打击,促使东晋南朝时期的“荒政”制度呈现出“多样化”“体系化”的发展趋势。这一制度有着鲜明的“重命”色彩。君王们之所以重视民命,客观上与“天灾”“人祸”这一因素有关,更重要的是主观上受儒、佛、道三家思想综合影响下所形成之帝王“重命”观的影响所致。该观念一经产生便深刻影响了其时“荒政”的制定与社会的发展。然而,君主观念上的重视民命,并不意味着其实际行动就一定“民本”“道义”。这一时期的“荒政”制度自其制定与执行伊始,便具有帝王权术运作用以安定民心之“把戏”的性质。虽然其对当时社会在备灾、防灾、救灾、抗灾以及对于民命的保护等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这并不能掩盖深藏于其下君主维护王朝的“政权合法性”之目的。

明代马船户与夫役编佥研究

明代马船户属于民户中的次生户籍,户下人丁充当马船水夫,总数约两万名,隶属于南京江淮、济川二卫,承担修造船只和运送贡品的差役。马船户主要源于洪武时免军充役,在清勾、佥妻等方面,都与军户类似,具有军、民双重性。由于马船夫役繁重,明中期逐渐折算工料银,始于弘治八年,确立于嘉靖十二年,总计约八万两,摊入田亩征收,随南粮解送至南京兵部,由官方雇役。马船夫役折银使得船户负担得以减轻,原籍与卫所船户的联系不再紧密。在明代赋役制度演进中,马船夫役改革可视作一条鞭法的先驱,又因一条鞭法推行而稳固下来。

葡萄牙与明朝的初期交往述论

明朝正德末年,被称为“佛郎机”的航海强国葡萄牙远洋东进到中国。葡萄牙人积极谋求叩开中国的海关之门,以便进行商品贸易,攫取巨额利益。葡萄牙在与明朝的初期交往中,尝试以海上强国的姿态先后采用了出使、战争、走私等手段,最终都无法叩开中国贸易的大门。在历经三十年的武装冲突与走私贸易失败之后,葡萄牙开始向明朝正常缴税,按照中国规定办事。面对葡萄牙的叩关,明朝先是实行海禁,其后逐步开海开市。

明中后期朝廷对藏交通政策的转变及影响

明代是汉、藏交通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明中后期,朝廷在内地与西藏的交通问题上发生了一次重大的政策转向,改变了朝廷使臣和藏族朝贡者以往主要由甘青故道进出青藏高原的传统,开始以途经康区的川藏道作为正驿。明中后期的川藏官道,大致路线应为:出碉门,过打箭炉,然后往北行经今天的道孚、炉霍、甘孜、德格,至昌都,最后抵达拉萨。明代汉藏交通重心南移,是明王朝根据当时政治、经济、民族关系等各方面形势的变化而作出的选择。相较西北甘青地区的动乱以及所面临的蒙古部族的威胁,川藏道途经茶叶产地,方便食茶的赏给,同时也有利于保护朝廷在西北的茶马贸易。十五世纪中叶以来,明王朝在汉藏交通问题上的政策转向,不仅改变了内地与西藏之间交通的格局,导致了汉、藏交通重心的南移,而且对青藏高原政治格局的变化,以及后世治藏政策的演变都有着深远的意义。

从“一律”到“多元”:明代舆论生态的生成逻辑与历史图景

明代舆论空前高涨,并呈现出极具时代特色的复杂态势和历史意蕴。明初,重典治吏,士习卑下,舆论沉寂,生气索然;至中后期,政局常变,文化多元,舆论日兴;逮及明末,时局衰微,纲纪颓弛,舆论的多元诉求几乎一律转为救世讽时的哀惜和呐喊。明代舆论本质上是国家意志与道德说教的集中体现,也是官民意志与集体利益的别样表达,还是国家政治与公众话语的互动表征。明代官员、士民以批判者、警示者的身份,以独立、理性的精神气质,评议朝政,裁量人物,建言献策,不仅平衡了权力格局,维系了政治秩序,引导了国家政策,催生了政治文明,而且反映了明代舆论的普遍利益诉求、价值取向和政治情怀,并以舆论话题的独特方式展现了明代历史的真实图景。

汉瑶交融:明初广东治瑶政策述评

明朝初期,广东瑶人叛服不定,严重威胁明朝在广东地区的统治。明朝洪武年间(1368-1398)沿袭前代采取了剿抚并用的治瑶之策,其后永乐年间(1403-1424)采用重在安抚的治瑶政策,百年之间溪峒瑶区得以安宁。明初治瑶政策的实行维系了广东的和平稳定,对于汉瑶之间交往交流交融有着重要意义。

朝贡与海禁:明代海外贸易政策述论

海上朝贡贸易与海禁政策相辅相成是明代海外贸易政策的最鲜明特征。“朝贡贸易”是“华夷秩序”理念在经济领域的表达形式,“海禁”是“华夷之防”在海防管理方面的具体体现。明代海上朝贡贸易是统治者根据海疆客观环境变化不断调适的必然结果,如果将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不前的原因完全归咎于朝贡贸易和海禁政策,显然与事实相悖。

从明清方志看江浙地名中的通名“扇”

文章从历史、语言和地名本身等方面对太湖东南角水网地区以“扇”作通名的特色地名进行了研究,认为“扇”是吴地对水网地区“圩田”的形象称呼,它虽与田亩图中“扇”的得名原因相似,但两者互无引申关系。

“去武图存唐社稷,安刘复睹汉衣冠”--从清代《万国来朝图》中安南国使臣着明制常服谈起

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绘本《万国来朝图》(图1),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画体为绢本设色,无款印,存有多个版本,本文选取编号故六二七三,纵299厘米,横207厘米。①此图以写实的绘画手法展现了盛清时期庆祝元旦的盛大场面,画中描绘了包括乾隆皇帝在内的百余人,其中诸国朝觐使团声势浩荡,手捧方物,身穿别具特色的本国服饰,使太和门前成为“绮丽襕衫”汇聚之地。从图像的视觉呈现来看,安南国使臣着明制常服,在使团人群中格外醒目,这种服饰样貌完全有别于清制补服规制,为观者提供了一种“时空穿越”之感。对于封建等级制度极为严苛并拥有一套规章繁杂且精细的清朝而言,前代服饰的使用在本朝民众中是被明令禁止的,安南国的这一举动似乎挑战了清代的舆服制度,面对此举,乾隆帝的态度如何:“震怒”还是“视而不见”?

明前期北方灾荒与农业开发

政府不作为、农民贫困及生态恶化等诸多问题与明前期北方农业开发恶性互动,明代北方地区旋即陷入"开发→贫困→灾荒→开发"之区域贫困化怪圈。时人反思,农业开发应以富民为要,且以增加政府投入、加强管理及重视农业生产技术推广为良方;而强化社会保障功能,改善开发区人民生产生活观念与方式,实施各区域经济均衡发展战略是明代北方农业开发的历史昭示。

义民旌表:明代荒政中的奖劝之法

明代是一个多灾荒的历史时期,在赈济救灾方面,明朝政府发展了前朝劝分赈灾的措施,把旌表制度运用到灾荒赈济中去,这就是义民旌表。义民旌表主要是用道德表扬的形式来奖劝、酬答富民的仗义疏财。义民旌表在充实仓廪、灾荒赈济、稳定社会秩序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明后期“保富论”的兴起与此有着密切的关系。

明代地方监察体系与荒政

明朝中央为加强对地方社会的控制,在地方逐渐完善了一套复杂而又严密的监察系统,该监察系统督察并参与治理地方政务,荒政是其频繁介入的重要领域。明朝政府赋予了地方监察系统在处理荒政方面的一系列职责,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督察地方荒政;其二,协办地方政务,并在朝廷处理地方灾荒的应急机制中,充当重要角色。从实际效果看,多有治绩,并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地方社会的安定。但是随着其职能的转化、王朝政治的腐败等,地方监察系统处理地方政务的效能逐渐趋弱与萎缩,日益远离乃至背离了制度的预期。

从民族格局差异看明朝治藏政策的现实性-与元、清两朝相比较

与元、清二朝相较,明朝治藏明显不具有元之刚性,其制度也不如清之严密,而是采取了相对缓和且颇具弹性的施政策略。致之之由是多方面的,明朝面临的北部边疆民族关系格局和统治民族主体上的差异,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论明朝安全政策的环境影响

明朝一成不变的经济和军事安全政策实行超过200年，给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负面影响。以发展经济为目的的垦荒政策和人口政策形成恶性循环，在南方造成湖泊与河汊的减少和萎缩，在北方引起水土流失和荒漠化。确保国家军事安全的军屯、打草和烧荒等政策的实施加剧了荒漠化和草原的退化。所有这些负面环境影响都增加了中国自然灾害的发生频率，破坏了社会的稳定，最终威胁国家安全。

论明代的赈粥

赈粥,作为救荒的措施之一,以其简易可行、成本不高、救治迅速、颇具实效性而被明代社会广泛采用。从施赈的对象、赈粥的方法、粥粮的来源、粥厂的管理等方面,可以了解明代粥厂制度的基本状况,因而可以对其实绩进行了恰如其分的估量。而粥厂制度自身存在的种种弊端,其实正折射出明代荒政乃至经济、吏治的实际情形。

明清时期环北京地区的林业政策

根据历史资料的分析 ,明清时期当时政府为了保护北京都城的生态环境 ,采取了一系列保护生态、鼓励发展林业的政策措施。主要包括 :保护皇陵墓地森林树木 ;奖励河堤植树 ;发展植树造林、禁止滥伐 ;利用运河依靠南方提供木材、粮食等各种生产生活物资 ;设置税关 ,加强林业税收管理。这些政策措施 。

清代社会保障政策研究

清代在灾荒救济、养老抚幼、救助鳏寡孤独等社会弱者诸多方面都颁布了制度法令,同时,其社会保障事业也得到了社会力量的积极参与,在国家与社会的共同努力下,清代的社会保障措施较为系统全面,收到了一定实际效果,可以说,清代的社会保障政策已经达到封建社会的顶峰。而近代以来,随着社会形势的急剧变化和西潮的冲击,清代的社会保障政策也开始出现某些近代转型的迹象。

灾害与明代吏治

受"灾异天谴说"的影响,明人往往将灾害视为上天的谴告,视吏治不修为重要的致灾之由,整顿吏治为重要的弭灾之道。为消弭灾谴,明政府一方面主动加强对整个吏治的整顿;一方面在官员因灾上言的推动下,在大臣因灾乞罢的传统之中对人事进行调整。可以说,灾害的发生为吏治整顿提供了重要契机。反过来讲,吏治对灾害也有着重要影响。明前期吏治较为清明则灾害较少,或有灾无害;明后期吏治腐败则灾害较多,或小灾变大灾。二者相互影响,相互促动。

论元明清三朝的边疆治理制度

包括政治制度在内的边疆治理制度,是历代王朝统治边疆地区的重要手段,也是国家法治在边疆地区的重要体现。元明清三朝的边疆治理制度,较此前历朝的边疆治理制度有所发展。另一方面,元明清三朝的边疆治理制度,彼此间也有较大的差异,反映出此三朝治理边疆地区的思想和实践,受到统治者的来源及时代环境等方面的影响。在元明清三朝之中,清朝的边疆治理制度最为成熟和完善,不仅取得良好的施治效果,而且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