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刻本樊川文集夹注》文字研究

《朝鲜刻本樊川文集夹注》中所刻写的一些文字字形奇特．具有很大的文字学研究价值。特别是“■”、“敀”、“犻”等文字的写刻和“畫”、“■”、“■”等字的同时使用,为我们进一步认识汉字的内在规律,从理论上对汉字进行归纳和演绎提供了重要的材料。

论古文献磁性“司南”之证及“北斗说”之误

“司南”一词多义。《论衡》等古文献中记载的“司南”是否为磁性指向器,事关指南针发明史,学术界对此争论已久。2022年1月,有人再度发文,坚称中国古文献中的司南都不是磁性指向器。该文误以为《论衡》、《瓢赋》中的“司南”指“北斗”,称先秦著作《鬼谷子》“司南”句是虚妄之言。本文论证,不但《鬼谷子》、《论衡》、《瓢赋》中所载是磁性司南,而且《抱朴子》、《玄览赋》、《樊逊传》中的指南、司南也非磁性指向器莫属。“磁石引针”、“磁石引长针”、好磁石“悬吸针”、“磁针”及磁性“针石”与一系列古文献中的司南、指南相互参证,构成了中国古文献中磁性司南的明确证据链。

“宋案”重翻:戊戌党祸之余波

戊戌政变后,相当一批维新官绅遭到诛戮、打压。作为政变当日最先遭褫职的"康党",宋伯鲁虽然侥幸逃脱"戊戌六君子"的血腥命运,但政治上的清算并未终止。庚子事变后不久,重返故里的宋伯鲁再度卷入一场政治劫难。陕西按察使樊增祥先是矫诏捕宋,继又设计陷害,最终通过怂恿巡抚升允密奏,蛊惑朝廷旧案重翻,判宋"永远监禁"。这是两宫回銮后,因戊戌党案而遭二次追责的首例案件。作为戊戌党祸的余波,"宋伯鲁案"生动反映了清末新政初期乍暖还寒的政治氛围,以及受党禁影响,政治投机风的恣意蔓延。而宋的自救与他救,特别是中外各界对宋的普遍同情和广泛声援,既折射出庚子事变后的政情与舆情,也刺激清政府不得不对戊戌党禁作重新考量。

莒太史申鼎铭之“樊仲”考

莒太史申鼎铭中讲述器主申出身的铭文作"■仲之孙",对其中的"■"学界有不同的释读意见。不过,这些意见从字形到文意皆存在问题,因而"■"的释读值得进一步研究。清华简、上博简中有一类"樊"字的特殊写法,据此可知"■"从邑樊(或燔)声,在铭文中读为"樊"。铭文之"樊仲"即周宣王时的辅弼大臣仲山甫。器主申为名臣樊仲的后代,时任莒国太史。

说“燓”及相关诸字

初唐以前,"樊"可借为"燔,"字;"樊"字常写作"樊";后又由"樊"发展作"■"、■、■等形;再后来"■"及其异体则又常常被认为是"焚"的古字。《说文·火部》"焚"字作"燓",疑是时人已不知"燓"及其异体来自焚烧义的"樊"这个事实而造成的结果。清代写本文献保留有"樊"、"焚"互讹的情况,性质、过程与前者均不同,是字形相近带来的讹误。唐代石刻文献另有"■"字,很可能是"焚"字之讹,但也不能完全排除是"樊"字讹省的可能。

經史"焚""(■)"訛變四例

文章認爲,S.388《正名要録》“焚翔”的“焚”爲“樊”字之)。S.617《俗務要名林·火部》“■”,或者本作“樊(燓)”或其異體,其源头很大可能爲“焚”字;或者不同的人在傳抄該條時認字發生了變化,前一人認爲“■”是“焚”字,後來人認爲是“樊(燓)”或其異體字,從而把反切改爲“苻袁反”。《龍龕手鏡·口部》“■”字下“音焚”的“焚”是“樊(燓、■)”之)。《史記·張儀列傳》“秦得燒掇焚杅君之國”的“焚”,本應作“樊(燓、■)”字,讀爲“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