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广东省社会建设与田赋征实

抗战爆发后,为适应局势变化,广东省政府以服务抗战为宗旨对全省开展全方位的社会建设。实现粮食增产、开展土地整理、健全基层组织都是战时广东省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在此期间,广东省政府决定在全省实施田赋征实。通过扩大冬耕、推广优良稻种、推广新式肥料三项措施以期达成粮食增产目标,为广东省田赋征实提供了物质基础;开展土地整理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过去广东省田赋征收过程中存在的弊端,为广东省田赋征实工作提供可靠依据;通过推行新县制健全基层组织提升了广东省田赋征实工作的实效性。这些措施均为广东省田赋征实工作取得佳绩奠定了良好基础。

环境税对生猪养殖业污染物减排的激励效果研究——内在机制与合理税率

构建包含生猪养殖户、政府、消费者3个利益相关主体的一般均衡模型,从工艺改造和末端治理两个层面剖析环境税对畜禽养殖户污染减排的内在影响机制,并基于中国2007~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环境税与生猪养殖业污染物排放量之间的非对称关系,进而核算出能够激励养殖户进行减排投资的合理税率区间.结果发现:随着环境税率的增加,生猪养殖业的污染物排放量表现出先增后减的倒U型特征;当税率达到5.20~5.75元/污染当量区间时,养殖户才有动力进行减排投资活动.机制分析结果表明,环境税倒逼养殖户安装污染处理设备和改用精饲料是其主要路径,贡献度分别为34.19%和23.34%.环境税的减排效应在重点发展区和约束发展区更为明显,且相较于中规模养殖户,需设定更高的税率才能激励大规模生猪养殖户进行减排投资.

论清代贵州天柱民族地区田赋征收

由史志与天柱民间文书比较分析,天柱实行屯田、民田、苗田三套不同田赋定制;自明起就在少数民族地区苗田采用以禾论稨(边)计税率的田赋科则。《三里均摊案》等文书一方面表明,乾隆元年(1736年)至八年(1743年)苗田赋税整理最后厘清了苗田税率通则,并实施到清末。同时《三里均摊案》还是贵州"摊丁入亩"赋役变革的直接见证。康熙到光绪朝,苗田田赋税率变化呈现各朝不同的短周期,总趋势是税额不断增长的长周期;若从横向方面看,无论是与同期全国平均情形、还是与本地非少数民族聚居区的税则比较,苗田真可谓"薄赋"。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田赋征实中的利益集团关系

田赋征实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采取的一项重要财政经济制度,也是国民政府实施的一项较为成功的制度。在该制度实施过程中,国民政府中央与地方、中央各部以及政府与粮户之间,都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和分歧,各个利益集团都在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难能可贵的是,在中华民族的特殊时期,各方在追求各自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又作出一定程度的让步,最终在各自之间达到了一种均衡,这种均衡是推动田赋征实实施成功的动力,也是中国抗战取得胜利的条件之一。

包税制的均衡条件:历史形态与成本收益分析

本文对包税制的历史以古今中外的顺序进行回顾,并对包税制的成本与收益作出分析,指出包税制在历史上曾起过积极作用,并在今天的新公共管理运动中发挥着新的作用,对我国的县乡财政改革和小城镇发展具有启发意义。

“品式”和西晋《户调式》研究

西晋赋税不入"律"、"令",视作"常事",制订有"品式章程"。"式"即"样",一种制度的标准模式,用作"比",与"品"制结合,谓之"品式"。《户调式》是西晋赋税品式中"式"方面的规定,与"户品"等配套,作为划分户等、按等纳税时"比照"和"折算"的基样,包括"户样"和"调样"两项内容。杜佑写《通典》,不知"品式"为何物,把西晋《户调式》中"占田"、"课田"规定误为土地制度,从"式"中抽出,放在其《田制》篇中,剩下的内容生硬缝缀,当作赋税的"令",归入《赋税》篇。《通考》沿袭杜佑的错误观点,仍视"占田"为国家授田,虽认为"课田"系"租税",按户缴纳,有一些进步,但无法解释"式"。现今治史者或是遵从杜佑的思路和方法,或是遵从马端临的思路和方法,也有进步,却未取得根本性的突破。

楚国赋税制度综议

楚国的赋税制度,主要包括军赋、田税、地租、户口税和关市税等几种形式。楚国的军赋以加强国家军事实力为目的,田赋则以增强国家经济实力为旨归。楚国的地租制度一开始便与中原诸夏不尽相同,至战国中期已成为新兴地主阶级向农民转嫁自己沉重赋税负荷的重要手段。楚国的户口税是以户为征税单位,以口为收税标准。楚国关市税的特点是向巨商大贾倾斜,这是楚国为刺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采取的让利政策。

明清百姓避役避比的主要手段及其影响

比限作为明清催课之法的核心,合理的分限有利于赋役征收,而设限过密则会成为赋役征收的百病之源。面对制度带来的危害,明清百姓积极采取相应的对策,试图将危害降到最低。其应对的手段(模式)主要有三种。一是通过诡寄、花分、飞洒、影射、虚悬等来避役避比,这些手段带来的问题是田亩不实、户甲不实,迫使政府不断进行变法和赋役册籍创新。二是通过土地市场将赋役负担转移给他户等方式来避役避比,这造成了税粮拖欠,包揽盛行,土地市场进一步复杂化。三是通过户的整合来应对比限中的各类问题,户的整合类型有“甲首户”“股头制”“总户子户”“粮户归宗”,其核心是将户变大,以应对分限过密带来的困境。这种户的整合直接推动了宗族的内部整合与凝聚。明清宗族的长足发展,应该与比限制度的推行有着深切的关系。

法属印度支那税收体制特征剖析

税收是法国在印度支那推行的殖民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梳理了法国海军殖民地部的部分税务档案,认为法属印度支那的税收体制具有如下基本特征:税收名目多,税额重;在直接税征收上一直推行“集体纳税人”制和包税方式;在间接税征收上长期奉行以鸦片和盐酒专卖税为主的政策。这一具有浓厚殖民主义色彩的税收体制是法属印度支那畸形单一经济结构形成的主要原因之一。

财税体制改革视野下税收任务的法治转型

自分税制改革后,税务行政部门层层分派"税收任务",甚至将定额指标与官员的政治前途联系起来,依法收税长期被置于从属地位,这种包税形态与法治理念相冲突,阻碍着我国财税法治的进程。通过运用掠夺性统治理论以及契约理论的分析,有助于梳理税收任务长期存在的原因及其弊端。要摆脱税收任务的困境,就要从税法意识、税法体系、公共预算、税务机构和职能以及税收法律关系着手,以落实税收法定原则。申言之,就是要转变原有的包税制思维,在财政税收的各个环节树立依法治税理念,进一步完善财政税收法律体系,提升公共预算的财政约束水平,改革我国现有财税行政管理体制,坚持以纳税人权利本位保障纳税人权利,以期全面实现我国的税收法治化。

美国的土地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角色与功能

研究目的:归纳美国土地政策的文献,探讨美国的土地政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为中国土地宏观调控实践提供借鉴。研究方法:文献综述法。研究结果:(1)农地保护政策短期有助于农产品价格稳定,长期则不宜作为宏观调控的工具。(2)土地使用分区管制对投资影响的短期效果明显;调降容积率短期会刺激开发商抢建及暂缓投机,长期则能提高居住环境质量;不动产税收政策短期能够引导房地产投机需求的流向,长期则可降低投机的获利空间。(3)利率在短期内对不动产证券、不动产上市公司股票的影响较为迅速,调升利率会有效抑制经济过热,但也应注意抵押融资坏帐风险;长期而言利率调整应配合景气好坏,并从制度层面完善金融市场。研究结论:尽管美国的土地政策并非作为直接的宏观调控工具,但对宏观经济存在短期与长期的显著影响,其经验值得借鉴。

19世纪新加坡华人秘密会党与鸦片包税探析——以陈成宝为个案的研究

新加坡是19世纪东南亚华人秘密会党活动的一个重要地区,本文以新加坡华人鸦片包税商陈成宝为研究个案,分析华人秘密会党在海峡殖民地鸦片包税经营中所扮演的角色,藉以管窥华人在整个海峡殖民经济制度中的地位与作用。

清朝对明代云南卫所屯田的处置

自顺治十八年(1661年)到康熙二十六年(1686年),清朝即着手对云南基本废弛的明朝屯田进行归并州县的改革,但此后屯赋的征收额度一直在发生变化,始终保留了与民田的差别。探讨清朝对明代云南卫所屯田处置的全过程,特别是屯赋于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按河阳县民赋上则征收后的屯田及屯赋发展变化的情况,有助于加深了解云南卫所的屯田性质以及卫所屯田的最终归宿。

规模化养猪场沼气工程发展的税收政策制度导向探讨

在对福建省规模化养猪场沼气工程开展随机抽样调查的基础上,分析了税收政策对规模化养猪场沼气工程的作用机理,并通过对国内外清洁能源工程税收政策的比较,分析了现有税收政策的实施效果及不足,提出了增强税收政策的市场导向作用;进一步完善税收体系,加大税收扶持力度;建立促进可持续发展的税收政策的协调机制和配套措施等政策设想。

从包税制到税收法治：英国的变革路径与启示

包税制对中世纪国家的财政意义重大,但社会多方面的因素推动包税制走向税收法治。从经济史与税收法治化的角度来看,英国包税制的演变主要体现在关税、消费税和炉灶税中,其衰落则是政治权力、重商主义、市民意识与市镇自治三个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以《大宪章》为起点,英国在改革中逐步完善财税法治思想,最终废除包税制,并通过一系列改革措施落实了税收法定原则。虽然英国的税收法治化历程坎坷,但其变革路径仍可为当下中国财税体制改革提供有益的经验和启示。

俞正燮财经思想述论

清朝著名学者俞正燮有着强烈的经世意识和良好的学术素养,他从国计民生高度,运用文献考据方法,针对中国古代财经政策、制度和措施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明确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主张,如反对重农抑商、支持赋税改革、重视水利建设,以及关注衣食文化等,他的财经思想至今还有着较大的历史影响和借鉴意义。俞正燮应是嘉道之际学术由考据走向经世的先驱者和代表性人物之一。

略论埃及伊斯兰时代的农业用地包税制

从公元642年哈里发国家征服埃及开始,进入埃及的伊斯兰时代。在埃及伊斯兰时代的传统文明阶段,尤其是在1517~1798年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包税制通常构成农地征税的主要方式,日益盛行的包税制导致产生越来越多的问题,不仅加重小农的负担,而且瓦解着帝国最高统治者对尼罗河流域的统治权。在1805~1848年穆罕默德·阿里执政时期,埃及政府彻底废除包税制并对原包税地征收统一税。至此,包税人的地产优势不复存在、政治权力丧失殆尽,小农转而依附政府,阿里的极权统治得以确立。总之,在埃及伊斯兰时代尤其在奥斯曼帝国与阿里统治时期,包税制盛行往往意味着地方分权和政治混乱,而包税制崩溃标志着官僚体系完善与中央集权强化,预示着政治现代化的重大进展。

宋代“过税”减免制度

宋代的"过税",指对运输过程中货物所征之税,大概"每千钱算二十",即百分之二的税率。而减免过税的对象,主要包括官员随行及寄运之物,流民携带之物,以及五谷、耕牛、农具等。其中对于官员、流民之物的减免过税,前者属于特权,后者则是在水旱、战乱等灾难背景下实施的,具有赈灾性质。至于五谷,涉及面广、情况复杂,北宋时期主要是对局部区域的免过税,南宋时期主要是为了制止地方违法征税而免税。对耕牛、农具的过税减免,则具有恢复地方生产之用意。

暹罗华人秘密会社的兴衰及其原因分析

本文以暹罗华人秘密会社为研究对象,阐述和探讨了暹罗华人秘密会社的兴衰及其原因。华人组建和加入秘密会社是在异国他乡生存的需要。包税制的发展为华人秘密会社的存在提供重要经济支撑,使秘密会社在暹罗得以迅速发展。随着暹罗税收制度的改革和包税制的废除,华人秘密会社存在的经济基础倾倒。暹罗政府的打击和新型华人社团的兴起也加速了秘密会社的衰落。

税费时代的终结对村落社区权力结构的影响

税费时代的终结使村落社区中正式权力和非正式权力的力量对比重新得到调整,在这一背景下正式权力同时表现出两种反方向的运动态势。为此,村庄治理模式也应进行相应调整,表现为村委会同乡镇政府之间的关系走向正常化和村落社区中干群互动走向和谐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