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1937年江苏田赋积弊与地方整顿论析

1928年,田赋归属下移至地方,成为省、县的重要财源,然而田赋积弊依旧存在。作为国民政府统治核心区域的江苏省,试图建立行政、财政、地政、地价与田赋之间的联系,并于20世纪30年代确定田赋科则、银米改元。不过,田赋附加及摊派常超过田赋正税,农民负担较官方数据多出数倍乃至数十倍。究其原因,与财政制度、征赋人事、征收机制有关。在国民政府推动田赋整理的过程中,地方政府着力整理地籍、减少附加并建立预算体系,尽量实现直接征缴,尝试使用“田赋税票”以优化缴纳方式。从田赋正附税比例下降、田赋实征率向好的情况可知,1928—1937年间,江苏省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田赋紊乱、中间层盘剥等弊病。与此同时,基层社会中农民、业户、册书、乡长各有考量,对整顿田赋存在顾虑;田赋与地价之间的市场联系始终未得构建;苏南、苏北农村内部结构与社会主要矛盾不尽相同,以上因素均给政府带来了超出其治理能力的现实难题。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机制)创新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机制)变革滞后所引起的农村公共产品供需矛盾突出是"农民真苦"的主要原因,其主要表现是: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采用制度外筹资方式,造成农民分担的成本增长过快;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责任划分不清,乡村两级负担过重;自上而下的决策机制,使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偏离需求,结构失衡、效率低下。消解"农民真苦"困境的根本措施在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机制)创新,其基本思路是:改变重城市轻农村的公共支出政策,向城乡提供均衡的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积极引进私人投资,构建多层次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运行机制;建立民主表达机制,优化农村(区域性)公共产品供给决策。

论构建农民增收的税收长效机制

2006年,我国农业税彻底取消。但这仅仅解决了农民承担的直接税收负担的问题,远没有触及数额更大的间接税和“暗税”负担,实际上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要继续深化农村税费改革,更好地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不仅需要彻底取消对农民征收的直接税费,更要进一步完善涉农税制,努力构造农民增收的税收长效机制,并最终形成城乡统一的公共财政体制,以促进城乡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关于我国农民负担的制度经济学解释

农民负担是影响农民从事农业活动动力和农村基层社区结构稳定的重要因素。农民负担过重是众多因素交织的结果 ,具体表现为 :财税体制改革中的财权与事权的错位、农业税机制的弱化 ;宏观经济体制转型引致的利益格局的调整以及政治过程的失调。从农民负担的形成机理分析 ,减轻农民负担应着力于制度创新 ,方法上注重循序渐进 。

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与农民负担研究

在当前 ,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表现为不规范与整体不足 ,甚至农民成为直接资金的供给者 ,这不利于减轻农民负担 ,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农业生产中资源配置 ,影响了农业的发展 ,而仅将“费”改“税”是不能根本解决农民负担。因此 ,必须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进行制度创新。

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与农民负担研究

在当前 ,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表现为不规范与整体不足 ,甚至农民成为直接资金的供给者 ,这不利于减轻农民负担 ,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农业生产中资源配置 ,影响了农业的发展 ,而仅将“费”改“税”还是不能根本解决农民负担。因此 ,必须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进行制度创新。

项目进村、集体债务与新时期的农民负担——基于赣北D村的个案分析

农业税取消后,农民负担大为减轻。国家以"项目制"等方式加大对民生工程的投入,促进了农村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然而,这种旨在惠民的工程,却因项目资金配套性转移支付的运作模式而产生农村集体债务,进而转嫁给村民,成为新时期农民负担的主要来源。项目进村及所引发的意外后果,对基层社会的治理结构和环境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农民税外负担的经济学分析

农民税外负担过重的原因在于地方政府部门集体寻租行为、政府部门个人寻租行为以及农村公用品供给制度为收费、摊派所创造的条件 ,解决农民负担问题应采取相应对策。

2001年农村热点问题研究综述

文章选取了 2 0 0 1年农村热点问题中有代表性的问题加以研究论述 ,总结了学界在农民教育、村民自治、农民负担等方面的研究情况 ,并进行了简单的评述 ,对于了解有关问题的进展 ,为进一步研究理清思路 。

农业税改革成因分析的文献综述

从2000年农业税改革启动以来,我国学者从减轻农民负担、改革的国际背景、公共财政与税收、公共政策等角度对农业税改革的成因作了探讨。2006年我国全面取消农业税,现在很有必要对这一问题做出理论总结。最后,采用利益集团的分析方法,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农业税改革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农民博弈的结果。

从公共财政角度审视农村税费改革

本文认为 ,从公共财政的角度看 ,农村税费没有体现税费与公共服务的对应 ,税费金额的大小没有考虑纳税能力的因素 ,不符合税收负担的公平准则 ;并且当前的农村税费制度一定程度上扭曲了农业生产中资源的配置 ,已经影响到农村和农业的发展。仅仅将“费”改为“税”是不能根本解决问题的。农村税费改革的根本出路在于建立农村地方公共财政体制。

城乡税制统一:基于公共财政的分析视角

城乡分割的二元税制加重了农民负担,降低了我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也有悖于市场经济的公平原则;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上,政府存在着职能缺位,这些都不利于建立城乡统一的公共财政。当前统一城乡税制面临着财政资金压力、税收征管能力、二元经济结构等方面因素的限制。统一城乡税制需要逐步完善城乡税收体系、加大政府对农村公共品投入以及深化基层人事制度改革和促进农业产业化等方面的配套改革。

农村基层政权职能与农民负担关系的历史分析

1949年以来,在土地改革的基础上,政府的力量第一次真正深入到了农村基层,农村基层政权经历了私有制基础上的乡镇制,公有制基础上的人民公社制("政社合一"),以及1983年以来建立在多种经济成份基础上的乡镇制。无论哪种体制,作为农村基层政权,它都始终存在着两个基本要素:一是它的"事权",即它到底要承担哪些责任和事务;二是它的"财权",即它的经费有多少,能否与它的事权相匹配。随着现代化的快速推进,农村基层政权的"事权"不断扩大,而它的"财权"却很有限。这种"事权"与"财权"的严重失衡,在"自上而下"的官僚体制和农村民主政治尚不完善的条件下,必然导致农村基层政权将负担以各种形式转移到农民头上。

实行城乡一元税制的现实基础分析

农民负担沉重的根源是我国多年来形成的城乡有别的二元税制结构。要减轻农民负担,需从制度层面上调整城市偏向的国民收入分配政策,实行城乡统一税制。

聚焦农村税费改革

农村税费改革是我国农村继土地改革、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之后的又一次重大改革,它对减轻农民负担、规范农村分配关系具有重要作用。改革已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也遇到一些新问题,要保证改革顺利进行,必须搞好配套改革。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与减轻农民负担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农民生产私人产品对农村公共产品具有很强的依赖性。农民负担过重 ,表面上来看是农村税费过重 ,实质上是农民负担体制的不合理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的不合理是加重农民负担的体制根源。要真正减轻农民负担 。

从农村公共商品供给机制看减轻农民负担

从农村公共商品供给的角度来看 ,农民负担过重的原因主要有五个方面 :公共商品范围不清、层次不清 ;上下级政府职责范围不清 ;采用“自上而下的”决策机制 ;公共生产机构不受农民约束 ;公共商品成本分摊采取税费、集资、摊派和罚款等多种形式。减轻农民负担应从上述几个方面着手构建合理的农村公共商品供给机制 ,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农村公共财政。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方式与农民负担分析——兼议免除农业税的经济效果

废除农业税是减轻农民负担的一项重要措施,然而,统计和研究发现,这一政策的经济效果并不理想,与此同时,农村基层政府财政困难,公共品供给受到严重影响。通过构建模型对我国农村公共品供给与农民负担的关系及其机理进行探讨可以看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失效和农民负担沉重并存格局是国家经济政策偏斜和供给模式过于单一所致。因此,加大实施支农哺农政策、转换农村公共品供给模式将是支持农村发展并从根本上减轻农民负担的必然选择。

集体收益分配方式及其对当代新农村建设的启示

人民公社时期的集体收益分配方式在保障农民基本生活、稳定农村与促进国家工业化发展方面发挥了历史性的重大作用,同时在它实施过程中出现的平均主义、无偿调拨、工农“剪刀差”以及二元体制等问题严重挫伤了农民积极性,导致了农村发展的缓慢。集体收益分配方式留下的经验和教训为我国当前后农业税时代,构建一种以国家扶持资金为引导、以集体经济为基础、以“一事一议”及其它社会资本形式的投入为补充的满足村级公共需要的资金筹集方式和体制,提供了重要启示。

使财富由农村流向城市的增值税制度

我国的分税制改革将增值税确定为中央与地方共享税,但在留给地方财政的增值税总额的25％中,却存在着各地区增值税分享收入与该地区居民增值税负担的不一致。由于税负转嫁以及增值税制度缺陷等因素,农民作为消费者、投资者、生产商都需要负担部分增值税。通过数据分析,农民负担的增值税中有部分成为城市的财政收入,从而造成财富由农村向城市流动的集聚效应。因此建议改革现行的增值税征税制度与分享政策,以实现税收的公平与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