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户兼业一定导致低效率么?——基于CLDS数据的实证分析

伴随中国城市化、工业化及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农户兼业已成为农村普遍存在现象。在现存的经济条件和制度结构下,兼业农户城市化进程并不彻底,并出现基于家庭和个体层面上的务工兼务农模式,基于此本文讨论现阶段农户多样化兼业模式引起的农业效率问题。使用CLDS2016数据在基本计量回归和交互项模型基础上,更深入从箱型估计量、核估计量及置信区间等工具分析发现:农户不仅是理性“经济人”,更是充满情感和需要自我实现的“社会人”,农户的双重角色在文化情感因素影响下倾向务工兼务农。外部机械化及中间组织的逐步完善使农户有务工兼务农的可能,可以在不同程度上卷入到外部专业分工中;文化情感、机械化、中间组织分别与农户兼业存在协同效应,降低了兼业对农业生产的负向作用,即多样化的兼业形式对农业效率有促进作用;通过经济发展因素与兼业比的协同效应中发现,机械化及中间组织的发展对农业效率起着更大的促进作用。2020年中国政府实施的三农政策也在拓展农民就业增收渠道,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这使得个人得到更多发展,并在多样化兼业同时改进了农业效率。

农民兼业化与农业生产要素投入的相关性研究——基于农村固定观察点农户数据的分析

随着二、三产业的发展,农民兼业收入已成为农民家庭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农民这种兼业行为会降低农业生产的劳动投入,特别是会降低无法用雇工和机械替代的农业生产管理的劳动投入,因此,有必要研究农民兼业化行为对农业生产要素投入的影响。本研究通过多元线性模型验证农民兼业化对农业生产要素投入的影响。结果显示,农民的兼业化对家庭土地投入规模有显著负向影响,对家庭的机械使用量有显著正向影响,对生产资料的投入量存在着负向效应。这说明,农村劳动力的兼业行为,并非是在劳动力完全剩余状况下产生的,农民的兼业行为会降低农业生产的人力投入,农民家庭会通过改变生产要素的投入量,来实现家庭收入最大化。

人力资本对农户兼业行为及其离农决策的影响研究——基于家庭整体视角

农户兼业行为演化的实质是由家庭成员个体就业行为决策和家庭集体劳动分工决策共同决定的,而人力资本通过影响非农就业对农户兼业决策具有内生作用,但这种作用机制既包括农民个体层面,更涉及农户整体层面。基于家庭整体视角分析了农户人力资本的理论特性,提出了农户人力资本对家庭兼业行为及其离农决策存在双重影响效应的研究假设,在此基础上,运用长三角地区1036户农户调研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农户劳动成员平均人力资本数量水平提升和成员间人力资本结构差距缩小,对提升农户非农化兼业程度以及增强其主动离农意愿具有积极意义,其中农户人力资本结构效应对农户离农决策更为显著;进一步比较发现,教育和迁移人力资本对长三角兼业农户的非农化发展和离农意愿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而受不同因素影响,健康和以非农工龄为衡量的技能人力资本的作用效应总体却并不明显。文章认为,要把促进兼业农户人力资本发展作为推动其非农兼业升级与离农决策的立足之本,在当前农地征用补偿政策思路上,要从单纯重视对失地农户短期"经济补偿",向扶持家庭成员人力资本投资以增强其长期非农就业发展之"能力补偿"转变,进而构筑可持续生计保障。

安徽省泗县农户兼业经营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以安徽省泗县甘薯主产区的大路口乡顾庄、大张两个村40户农户兼业经营状况问卷调查的实证为依据,通过对具有不同特征的农户的兼业经营行为、家庭收入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分析。调查实证结果表明:农户从事兼业经营既是提高收入、增加就业的有力措施,同时又是降低风险的重要手段。基于实证研究的结果,提出当地政府应鼓励农户从事兼业经营以及完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等相关政策建议。

四川盆地农户兼业特征及其对农户家庭收入的影响——基于龙泉、绵阳、合江三地的调查

兼业在农户家庭生产经营中已形成常态化,是广大农户获取收入的重要来源。本文以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双林村、红光村,绵阳市游仙区崇林村、龙文村,泸州市合江县桥上村等地180户农户调查为基础,分析农户兼业特征及其对家庭收入的影响。结论如下:①在地域空间上,由于区域发展水平、地理条件不同,农户兼业类型呈现明显差异性:近成渝经济区的区域呈现以务工为主的"务工-农业"兼业组合,过渡区是以务工为主的"务工-农业-个体经营"兼业组合,远成渝经济区的区域则以纯务工为主。②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兼业农户收入水平无直接关系。③农户兼业类型与劳动力自身条件密切相关。④在近成渝经济区区域和过渡区,兼业农户多选择在本地务工,家庭收入来源多样化,而远成渝经济区区域的兼业农户务工地区具跳跃性,多选择到沿海经济发达的地区务工,家庭收入来源单一程度高,导致兼业农户家庭收入稳定性呈现出沿成渝经济区由内向外逐渐降低的趋势。

农户兼业化的演变及其对土地流转影响实证分析

运用1993-2016年中国农户家庭收入构成相关数据,分析中国农户兼业化的时空分布及其演变过程。更进一步采用2010-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通过建立biprobit模型研究农户兼业化对土地流转市场的影响,细分探讨了农户兼业化对土地转出、土地转入概率的中介效应影响机制。结果表明:①全国农户兼业化程度逐年加深,其中东北、西北和西南地区农户兼业进展缓慢;②存在以非农就业、理财投资为中介变量影响土地转出概率和以农机投入、农业补贴为中介变量影响土地转入概率的显著中介效应;③土地转出、土地转入概率随着农户家庭平均年龄增加分别呈正U形和倒U形关系。因此,政府应对不同兼业化程度的农户采取分类管理、针对施策,以激发土地流转,加快实现乡村振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