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民获得感的影响研究

【目的】在界定农民获得感内涵的基础上,探究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民获得感的影响机理并提出相应假说。【方法】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8年数据与县域宏观匹配数据实证探究数字乡村建设是否对农民获得感存在影响,结论通过内生性和多种稳健性检验。【结果】1)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民获得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这种正向影响主要体现在对农民客观获得的维度,而非农民主观获得感的维度;2)区域创新创业活跃度强化了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农民客观获得的正向影响;3)数字乡村建设对于经济发展落后地区、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农民群体获得感的影响更为显著。【结论】加大数字乡村建设投入力度的同时,确保农民作为数字乡村建设的主体地位,推动农民客观获得与主观获得感的双提升。同时,还需注重农民的心理建设,提高区域创新创业水平,因地制宜、因人制宜地精准推进数字乡村发展战略。

数字乡村发展水平对农民获得感的影响

提升农民获得感,对于助力乡村振兴、促进共同富裕至关重要。选取2020年3816个样本数据,采用最小二乘法,深入分析了数字乡村发展水平对农民获得感的影响。结果表明:(1)数字乡村发展总指数在0.01水平上显著提升农民获得感。(2)数字基础设施、乡村经济数字化、乡村治理数字化分别在0.05、0.1、0.01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农民获得感。(3)中介检验中,农民家庭收入水平能够显著提升农民获得感。(4)异质性检验中,中部地区的数字乡村发展总指数在0.01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农民获得感;数字乡村发展总指数分别在0.1、0.05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低学历、高学历农民获得感,说明学历越高的农民对数字技术的接受程度越高,其学习和掌握数字技术的能力也越强。根据研究结果,提出以下对策建议:深入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加快数字技术在农村地区的应用;提升政务服务数字化水平,激发农民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加快发展农村电商,持续推动“数商兴农”。

地方政府推进乡村振兴绩效评价:体系与实证

基于结果导向和满意度导向,乡村振兴绩效评价为实现乡村振兴规划目标提供了价值导向、标准体系和社会动能。构建由决策部署、过程推进、目标实现和社会满意等4项一级指标、12项二级指标、43项三级指标组成的指标体系,对广东省21个地级以上市政府进行第三方绩效评价,结果表明:2020年全省乡村振兴绩效指数为80.13,主观评价(74.07)低于客观评价(81.29),地市之间绩效表现反差明显,各分项目标的实现程度不一,经济发展程度对绩效指数影响具有多样性等。进一步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规划,应以追求农民满意度及获得感最大化定位地方政府绩效目标,立足实际优化实施方案,久久为功补足民生短板,强化激励不断完善评价体系和机制。

社区公共服务对易地扶贫搬迁农民获得感的影响

利用陕西省4市8县9个搬迁安置社区的调查数据,分析了搬迁农民的获得感、对社区公共服务的整体评价和各类服务的满意度情况,并采用有序Logit回归模型分析了社区公共服务对易地扶贫搬迁农民获得感的影响。研究发现,被访搬迁农民虽然认为搬迁后取得了一定的收益,但获得感并不高。社区公共服务的多样性、时效性、回应性对搬迁农民获得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搬迁农民对社区应急服务、社区医务室诊疗、社区儿童照护的满意度较高,而对就业信息咨询、就业创业培训、社区居家养老、困难人群帮扶的满意度较低。基于此,应提高搬迁安置社区公共服务的标准化水平,创新搬迁社区公共服务的供给机制,畅通居民表达需求的渠道,提高供需匹配度。

乡村文化振兴中农民获得感的形成路径研究——基于村干部素质、政策感知及政策参与的视角

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灵魂,其最终目标是不断提高农民获得感。基于此,本文运用回归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的研究方法,从村干部素质、政策感知及政策参与的视角出发,分析乡村文化振兴中农民获得感的影响因素和形成路径。结果表明:村干部素质、政策感知、农民文化振兴参与均可直接对农民的政策获得感产生正向影响;此外,村干部素质和政策感知还可以通过农民文化振兴参与的中介作用对农民政策获得感产生间接正向影响。在乡村文化振兴中,要想实现较高的农民获得感,首先,强化村干部队伍建设,提高村干部岗位胜任力。其次,加大政策宣传力度,提升农民对乡村文化振兴认同。最后,坚持农民主体性,促进乡村文化内生性发展。

基于公平理论的河南省农户耕作获得感研究

基于河南省567份调查问卷数据,运用公平理论并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探索了河南省农户耕作获得感的影响因素,并按照农户家庭类型分别研究了不同类型农户耕作获得感的主要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大部分受访农户的耕作获得感较低,仅有1/4左右的农户耕作获得感较高;(2)农户耕作获得感主要受与邻居种田相比、与外出务工相比两种境况的影响;(3)在纯农户、农业为主兼营其他、非农为主兼营农业3种类型农户中,随着非农比重的增加,农户的耕作获得感逐渐降低;(4)不同类型农户的耕作获得感影响因素差异较大。

新时代老年群体养老获得感:产生机理、逻辑进路与实现路径

获得感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衡量老年群体生活福祉提供“中国概念”。新时代老年群体养老获得感的产生是客观获得与主观评价合力作用的结果,精准化满足差异化养老需求的实际获得是养老获得感产生的客观基础,通过公平认知与多重比较叠加对实际获得产生满意的主观评价是养老获得感产生的主观基础,而遵循的逻辑进路为,“基本权利要求的获得产生逻辑”“实现多维度发展的需求满足逻辑”,以及“基于获得利益比较的主观评价逻辑”。中国为有效提升新时代老年群体养老获得感,应通过革新养老理念、发展科技驱动的智慧化养老模式、优化养老保障制度,实现养老保障从“福利”到“权利”、从“供需错位”到“精准供给”、从“隐形失衡”到“适度平衡”的三大转变。

获得感语境下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研究

"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出发点与落脚点。文章阐述了获得感的内涵与时代价值,分析了提升失地农民社会保障获得感的重要意义,在探析失地农民社会保障获得感不强原因的基础上,从生活安置模式、土地作价方式与社会保障体系三方面重构土地征用中的社会保障制度,以提升失地农民的获得感,增强其对未来生活的踏实感,促进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发展。

乡村振兴视域下农民获得感现状与提升路径研究

"获得感"具有经济、政治、社会生活多层面的丰富内涵,在改革与发展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是党和国家一直努力奋斗的目标和方向。以农民群体的获得感为研究对象,从国家实施的一系列惠农政策对农民群体的影响为切入点,首先通过纵向比较,从经济获得感、政治获得感、民生获得感三个角度,探讨当前中国农民的获得感现状,并通过横向的城乡比较来分析当前中国农民获得感现状,最后结合乡村振兴的战略布局和要求,从推进产业振兴、优化生态环境、培育文明乡风、加强基层治理与促进生活富裕五方面对提升中国农民获得感的实践路径提出建议和对策。

基于需求层次理论的河南省农户种粮获得感研究

根据521份调查问卷,运用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使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探索河南省农户种粮获得感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全体样本农户的种粮获得感较低,且经济获得感低于精神获得感;农户的种粮获得感受家庭类型的影响较大,纯农户、农业为主兼营其他、非农为主兼营农业、非农化类型农户种粮的经济获得感、精神获得感和总获得感均逐步降低。(2)农户种粮获得的3种指标(经济获得感、精神获得感和总获得感)所受需求层次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3)5种需求层次对农户种粮获得感的影响差异比较明显。(4)不同家庭类型农户的种粮获得感影响因素存在差异。所有类型农户的种粮精神获得感主要受高层次需求的影响,而自我实现需求对所有类型农户的种粮总获得感均有影响。根据农户种粮获得感的大小和影响因素,提出提升农户种粮积极性的政策建议。

以新发展理念推进农民全面发展的路径探析

以新发展理念推进农民全面发展是顺应新发展理念的必然要求,也是解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必然举措。农民发展问题是“三农”问题的核心,是中国需要解决的重大发展问题,农民发展的终极目标就是实现全面发展。进入新时代,以新发展理念推进农民全面发展,提高农民综合素质和能力、实现农民的公平正义要求、加强农民环境权益保障、构建农民国际合作平台以及着力提升农民的获得感,对于破解农民发展难题,开创乡村全面振兴新局面具有重要指导作用。

政府补助、企业经营和人民获得感——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实证研究

提升人民获得感是衡量改革成效的重要评价标准。在经济转型背景下,政府补助体现了国家的政策导向,调控、引导着企业的经营发展方向,企业则通过提供产品和服务嵌入人民日常生活,影响着人民获得感。采用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及A股上市公司数据,用结构方程模型实证分析政府补助、企业经营绩效和人民获得感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政府补助对企业经营绩效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企业经营绩效对人民获得感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企业创新具有中介效应,从各种关系的综合影响看,政府补助和企业创新均具有间接增进人民获得感的政策效果。因此,政府补助政策有效调控引导企业的经营发展和创新活动,有助于提升人民获得感。

精准扶贫进程中提升农民获得感的路径研究——以湖南省岳阳市为例

本文采用问卷测评和实地访谈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通过对岳阳市平江县、岳阳县两地精准扶贫进程中的农民获得感情况进行抽样调查,研究该市精准扶贫进程中农民获得感的成效和不足,进而从物质获得感、时代幸福感、生活舒适感、脱贫信心感、精神愉悦感和价值尊严感6个方面提出了农民获得感的提升路径。

乡村振兴视角下农民经济获得感状况调查与分析——以广东省潮州市、梅州市为例

【目的/意义】让农民有更多获得感是乡村振兴的一项重要议题,而经济获得感是获得感的首要体现。通过对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下潮州市、梅州市农民经济获得感影响的分析,探索农民经济获得感提升路径,为深入推进乡村振兴,增强农民经济获得感提供借鉴。【方法/过程】运用问卷调查法,以广东省潮州市、梅州市为例,探讨了乡村振兴对当地农民经济获得感的影响,并对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的经济获得感差异进行比较分析。【结果/结论】结果表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促进了潮州市、梅州市农村经济发展;但在其推进过程中还存在乡村振兴宣传不足、为农民带来的实惠与机遇不充分,农民总体收入水平偏低,城乡差距问题仍未得到有效解决等问题。据此提出加强乡村振兴宣传、提升农民人力资本、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发挥金融支持作用和听取民生意见的改进措施。

政治信任:基层民主何以提升农民获得感?——基于粤黔省际比较

乡村民主自治是基层民主及国家治理绩效的重要体现,折射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优势。民主自治的本质是农民广泛和深度参与,参与重在获得。以结果为导向,其终端衡量指标莫过于农民的获得感。基于此理念,遴选“四个民主”为基层(乡村)民主自治的度量指标,针对社会经济发展迥然不同的粤黔两省的现实场景,依据抽样调查数据,检验其对农民获得感的影响。结果发现:其一,农民对基层组织的信任度是乡村民主自治及提升农民获得感的主要变量,基层民主自治对农民获得感的影响存在省份差异,该差异性尤其反映于“民主管理”之中;其二,农民的信任度越高,获得感及其省份差异性愈大;其三,针对主要变量,乡贤能人参与治理对农民获得感的影响存在“倒U型”趋势。基于上述结果,以民主自治驱动农民获得感提升,应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立足实际精准定位基层治理目标,完善基层民主制度,提升女性参与度,以乡贤能人发挥示范效应,以智治赋能强化民主监督,以农民有序政治参与优化民主协商渠道。

中国居民民生获得感与民生满意度:测度及差异分析

研究目标:测度民生获得感与民生满意度,剖析两者现状与差异。研究方法:构造民生获得感与民生满意度指标,问卷测度与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第一,我国居民民生获得感与满意度之间存在显著正向相关,相关系数为0.472,但差异也较为明显。数值差异方面,民生获得感总体明显高于民生满意度,民生获得感大于、等于、小于满意度的样本数分别占总体样本的58.34%、2.3%、39.36%,且两者数值正负等级也差别明显;特征差异方面,民生获得感仅在不同的收入与年龄群体中有明显差异,而民生满意度在不同的年龄、居住环境、就业状态、收入、文化程度群体中都存在明显差异。第二,导致两者数值差异的重要原因是民生预期在民生获得感与满意度之间有负向中介调节作用、预期值越高,民生获得感提高对满意度的促进作用越弱;导致不同的年龄与收入群体均在民生获得感与满意度中存在明显差异的原因是年龄与收入能够同时影响到民生获得感、满意度与预期,其他个体因素则没有这样全面的影响。研究创新:测度与分析民生获得感与满意度的差异,揭示造成差异的原因。研究价值:有助于协同把握民生获得感与民生满意度,为增强民生改善提供决策参考。

被征地农民的经济获得感提升了吗?

被征地农民的经济获得感是检验征地制度改革成效的“试金石”。本文基于实地调研数据,利用Probit模型、倾向得分匹配法和有序Probit模型分别从横向比较和纵向变化两个维度检验了征地对农民经济获得感的影响。以“本户在村中经济条件的自评”来测度农民的横向经济获得感,发现征地整体上能够显著提升农民的横向经济获得感,进一步的研究表明货币补偿和社保安置等多元补偿方式能够显著提升被征地农民的横向经济获得感;以“征地后生活水平变化的自评”来测度被征地农民的纵向经济获得感,发现多元配套的补偿方式同样能够显著提升被征地农民的纵向经济获得感。

“三权分置”下农地细碎化治理的社会路径及其效果、效益分析——基于“沙洋模式”的考察

基于湖北省沙洋县农地细碎化治理经验,分析了在"三权分置"改革背景下,开展农地细碎化治理的社会路径及其效果、效益。研究结果显示:(1)农民对农地细碎化治理的需求较强,"三权分置"改革可以增强农民的土地获得感和土地调整能力,使他们既作为农地细碎化治理结果的"受益者",又作为农地细碎化治理过程的"主导者";(2)借助"承包权"和"经营权"的分离,稳定农户的"承包权",调整细碎耕地的"经营权",使"承包者"与"经营者"都可以获取合理的产权预期;(3)地方政府和村集体在土地调整过程中发挥着协调与整合的重要作用,它们通过如理性计算与长远规划等具有地方特色的策略,能够有效提高农地细碎化治理的执行效率。研究发现:农地细碎化治理的社会路径可以实现较好的治理效果,并具有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有助于维护农村的社会稳定与可持续发展。研究建议:伴随农地确权工作进程,当前是实现农地细碎化治理的较好契机。全国其它地区可以结合村庄实际、地方资源与农民需求,选择诸如"经营权"流转、互换等多种适宜的土地调整形式,有效破解农地细碎化困境,进一步提高我国农地资源配置效率。

乡村振兴:政府绩效目标、农民获得感与基层治理模式选择——以G省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为例

作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及美丽乡村建设的攻坚工程,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映照基层治理效能,折射政府、农民与治理的关系。区分四类代表性村落,在G省的实证研究表明:政府绩效目标决定治理模式选择,以追求农民获得感最大化为导向,在三种影响治理覆盖率的模式中,将"独立管网集中污水处理"从"20户标准"的政府绩效目标(农民获得感6.26,10分制)提高为50户,农民获得感达到最大值(8.02)。同时,将减少26.5%的投资及其衍生的一系列矛盾和风险。这种现象具有普遍性。基层治理以农民为主体,服务和依靠农民,治理并非处理,更不等同于工程建设。优化治理模式,应遏制地方政府层层加码的目标锦标赛,贴近实际需求,久久为功,创造条件,动员及激励农民参与规划、建设、营运、维护、考评全过程。

社会经济保障、阶层认同与农民获得感

在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乡村振兴开启新篇章的当下,农民获得感是检验乡村振兴成效和农民生活质量水平的新标尺,何种因素和机制影响农民获得感的生成成为具有重要价值的研究主题。基于2019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以阶层认同为中介变量,分析社会经济保障对农民获得感的影响及其路径。研究发现,充足的金融资源保障、绿色宜居的生态环境保障、充分稳定的就业保障、优质普惠的教育医疗保障、完善的养老保障对农民获得感的生成具有基础触发效应;阶层认同对农民获得感的生成具有社会比较效应。金融资源保障和住房与环境保障还通过阶层认同对农民获得感发挥中介作用。据此,文章提出从强化金融资源保障、人居环境保障、民生保障三个维度持续推进乡村振兴,形塑合理的农民社会阶层结构,进而提升农民获得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