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数字化转型、人力资本与内部薪酬差距

企业是推动数字技术发挥经济效应的重要微观主体,也是平衡资本和劳动分配关系的关键所在。基于2009—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运用Python爬虫技术评估了上市公司的数字化转型程度,实证研究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实证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高管与员工之间的收入差距具有显著的扩大效应。机制分析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会通过提升员工人力资本水平缩小企业内部收入差距,也会通过提升管理层人力资本水平扩大企业内部薪酬差距。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低议价能力企业与非技术密集型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影响更大。进一步分析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产生超额薪酬差距的原因在于员工薪酬涨幅小于管理层。因此,数字经济时代,为实现企业数字化转型与收入分配的相对公平,政府应推动劳动力知识技能升级,优化劳动力结构,充分发挥人力资本在推动企业内部收入分配公平方面的作用,进而缩小企业内部收入差距。

乡村人力资本促进了农民共同富裕吗?

党的十八大以来,脱贫攻坚的完美收官和农民收入增长实现“双超”显著改善了城乡收入差距。内部差距是收入差距的重要维度,缩小农村内部收入差距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一样,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应有之义。基于CRERFS 2021调研数据,通过RIF回归分析方法,从乡村人力资本视角探索农户增收缩差路径。研究发现:乡村人力资本变化既有助于“富裕”,也有助于“共享”,不仅提升了农户收入,而且对低收入农户收入的提升力度大于中、高收入农户,成为缩小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关键因素;通过分解不同收入来源发现,乡村人力资本主要通过工资性收入对农户收入产生影响,对其他渠道收入变化的影响不显著;相较于其他类型资本,人力资本的影响更具包容性,成为更能改善低收入农户状况的“穷人的资本”;劳动力流动是破解城乡二元体制限制人力资本发挥农户收入分配效应的重要条件,激励了乡村人力资本的增收效应。最后从发展乡村教育、培养高素质农民和鼓励劳动力流动方面为实现农民共同富裕提出建议。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收入分配的影响研究

采用沪深A股上市公司2011—2021年数据的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的总收入、劳动收入份额、管理层与普通员工薪酬差距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时显著提高了企业的技术创新水平、高技能和高学历员工占比、风险承担水平,并缓解了企业的融资约束,表明数字化转型具有产出增长效应、结构优化效应和风险加剧效应,从而可以对企业的收入分配产生增加收入、提高劳动收入份额、拉大内部薪酬差距等多维度影响。此外,管理层权力增强会强化数字化转型对薪酬差距的拉大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收入和薪酬差距的影响在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在非国有企业中更强,对科技型企业收入分配的影响比非科技型企业更强。分位数回归显示,数字化转型要在达到一定程度后才能显著促进企业收入增长,随着数字化转型程度的提高,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作用趋于增强,而对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拉大作用趋于减弱。因此,应在积极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同时合理约束管理层权力,利用数字化做大“蛋糕”并分好“蛋糕”。

数据要素扩大还是缩小了流通企业内部收入差距?

数据不仅是促进“数实融合”的关键要素,也深刻影响着国民收入分配。基于2012—2021年中国A股上市流通企业数据,检验了数据要素对流通企业内部收入差距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数据要素能够显著缩小流通企业内部收入差距,且通过提高要素产出效率和提升就业创造水平两条路径缩小了流通企业内部收入差距。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数据要素更能缩小技术密集型、生产性和高端流通企业的内部收入差距,但会扩大劳动密集型和普通流通企业的内部收入差距。进一步研究发现,数据要素规模越大越能缩小流通企业内部收入差距,且该缩小作用在时间趋势上呈现“先增强,后减弱,再增强”的特征。因此,应进一步畅通数据要素供给渠道,加大数据要素供给规模和拓宽数据要素应用场景,不断缩小流通企业内部收入差距。

新质生产力、农户内部收入差距与农民农村共同富裕

新质生产力以科技为主要驱动力,能够释放农业农村发展潜力,影响农民农村共同富裕。选取2013—2022年31个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基准回归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新质生产力对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新质生产力能够显著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中介效应分析显示,新质生产力发展有助于缩小农户内部收入差距,进而推动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异质性检验表明,在城市群中,新质生产力对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赋能作用更明显。据此,应释放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新动能,完善农民机会公平保障制度,建立区域优势互补协调发展模式,进而释放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发展潜能。

国际垂直专业化与工资收入差距——基于工业行业数据的实证分析

文章从理论上分析了国际垂直专业化对不同参与国工资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并在此基础上运用我国工业行业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我国参与国际垂直专业化的工资收入差距效应。结果表明:国际垂直专业化是影响我国工资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国际垂直专业化程度的加深会扩大我国工业行业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之间的工资收入差距;行业技术进步同样会扩大工资收入差距,但前者的工资收入差距扩大效应显著高于后者;当考虑行业要素密集度差异时,无论是国际垂直专业化还是行业技术进步在资本相对密集的行业都要比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工资收入差距效应更为显著。

城镇化、财产性收入、经济增长与农村内部收入差距——基于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收入差距不仅是理论研究的热点,也是当前中国面临的重要问题。文章以农村内部收入差距为研究出发点,选取中国1993~2011年相关数据,采用向量自回归模型(VAR)、Johansen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脉冲响应、方差分解等方法来定量考察在城镇化及经济增长外部条件下,财产性收入与农村内部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传统的城镇化模式及经济增长的非均衡性拉大了农村内部收入差距,农民财产性收入增长缓慢,农民落入"财产性贫困"陷阱的风险正在加大。据此,文章从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视角提出,应尽快推进城乡土地市场一体化的新型城镇化,改革土地征用和流转制度,建立和发展农村房产租赁和买卖市场,构建异地(跨区域)宅基地、土地、房屋等财产收益分享机制。

经济开放与收入差距:基于STR模型的分析

基于1978—2009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在总结相关传导机制的基础上,运用平滑转换回归模型就经济开放对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进行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经济开放与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是非线性的,两者之间存在明显的体制转换动态特征。在1985年以前,经济开放对收入差距的效应为负;在1985年以后,经济开放对收入差距的效应为正。主要原因在于,经济地理效应和技术偏移效应逐渐替代了要素禀赋效应。

对外贸易、FDI与我国收入差距关系的实证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基尼系数偏高和收入差距扩大受到了诸多因素的影响,笔者从对外贸易和FDI的角度探讨其相互间的关联性问题。通过构造VEC模型的实证检验表明:国际贸易竞争力的增强扩大了我国的财富分配差距,外国直接投资的大规模流入则有助于改善收入差距。FDI对我国出口具有促进作用,对进口则有替代作用,基尼系数偏高隐含的低工资成本也是对外贸易保持快速增长的重要原因。

中国对外贸易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关系研究——基于1978年～2008年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笔者利用1978年～2008年中国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对中国进出口贸易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对外贸易是影响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从整体来看,在1978年～2008年期间,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导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但是,不同时期贸易对全国以及三大区域的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程度、影响方向和显著性都不相同。出口和进口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也有差异,而进口对全国以及三大区域的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比出口更大。

国际贸易、FDI对新兴经济体收入分配的影响——基于金砖四国面板数据的分析

国际贸易和投资影响一国的收入分配。本文基于World Bank数据库的数据资料,利用系统GMM估计方法,经验验证发现出口、进口和FDI与金砖四国的基尼系数同方向变动,国际贸易和投资对金砖四国收入差距的综合影响力系数为0.081,加入世贸组织后,金砖四国的收入差距没有呈现缩小态势。利用时间序列模型进行验证发现,参与国际贸易和引进外资对巴西、南非和中国收入差距的综合影响力系数分别为0.15、0.37和0.14,国际贸易和投资恶化了这些国家的收入分配;而印度的综合影响力系数为-0.07,国际贸易和外资改善了该国的收入分配。

创业对农户内部收入差距的影响及机制研究

依托“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现实背景,深入剖析农户创业与农户内部收入差距的内联关系意义重大。文章首先采用数据调查、RIF等多种命题研究分析方法,对农户创业与农户收入差距间的影响渠道与作用机制进行研究,然后采用工具变量、倾向得分匹配等多种回归检验方法对分析结果进行验证,结果表明:农户创业与农户收入差距间存在正向驱动关系,农户创业水平的提高引致农户收入不均衡状况的加剧;工资性收入差距是导致农户创业扩大农户内部收入差距的主要途径;机制分析表明:互联网使用、社会资本效应、民间信贷效应是农户创业影响农户内部收入差距的重要传导机制。农户创业对于乡村振兴的后续深化实施具有重要作用,在乡村振兴背景下,既要注重激发农户创业意愿,也要满足农业现代化需求,从而避免农户内部收入差距过大,阻滞乡村振兴战略的持续推进。

我国上市银行内部薪酬差距对绩效影响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14家上市银行的2008年年报数据为基础,结合当前形势政策,对高管之间的薪酬差距、高管与全体职工的人均薪酬差距和银行的绩效进行了相关性的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高管之间的薪酬差距对净资产收益率无显著影响,对每股收益有较小的正向影响,一定程度上支持了锦标理论;而高管与全体职工的人均薪酬差距对银行绩效有很强的负向影响,符合行为理论的假说。

海南省旅游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实证研究

基于2005—2017年海南省各市县的面板数据,构建旅游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回归模型,从整体和不同发展阶段实证分析旅游发展对海南省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显示:整体上看,旅游发展水平、金融发展、对外开放等显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经济发展、教育水平、城镇化、政策偏向因素等扩大城乡收入差距;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因素在国际旅游岛建设前后发生了变化,国际旅游岛之前,旅游发展、经济发展显著扩大城乡收入差距,其他因素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国际旅游岛实施后,旅游发展、经济发展、金融发展、对外开放水平显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教育、城镇化水平转向扩大收入差距,政策偏向因素持续显著扩大城乡收入差距;城乡收入差距在国际旅游岛建设前后的变化验证了Simon Kuznets的经济增长对收入差距的倒“U”假说。

外贸关联度如何影响区域间和区域内的收入差距?——基于要素流动阻碍的视角

国际贸易给中国带来新机遇的同时,也对中国实现共同富裕产生了多种影响。基于要素流动阻碍的视角,阐释了国际贸易如何影响中国区域间和区域内的收入差距,并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虽然国际贸易有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与劳动力需求,从而提升中国地区收入,但总体外贸关联度的提高加剧了中国区域间收入差距,这是外贸产业具有区域不平衡性造成的,而人口跨区域流动有助于减小区域间收入差距。与之相反,区域外贸关联度的提升缩小了区域内收入差距,技术溢出效应增强是其主要影响机制。同时,交通设施建设有助于增强国际贸易对区域内收入差距的抑制作用。基于研究结论,提出了加快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发展地区特色产业相关政策的建议以推进共同富裕的实现进程。

家庭金融资产与农村内部收入不平等:一个倒U形关系

在农民收入不断提升、绝对贫困现象全面消除的背景下,农村居民之间收入不平等问题相对凸显。本文基于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微观数据,以再中心化影响函数回归方法 (RIF)实证探索了家庭金融资产对农村内部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研究发现:家庭金融资产比重与农村内部收入不平等存在先扩大后缩小的倒U形关系,当前我国农村处于倒U形曲线的左侧,尚未到达拐点;非西部地区倒U形曲线的临界点高于西部地区;持有风险金融资产的农户收入不平等程度更低。因此,农村金融政策不仅要致力于降低农户获取金融资源的门槛,让更多农村家庭跨过倒U形曲线的拐点,还须呈现区域性特征;此外,应重视提高农户的金融知识、风险偏好与风险投资能力。

基于空间计量的进出口贸易与居民收入差距的关系研究

基于空间计量经济学,采用我国31个省2002～2010年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得到主要结论如下:(1)我国各省份的居民收入差距(城乡之间、城镇之间、农村之间)在空间分布上表现出一定的空间正自相关性和集聚效应,不同地区的居民收入差距存在空间互补效应;(2)进出口贸易总额的增加会引起我国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和城镇居民内部收入差距的缩小,而对农村居民内部的收入差距没有显著的影响;(3)进口贸易总额的增加带来城乡居民之间收入差距拉大,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缩小,对农村居民内部收入差距没有显著影响;(4)出口贸易总额的增加会引起城乡居民之间收入差距和城镇居民内部收入差距的缩小,而引起农村居民内部收入差距的扩大。

经济开放、国际旅游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基于空间计量模型的分析

以城乡收入差距为被解释变量,经济开放水平和国际旅游收入增长率为解释变量,城镇化率为控制变量,构建空间计量模型来考察经济开放、国际旅游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发现:经济开放、国际旅游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以及经济开放和国际旅游的交互项具有明显的空间相关性;经济开放、国际旅游发展减缓城乡收入差距与消费差距的效果明显,且二者对收入差距、消费差距的偏效应显著;且城镇化也有减缓城乡收入差距与消费差距的作用。

城乡收入差距治理--国际经验与广西路径

在综述美国、欧盟等发达地区治理城乡收入差距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广西地区的实际情况,对缩小城乡差距的具体路径进行探讨,并从农业发展模式、稳定农产品价格、城乡一体化治理等5个方面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

南昌市城市居民内部收入差距及其与产业结构调整的关联性

通过拟合洛伦茨曲线,测量南昌市城市居民内部收入差距的大小和变动趋势。通过建立南昌市城市居民内部收入和南昌市产业结构调整的灰色关联,对两者发展中的关联度进行了实证分析。最终得出南昌市城市居民内部收入差距呈现先扩大后缩小的态势,且与产业结构调整高度关联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