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党支部+合作社”产业扶贫模式:运行成效、实践困境与政策建议

“村党支部+合作社”产业扶贫是党建引领产业扶贫的重要实践形式,根据产业扶贫中村党支部、合作社和贫困户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可以分为党员干部领办型、经济能人带动型与贫困户联合型等三种产业扶贫模式。调研发现:三种产业扶贫模式均突出村党支部在产业扶贫中的引领作用;村党支部直接领办或者动员经济能人、贫困户创办合作社参与产业扶贫,形成村党支部、合作社、贫困户三方联合的经营发展模式,在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增加贫困户收入和提升贫困户发展能力等方面取得较好成效,但是在实践中也面临“政经不分”、“精英俘获”、难以可持续发展等问题。今后党建引领产业扶贫的实践模式应当因地制宜、因村施策,加强村党支部对产业扶贫工作的领导,大力发展村集体经济,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

城乡中国时代的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集体行动理论对话与袁家村案例分析

中国已进入城乡中国时代,讨论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问题,必须具备城乡互动视野。长期的去组织化,使得乡村无法抓住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带来的机会,反而加速乡村各生产要素流出。再组织化是实现乡村共同富裕,推动乡村创造新供给、满足城市新需求,促使城乡发展再平衡的重要前提。本研究通过继承与对话理性选择与结构主义的集体行动理论,提出城乡中国时代村庄再组织化“是否必要”与“如何可能”两大问题。基于袁家村案例分析,本研究对中国特色的农民合作和自组织理论,做出本土化完善。本研究认为,城乡发展不平衡的外部结构与乡土中国向城乡中国转型的新机遇,为村庄再组织化提供必要性;村庄结构性因素和个体行动者交织互动,为村庄再组织化提供可能性。“中心人物-关键群体-后续参与者”相继将创造乡村新供给的设想付诸实践,促成城乡互为供求、有序互动的融合。乡土中国时代以“以土为生”的均质化小农,在城乡中国时代以高度异质化特征出现,并将形成有别于一般农民合作社均质化假定的新的集体行动结构。对乡土中国的社会结构进行利用和升级,可以推动形成基于市场规则和乡土人情相互融合的城乡中国时代的新村庄社会结构。异质化的个体行动者与村庄社会结构的不断交织互动,能够推动村庄再组织化不断迭代升级,促成城乡中国时代的供求匹配,实现城乡发展再平衡,推动实现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

农民组织化促进乡村包容性增长的实证分析--基于农村基层党组织与农民合作社的视角

乡村包容性增长是乡村振兴的本质要求,农民组织化是重塑乡村主体性并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研究基于云南省乡村面板数据,应用广义矩估计模型(GMM),揭示了农民组织化影响乡村包容性增长的路径机理。研究发现,农民组织化具有“做蛋糕”和“分蛋糕”的双重功能:以农村基层党组织为表征的农民政治组织化具有积极的收入增长效应和收入分配效应,促进了乡村包容性增长;以农民合作社为表征的农民经济组织化具有积极的收入增长效应和消极的收入分配效应,在提高乡村收入水平的同时拉大了乡村的贫富差距;组织互嵌具有积极的收入增长效应和收入分配效应,促进了乡村包容性增长。更为关键的是,农民合作社的收入分配效应并不是天然的,其“益贫性”依赖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嵌入、精准扶贫政策的介入和较高的乡村经济发展水平。据此,从提高农民参与农村基层党组织积极性、创新农民合作社体制机制和加快“党支部+合作社”互嵌式发展方面,提出了促进乡村包容性增长的农民组织化策略。

村社重建的组织化过程及其经验——以豫东H村疫情应对为切入点

在疫情防控中,豫东H村落实联防联控机制有效、化解蔬菜销售困难举措有力、服务村民生产生活积极有为,村庄生活井然有序。这得益于村庄以组织化的村社制度增强村社理性,促进村社重建。梳理H村长达十六年的村社重建过程,可以形成三条经验:在人才建设上,引入外生结构性力量培养具有合作经济思想和能力的村庄带头人,使其成长为村组织权威人物,这是关键;在组织建设上,通过农业生产、统购统销、资金互助、生活福利及文化建设等服务社员,形成村社利益共同体,这是纲本;在宏观环境上,国家制度资源下乡对代表村社理性的村级组织的有效赋权和赋能,这是保障。H村的经验表明,农村政策的制定可以朝着重建村社理性、加强村庄新集体经济的村社组织化建设方向着力。

关于社区林业可持续扶贫模式的探讨

社区林业作为新兴的参与式林业,改变了“刀耕火种”的传统林业与“规模开发”的政府林业的经营方式,对于农村扶贫起到了积极的引导和推动作用。中荷扶贫社区林业项目面对山区反贫困的各种挑战,积极探索和帮助山区贫困农民,建立起“农户林业+科技示范机制+农民专业协会”的可持续扶贫模式。以“开发式”生态扶贫方式,促进社区林业从生存角色向脱贫致富产业的方向转变。